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我國發現了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什么樣子？暫時沒有發現。于是西方一些學者抓住這個空子，編造出“中國文化西來說”，“外來信息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起源的決定因素”等。這些言論激起我國考古工作者的強烈憤怒，決心尋找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填補這段空缺。       
         
    時間過去了半個世紀，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河南省新鄭縣（今新鄭市）找到了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遺址。這一發現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新突破，一時轟動國內外，有力地駁斥了西方學者的荒謬論調。這一重大收獲，二十世紀末被評為河南省二十世紀十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中國二十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之一。國務院公布裴李崗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在回憶起來裴李崗遺址的發現，與其他事物一樣，都有一個由不認識到初步認識，再由初步認識到完全認識的過程。今年是裴李崗遺址發現30周年，現將我親身經歷裴李崗遺址發現與發掘過程的回憶、記錄下來作為紀念。       
      
    裴李崗遺址位于新鄭市新村鎮裴李崗村西，一九七七年四月發現，面積二萬多平方米。    

    據裴李崗村群眾說，解放后五十年代裴李崗村就曾出土過石器和陶器，當時群眾不認識是文物，便視而不見，或把它毀掉。有的群眾把出土的石磨盤當成洗衣搓板使用。     

     1960年元月，我剛被調到縣文教局教研室工作后，又借調到縣文化館做文物工作。在此期間，縣文化館做文物工作的孟昭東同志曾收集到部分石磨盤、石磨棒，開始認識這些器物是文物。但弄不清是什么時代的文物，也叫不出器物名稱，于是就把像長石板，兩頭圓形，一面有稍凹的面，另一面有四個矮足的器物，起了個名字叫“石碾盤”。    

    1969年冬，縣文化館又收集到裴李崗村西地出土的一件石磨盤。這時縣文化館已收集到石磨盤、石磨棒近二十件。       

     1972年2月29日《河南日報》第四版刊登《我省出土的歷史文物介紹》中，有新鄭縣裴李崗村1965年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照片。照片說明是“原始社會晚期的石碾盤和石棒”，沒有說明其具體時代。       

     1973年，國家文物局組織“文化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向全國各地征集文物，新鄭縣文化館推薦送上裴李崗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據說在準備展出時，對石磨盤、石磨棒出土的具體地點和具體時代提出疑問。國家文物局立即責成河南省文化局調查清楚。河南省博物館駐新鄭工作站、新鄭縣文化館派出四位同志前去裴李崗進行調查。他們在裴李崗村及其周圍沒有發現古文化遺跡，地表斷崖不見灰土和陶片。沒有弄清楚石磨盤、石磨棒出土的地點和時代。調查結果上報后，因石磨盤、石磨棒出土的地點和時代沒有調查清楚，石磨盤、石磨棒撤掉、退回。1975年春我去省博物館取退回的石磨盤、石磨棒時，心里沉甸甸的。想這樣好的文物，弄不清出土地點及具體時代，感到很遺憾！從此后，便把這個問題掛在心上，處處留意，渴望早日搞清它。        
 
    1975年冬，新鄭縣觀音寺公社唐戶村社員在該村南崗平整土地，出土很多仰韶時期的文物。縣文化館派人察看后，按照有關法規，令其停工。       

    1976年12月20日，開封地區文管會、新鄭縣文管會配合唐戶平整土地，聯合舉辦了亦工亦農文物考古短訓班，發掘唐戶遺址。開封地區文化局文物科科長崔耕主持短訓班，由我協助，邀請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師李友謀、陳旭、密縣文化館文物干部趙世綱指導發掘工作。我們在唐戶村看到出土的很多器物，其中有幾塊石磨盤，使我們感到驚奇，唐戶村也出土石磨盤！       

    1977年3月5日，開封地區文管會、新鄭縣文管會聯合在新鄭縣文化館，繼續舉辦亦工亦農文物考古短訓班，修復整理唐戶遺址出土的器物和寫簡報。開封地區文化局文物科科長崔耕主持短訓班，由我協助工作，李友謀、趙世綱作業務指導。       

     3月11日，我接到新村公社給縣文化館打來的電話，說該公社裴李崗村社員，在村東南地平整土地挖出一個古墓，群眾發生嚴重爭執，要求縣文化館趕快去處理。       

    3月12日，我去裴李崗村東南地平整土地現場，見群眾正在爭吵。姓李的群眾說挖了他們的祖墳，姓裴的群眾說不是姓李的祖墳。雙方爭執不下，幾乎發生打群架，氣氛很緊張。我一看是一個明代磚室墓，規模很小，也遭破壞。由于當時“左”的思想嚴重，我對雙方的群眾講：“平整土地是毛主席號召的農業學大寨運動，為挖出一個磚圈墓大家爭吵起來，影響平整土地，值得不值得！從磚圈墓可以看出墓主人是有錢的，不是地主就是富農。幾百年后的今天，咱們貧下中農為爭這個不是地主就是富農的老祖墳還有啥光彩？”我這樣上綱上線的一講還很湊效，姓李的群眾不爭了，姓裴的群眾也平息下來了。接著我說，現在既然停工了，縣文化館來人將墓清理后繼續平整土地。       

    3月13日，我帶領臨時工馬金生對該墓進行清理，社員群眾圍觀的很多，我就對社員群眾講什么是文物，保護文物的重要意義，保護文化是每個公民的光榮義務。又著重聯系到裴李崗過去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說這些文物很重要，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時間在什么地點出土的。要求社員群眾，在今后平整土地或其他工程中，發現出土石磨盤或其它器物，一定保護現場，器物原位不動，馬上報縣文化館。       

    裴李崗村東南地經過一段時間平整土地工程結束后，社員轉移到裴李崗村西地進行平整。       

    4月2日，裴李崗村社員李鐵旦，背著沉甸甸的麻袋，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來到縣文化館正在舉辦的短訓班，我馬上接住，李鐵旦說：“老薛，前些時你在俺村說，再發現器物報來，我把俺村西地平整土地出土的器物送來了，現場保護著。”我打開麻袋一看，是一件幾十斤重的石磨盤和幾塊料礓石化了的人骨，真是喜出望外，太好啦！       

    4月3日一大早，我和李友謀、趙世綱到裴李崗村西地，現場保護得很好。出土的石磨盤印的痕跡原樣沒動，清晰可見，有人骨和碎陶片，是一座墓。當即將石磨盤取來放進去恰好，就在此出土。我們三人看了另一座墓里的人骨，頭部胸部及上肢骨已經料礓石化了。頭骨兩側各有一件陶器。在平整土地現場發現極少小塊泥質紅陶片和夾砂陶片。我們初步認定裴李崗村西地是一處比較重要的古文化遺址，要求村干部立即局部停工，一定保護好現場。當天中午我們回到縣城。因崔耕同志因事回開封了，下午2點鐘電話匯報開封地區文化局，晚上七點多鐘崔耕回電話說：“裴李崗發現遺址很重要，地區文化局領導很重視，我馬上回新鄭，準備一下，進行局部試掘。”次日崔耕一早回到新鄭短訓班，與李友謀和我，再次察看裴李崗遺址后，立即向省文化局請示，省文化局同意試掘。       

    4月5日，我們短訓班派學員馬金生進駐裴李崗村，監視平整土地出土器物現場，同時調查收集過去出土的器物。崔耕同志派我到裴李崗村與生產隊長商定試掘占地賠產及試掘人員的吃、住等事宜。       

    4月8日，經過短暫準備，短訓班負責人崔耕同志派趙世綱帶領學員馬金生、唐福梅、游永奎到裴李崗村正式試掘。李友謀同志帶領幾個學員在文化館繼續修復器物、整理資料。這次試掘，因經費奇缺，參加人員很少，時間很短，在試掘短短的十二天中，崔耕、李友謀和我幾次去試掘工地拍照墓葬和出土器物等。       

    這次試掘開挖了五條探溝，總計試掘面積118平方米，發現8座墓葬，五個灰坑。共出土石器25件，陶器21件，骨器1件，獸骨2件，綠松石珠2枚。這是裴李崗遺址第一次科學發掘得到的實物資料。       

    4月20日至5月底，開封地區文管會和新鄭縣文管會，在文化館聯合舉辦的亦工亦農文物考古短訓班，一部分人修復整理唐戶出土器物，由李友謀同志執筆寫唐戶的報告，題目是《河南省新鄭縣唐戶兩周墓葬發掘簡報》。一部分人，集中時間修復整理裴李崗試掘出土的器物，進行繪圖、照相。有趙世綱同志執筆寫簡報。簡報題目是《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上述兩份報告均由學員馬沛林刻印而成。在整理修復寫簡報過程中，我們多次討論裴李崗遺址的特點、性質和時代，認識比較一致，心情更加興奮。并在簡報中大膽的首次提出命名為“裴李崗文化”。但是，內心沒有把握，決定到上級有關部門請教。       

    6月11日，崔耕、李友謀和我（趙世綱因故未去）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處，向處長付月華同志匯報了發現裴李崗遺址及試掘情況。付處長聽了匯報后說，裴李崗遺址很重要，建議我們到國家文物局匯報。       

    6月14日下午七點鐘，崔耕、李友謀和我帶著試掘簡報和部分出土器物，乘火車去北京，15日晨到達。       

    6月16日上午，我們到國家文物局文物處，向處長陳滋德匯報。陳處長聽了匯報后也認為裴李崗遺址很重要，當即寫信把我們介紹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天下午我把帶去的《河南省新鄭縣唐戶兩周墓葬試掘簡報》先送到《文物》雜志編輯部。《文物》雜志編輯部總編輯楊謹同志看到我們拿的裴李崗遺址試掘簡報，順便翻閱后認為很重要，當即要求留給她，立即在《文物》雜志上發表。我們說國家文物局叫送到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楊謹同志表示很惋惜。       

    6月17日上午，我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向國內外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所長及考古專家安志敏先生匯報。夏所長、安志敏先生聽了匯報后，看了我們寫的試掘簡報和帶去的器物，夏所長驚喜地說：“新苗頭，很值得重視。”接著問我們：“出土的木炭帶來的沒有？”我們說：“帶來啦。”立即叫實驗室的同志來取走，盡快測定出年代。我們將簡報留給安志敏先生，請他提出修改意見。       

    6月21日，我們又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看了裴李崗遺址出土的器物，蘇先生一看便說：“這些陶器很早，年代至少在七、八千年以上，是河南地區第一次發現，很重要。我馬上給你們省文化局文物處處長付月華同志寫信，請他重視裴李崗遺址。”       

    6月22日，我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聽安志敏先生對簡報提出的修改意見。安先生再三囑托：“回去后抓緊修改簡報，早寄來早發表。”       

    在京期間，我們將帶去的裴李崗遺址墓葬出土的料礓石人骨，送到中國科學院古人類研究所鑒定是否成了化石。該所古人類專家張振標同志說，料礓石人骨有石化成份，但還不是化石。料礓石成這個樣子，須要1萬年左右時間，少說需要8千年。       

    由于北京國家的考古學家對裴李崗遺址給予很高的評價，大大鼓舞了我們。自北京回來后，一方面積極修改試掘簡報稿，一方面向省、地、縣各級有關領導匯報趕赴京請教的情況。省、地、縣領導聽了赴京請教的清況也受到很大鼓舞。于是決定繼續發掘裴李崗遺址。       

    這次發掘，1978年3月20日開始，開封地區文管會、新鄭縣文管會和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聯合進行。地區文化局文物科科長崔耕同志主持發掘的全面工作、我協助，李友謀、陳旭做具體業務指導。       

    短訓班在學習時，喜訊傳來，1978年第二期《考古》雜志來了，首篇刊登的是《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簡報。簡報披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對裴李崗遺址出土的木炭標本，進行放射性碳素測定的年代，為距今7885+480年（未經樹輪校正）。短訓班全體人員歡騰起來，裴李崗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       

    1978年4月12日，短訓班講課學習結束，全體人員奔赴裴李崗“安營扎寨”，集體起火，伙食由李彥卿同志管理，分散住在群眾家，理論聯系實際，進行發掘。發掘前首先進行考古鉆探調查，初步探明以水渠為界，渠西發現墓葬，渠東則文化層較厚。依據調查情況，選擇了渠西和渠東兩個發掘區。這次參加發掘的人員多了，分成兩組，一組在渠西墓葬區進行發掘，一組在渠東遺址區進行發掘。參加發掘的各縣文物干部和學員都非常認真、細心。如發掘墓葬的同志，開始挖到骨灰或隨葬器物才知道是墓葬，找不到墓壙的邊沿，因年代久遠，墓坑回填的“五花土”根本看不出來，與墓壙的生土一樣。    

    后來在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師陳旭的指導下，仔細辨認墓壙邊沿，終于找到了。這樣發掘后就保持了原始的墓壙原狀。在遺址區發掘的同志也是非常認真細致，因裴李崗遺址年代久遠，遺址的灰土與生土幾乎一樣，陶片極少。挖過耕土層，就一點一點細心的挖，發現一點點遺物，就用小鏟慢慢的輕輕的撥土，用棕刷輕輕的掃土，這樣認真細致的發掘，才保證了一點一點的很小遺物完好地出土。如在遺址區出土了一根骨針，長不足4公分，直徑不足2毫米，有針鼻。還出土了陶塑豬頭、羊頭，直徑3公分，厚1公分多。特別在開封縣文物干部陳藝同志發掘的探方里發現半個小陶豆，他就立即到挖出的土堆里去找那半個，一點土一點土的扒著尋，終于把那半個找到，跟這半個一對正好是一個完整的小陶豆，高2公分，口徑1.5公分。如此小的器物，發掘中稍微一疏乎就沒有了。       

    這次發掘，一開始就大力向群眾宣傳什么是文物，保護文物的重要意義，在村上張貼保護文物的政府通告、標語，放映有關文物的電影。通過宣傳，群眾破除了迷信，覺悟提高了，懂得了“保護文物，人人有責”。原來不叫往家放出土器物，現在歡迎向他們家里放，原來不愿意參加挖墓的群眾，現在也積極要求參加發掘。群眾參加發掘的人數逐漸增加，工地容納不了，后來把他們分成兩班，輪流上工，一班上工，另一班休息。每天圍觀的群眾也很多，工地既井井有條的進行發掘又一派熱鬧。       

    1978年5月5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著名的考古學家安志敏先生等，由北京專程來到裴李崗發掘工地考察、指導工作。在李友謀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察看并聽取了介紹。他看得很仔細，對發掘人員講：“裴李崗遺址很重要。去年的試掘簡報在今年《考古》二期上發表后，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因為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以及他們的關系都搞清楚了。但仰韶文化以前的文化是什么樣子，仰韶文化是怎樣發展來的，一直未解決。裴李崗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仰韶文化以前一段缺環，解決了仰韶文化是怎樣產生的。這個遺址的發現，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從出土的石鋸齒鐮、磨盤等器物看，裴李崗時期的原始農業已相當發達。出土的豬、羊頭骨及陶塑豬、羊頭原始藝術品，說明裴李崗時期的家畜飼養有發展。發現的細石器，打擊面很清楚，為研究更早的古文化遺址有幫助。我建議，發掘結束后抓緊整理出簡報，再發表、宣傳。收集一些木炭再測定一下年代。”下午，安志敏先生給全體發掘人員講課。       

    5月10日，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中文系、學報編輯部，四川大學考古系，河南省農科所等共60多人聞訊來參觀裴李崗遺址。隨后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廣東中山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吉林大學、西北大學、陜西大學、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全國農業展覽館等單位也相繼前來裴李崗遺址參觀考察。        

    這次發掘5月15日結束，歷時34天。總共開掘5×5的探方9個，1.5×10米的探溝5條，2×10米的探溝2條，合計面積340平方米。共發掘墓葬24座，灰坑5個，出土器物一百多件。石器有斧、鏟、鐮、磨盤、磨棒；陶器有鼎、壺、罐、三足缽等，均實用器。墓葬隨葬器物最多的是M15，隨葬品達15件，最少的隨葬品1件。出土的石斧、石鏟、石鐮等是原始農業生產工具，證明原始農業由仰韶時期上溯了一千多年。出土的豬、羊頭骨及牙齒，說明裴李崗時期，在原始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出現了豬、羊等家畜飼養。尤其是陶塑豬、羊頭原始藝術品的出現，對我國家畜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貴的實物資料。裴李崗出土的細石片，含有許昌靈井遺址的文化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裴李崗遺址第二次發掘結束，從裴李崗村回到縣城在縣文化館集中時間修復、寫報告。開封地區文化局文化科科長崔耕同志坐陣，參加修復學員有唐福梅、李超英、尤永奎、馬沛林、馬金生，還有我和尉氏縣文物干部王蔚慶。密縣文物干部魏殿臣專程來為出土器物照像。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老師李友謀執筆寫簡報。于11月初，修復、寫簡報工作結束。       

    11月16日，李友謀和我赴北京送第二次發掘簡報。當天晚上從鄭州乘151次火車啟程，次日晨到達北京。上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簡報交給安志敏先生并與其商量了考古所一九七九年發掘裴李崗遺址有關事宜。11月27日，自北京返回。       

    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隊長鄭乃武，隊員王吉懷、任萬明、田富強來到新鄭，對裴李崗遺址進行大規模的發掘，縣文化局派我配合考古所發掘。還有技工唐福梅、郭志強、喬順杰、王新霞也參加發掘了。上半年4月1日開工，至5月26日結束，下半年9月15日開始，至10月7日結束。兩次共發掘面積2157平方米，發掘墓葬82座，灰坑12個和幾個殘破的窖穴房基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撰寫的《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刊登在1984年《考古學報》第一期）。       

    發掘期間，于1979年5月10日，中國科學院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周口店中國猿人頭骨化石發現者、中國考古學會副會長裴文中先生，在安志敏先生的陪同下，由北京專程來到裴李崗遺址發掘工地考察。河南省博物館的郝本性同志、開封地區文化局程副局長、文化科景科長、新鄭縣委書記王元明、副書記張發忠、縣文化局副局長劉丙申等迎接裴文中先生，并陪同其到發掘工地考察。裴文中先生詳細地詢問了發掘出土器物的情況，并實地拍照。       
      
    1979年《考古》第3期刊登了《裴李崗遺址一九七八年發掘簡報》。裴李崗遺址通過第二次發掘，使我們對其基本文化面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對第二次發掘出土的木炭進行年代測定，共兩個數據，一個距今7145±300年；另一個距今9300±1000年（未經樹輪校正）。再次證明裴李崗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       
     
    裴李崗遺址發現之后，在中原地區的密縣、長葛、鞏縣、登封、中牟、鄭州、舞陽、郟縣、淇縣、尉氏、鄢陵、項城等地，相繼發現了100多處裴李崗類型的古文化遺址。這類古文化遺址，器物有自己的獨特風格，有廣大分布范圍，首先在裴李崗村發現，《考古》1979年第4期刊登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先生撰寫的《裴李崗、磁山和仰韶——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文化的淵源及發展》。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授李友謀、陳旭撰寫的《試論裴李崗文化》。《河南文博通訊》1980年第1期刊登河南省博物館館長、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許順湛撰寫的《論裴李崗文化》論文，提出以裴李崗遺址為代表的古文化遺存命名為“裴李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的認同。1983年12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一書，將“裴李崗文化”收進我國中原地區早期新石器遺存，正式載入史冊。（原標題：裴李崗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