如果你初到濮陽，在縣城打聽古十字街，幾乎沒有哪個人知道。雖然濮陽縣是以“古十字街”之名申報的中國歷史文化名街，但這卻不是當地百姓約定俗成的地名，當地百姓習慣稱古十字街為“四牌樓”。

    其實四牌樓是一座單體古建筑，坐落在十字街中心，由四根方柱架起，綠色琉璃瓦頂蓋，上面四角如翼，下面架空敞開，整體像個亭子。但若從四面分別看，卻都是一個牌樓，所以稱為四牌樓（也即四面樓）。在中國古代的許多城市里，這樣地處要道的建筑并不少見，例如北京的東四、西四牌樓，均是此類。

    一

 

    濮陽縣城始建于五代時期，至今有1100多年的歷史。坐落于縣城中心的古十字街，其標志性建筑即是與古街一樣古老的四牌樓。四牌樓建于明朝嘉靖元年，是當時的地方政府為了表彰濮陽籍的名吏侯春、侯英父子而立，四牌樓四角高挑懸立，鰲頂鑲嵌瑞獸，四面有四幅鼎，上書顓頊遺都、澶淵舊郡、河朔保障、北門鎖鑰。

 

    濮陽古十字街的建筑均為明清風格，前門開店，后面宅院結合，建筑主體主要是單層硬山頂、青磚灰瓦、房檐高挑的民宅，家家店鋪都有精美雕刻做裝飾。

 

    濮陽古稱昆吾國。上古時期，濮陽地跨兗、冀二州，是黃帝與少昊兩個部落的交接地帶。黃帝與蚩尤大戰就發生在這里，據說蚩尤之首就埋在臺前縣�！　�

 

    春秋時期，因該地在濮水之陽，始名濮陽。秦贏政七年設濮陽縣，之后朝代更迭，曾沿用澶淵、澶水、澶州、開州等名稱，民國三年復稱濮陽。

濮陽名勝古跡眾多，最著名的有：帝舜故里瑕丘、玄宮、中心閣（俗稱四牌樓）、中華第一龍出土遺址、會盟臺、張揮墓祠、倉頡陵、子路墳、清豐亭、契丹出境碑及御井、唐兀公碑、八都坊等。

    歷史上發生在濮陽的著名戰爭有：黃帝擒殺蚩尤的大戰、商滅夏的“昆吾之戰”、以少勝多的晉楚“城濮之戰”、孫臏龐涓斗智的齊魏“馬陵之戰”、秦楚“濮陽之戰”、鄭晉“鐵丘之戰”、曹操呂布的“濮陽之戰”等，古戰場遺跡至今歷歷可辨。

 

    濮陽原為黃河古渡，五代前期，后梁后唐展開了黃河爭奪戰，后唐莊宗李存勖下令在此筑起城池，作為進攻開封的橋頭堡。到了北宋，這座為攻打開封而筑的城，成了開封重要的北方屏障。作為州郡所在地，隋代在此地設立澶淵縣，唐代升格為澶州。到了宋代，這里又成了澶淵之盟的見證地。

 

    穿過西大街，四牌樓西向400米有一處紅墻灰瓦的院落，門口牌匾上大書“回鑾碑”三字。院子里有一通古碑，一眼古井，據說都是千年前宋真宗的“真跡”。

 

    相傳古井是為宋真宗飲水而鑿；古碑即《回鑾碑》，也叫《契丹出境碑》，碑文是宋真宗所賦《契丹出境》詩，傳系真宗親筆。

 

    史書記載，宋景德元年（1004年），遼圣宗與其母蕭太后率二十萬大軍，以驍將蕭撻懶為先鋒，從幽州出發南侵，采取避實擊虛戰略，繞過冀（今冀縣）、貝（今清河縣）不攻，直抵黃河北岸澶州（今濮陽），急書一夕五至，宋廷大震。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是四川人，請幸成都。同知樞密院事寇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當誅。”并苦諫真宗御駕親征。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真宗在寇準等人輔佐下，從京都起駕至澶州南城，隔河不進，以觀形勢。寇準進諫說：“陛下只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望鑾駕，若不渡河，人心益危，敵氣未懾，此非取威決勝之策。”在寇準、高瓊等人力促之下，真宗渡過黃河，來至澶州北城，登上北門城樓，宋軍將士望見黃龍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軍威大振。

 

    此前，遼軍大將蕭達懶自恃悍勇，率數十輕騎到澶州城下巡視，被宋軍以伏弩射殺，遼軍士氣大挫，蕭太后得知蕭達懶死訊，痛苦不已，“輟朝五日”。此時，宋軍仍堅守遼軍背后城池，令遼軍腹背受敵，處境極為不利。蕭太后于是派人與宋軍議和。

 

    宋遼之間的戰爭，已持續了25年，雙方僵持不下，都有厭戰之心。經過一番周折，最終簽訂和約：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10萬兩，絹20萬匹；兩朝罷兵，各守舊界，互不侵犯；雙方于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此約史稱“澶淵之盟”。

 

    當和議成功，兩軍班師，真宗不勝欣喜，賦詩一首：“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辟兇竄北荒。堅冰消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回旆躍龍驤。”鐫刻于石，以志其事，謂之“回鑾碑”，立于御井旁。

 

    遺憾的是，如今這塊石碑只剩下上半塊，下半塊為復制的贗品。據當地文史工作人員介紹，該碑早在數百年前曾被掩埋，后人重新發現時，就只剩下了半塊，但碑上文字仍清晰可辨，字大如掌，蒼勁挺拔，秀麗流暢，令人贊賞。

 

    對于澶淵之盟，歷來眾議紛紛。有人認為，宋真宗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屈辱求和，喪權辱國，使北宋國威掃地。而宋朝名臣富弼等人則以為，歲幣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百分之一二，“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澶淵之盟簽訂后，宋遼結束戰爭狀態，并在此后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促進了兩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濮陽也因此得以繁榮。

 

    二

    走進濮陽老城古十字街的西街口（十字街東、西、南、北四面都可以走進），佇足向城中心眺望，便會看見前面最高處那座偉岸的建筑一一四牌樓（也即中心閣）。

 

    四牌樓總體為方形木石結構，四角以石柱支撐閣頂。閣頂為全木結構，扣榫嚴緊，四角各有斗拱相托，并有油畫相襯，古色古香。頂部有四道脊，頂脊有八只蹲獅，栩栩如生。四角美獸嘴叼下懸銅鈴，風吹鈴擺，響聲叮咚。頂端外壁有四塊書字額板，東面寫的是“顓頊遺都”，西面寫的是“澶淵舊郡”，南面寫的是“河塑保障”，北面寫的是“北門鎖鑰”，為當代書法家劉文選筆跡，字大如斗，蒼勁有力。

 

    古十字街另一個突出的建筑是八都坊，又叫“澶淵名閥坊”。該坊坐落在濮陽老城跨北大街上。坊為青石結構，由石條、石柱疊砌嵌合而成，渾然一體，氣勢挺拔，巍峨壯觀，堅固耐震。頂端獨石橫梁雕“八都坊”三個二尺余方大字，為當時著名大書法家韋大秦所書，筆鋒雄渾有力，堪稱上品。

 

    八都坊為明朝萬歷年間所建，由明代濮陽籍御史紀著、侯英，大理寺卿李玨、史褒善、王延，尚書趙延瑞、董漢儒，巡撫吉澄八家共立。據說，當時坊之南北還有兩個下馬坊，文官到此下轎，武官到此下馬，皇帝到此，也要“龍行三步”，足見八大名閥在朝中的聲望。中國歷史上，一縣之地能出這么多高官也屬少有�？梢姎v史上的濮陽實屬人杰地靈、藏龍臥虎之地。

    八都坊名字的由來，民間有著多種故事，其中一個說，坊建之初，八大名閥誰也沒能為其起個合適的名字，有人推薦韋大秦，但韋為人耿直，不攀權貴，屢邀不就，坊建成很久，也未得落實。一天，韋大秦上街買柴，因錢不夠，自薦以字賣錢頂柴價，于是寫了“八都坊”三個大字，要老漢去賣。老漢問他要價多少，韋說越多越好，并說如賣不出去，他就回家取錢給付柴價。　　

 

    老漢將信將疑，去到街上，索銀百兩。此事轟動全城，有好事者告知董漢儒，漢儒急邀老漢至府，問明情況后，又請其他名閥來府商議。眾見“八都坊”三個蒼勁有力的大字，盡皆歡喜，付足老漢銀兩后，遂請名匠精刻于坊頂豎碑之上，八都坊由此得名�！　�

 

    八都坊還有另外一個傳說。隨著歲月流逝，坊體結構發生了變化，橫梁裂了一道縫，看著挺嚇人。坊主想修復，但給錢再多，人們也沒有修復的本事。一天，突然暴風驟起，電閃雷鳴，顯然大雨將臨。人們聚集在一起，議論八都坊的裂紋，憂心忡忡。這時，一陌生老叟要價黃金百兩，自薦能修復橫梁上的裂縫。面對八都坊將要坍塌的威脅，人們認可。老叟又要求要在沒人看見的情況下修復，大家也都同意。就在去到前面屋子里避雨的當兒，老叟神不知鬼不覺地鋦牢了石梁的裂縫……

 

    三

 

    如果說，四牌樓、八都坊是人文蔚然的見證，那么古十字街上與老城東關外的兩座教堂，則沉淀了清末民初西方教會滲入濮陽的歷史記憶。

 

    十九世紀晚期，西方傳教士開始在濮陽頻繁活動。1890年，法國傳教士貝堯在東大街購地建起天主教堂，1900年，這座教堂被義和團放火燒掉。這個教堂的損失，被法國列入庚子賠款，如今東大街路南的天主教堂，就是以庚子賠款重建。

 

    東大街的天主教堂建筑宏偉，前有廳，后有祭臺，正有大門，旁有側門，內有十二明柱，雪白旋渦頂，五彩玻璃窗，陽光照下，五光十色，耀眼奪目。大堂內排放連椅，下置棉墊，為教徒跪拜祈禱所用。祭臺神龕內，繪有約瑟抱小耶穌彩色畫像，前有供桌，繡花圍裙上供鮮花果品蠟燭之屬。左前壁繪有耶穌畫像，對聯是：“萬緒傷心何人慰藉。一腔熱血為汝消磨。”右前壁繪有圣母瑪利亞畫像，對聯曰：“全備諸德古今第一，無染原罪天下無雙。”教學兩壁有玻璃鑲嵌的二十四幅耶穌蒙難史畫。整個教堂寬敞幽靜，美麗壯觀。

 

    天主教又稱羅馬公教，與東正教、新教并稱為基督教三大教派，它既奉天主（上帝），也奉耶穌，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為“圣母”�！妒ソ洝酚涊d，公元元年12月25日，耶穌誕生于猶太國耶路撒冷城外的伯利恒，母名瑪利亞，為童貞女，生耶穌是靠天主圣靈感孕，養父名約瑟。耶穌30多歲開始在馬勒斯坦地區傳教，三年后遭猶太教當權者妒忌，被扭送駐猶太國羅馬總督彼拉多衙門，以“稱王惑眾”罪被判極刑，釘死十字架，死后三天復活，復活后40日升天，升天后10日又由天主第三位——圣神以寵光啟發宗徒們智慧，增加其勇氣，使之四出傳教。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景教)，但是，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意大利人利瑪竇成為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他成功地在北京覲見了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系，開啟了日后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后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他認為，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并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他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

 

    利瑪竇等意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后在清軍入關時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并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也重用意大利傳教士。后來，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在菲律賓和中國排擠意大利傳教士，向教皇申訴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并派特使到中國覲見皇帝，態度驕橫，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系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并嚴格地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

    四

 

    濮陽古十字街至今保留有200多家傳統店鋪，有裝裱、木刻、傳統食品、茶肆、古字畫、傳統手工藝等。街兩側的鋪面基本都是前店后作坊，單層硬山，門臉為板搭門環環相扣。四條大街的店鋪每隔一段都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大門向里通往后面，又把大街背后分別間隔成若干院落，大門保存完好，大門兩山墻前檐上部墀頭圖案雕刻精美，有梅花、竹子、喜鵲、人物等。

 

    坐在老城東街一座青磚門樓下的長條凳上休息時，我與身邊一位白發皤然的老太聊了一會天，向她了解古十字街上的故事與風俗，老太聽覺不佳，溝通半天僅知道她93歲，自幼生長在古十字街，娘家做饃，婆家做籮。幸好旁邊的中年女人很健談，她和我說，近些年，十字街一帶的人都靠手藝或做生意謀生，也有做得好的，也有一般維持的，但活得都不算累，因為沒有誰那么死心眼兒地和自己過不去。

 

    中年女人還說，30年前，濮陽縣十里八鄉的人進了城，最想做的事，就是到四牌樓下吃兩個壯饃，喝碗丸子湯，“進趟城，這是起碼得做的事。在那個食物短缺的年代，這種情況每一個人都有，我也是。如今不同了，如今懷揣著舊夢的人，仍能找到十字街，找到四牌樓，找到記憶中的壯饃老店，買到的壯饃，還是原來的做法、原來的味道，甚至賣壯饃的，還是原來那家人。”

 

    兩天的時間里，我幾乎都徘徊在十字街頭，在品嘗四牌樓下的壯饃（俗稱肉餅，已有100多年歷史），與商鋪老板聊天，在93歲老人的耳邊放大嗓門詢問的過程中，漸漸認識到一個事實：古韻依然的十字街，其變化也是深入骨髓。在農業文明中，十字街是全城、全縣、全州的商業中心，而隨著農耕時代的漸行漸遠，十字街漸漸失去了核心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