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祿 文

    年畫是我國的一種古老民間藝術，和春聯一樣，起源于門神畫，自漢朝以前就已經有了。民間年畫是中國民間美術中較大的一個藝術門類，它從早期的自然崇拜逐漸發展為驅邪納祥、祈福禳災和歡樂喜慶、裝飾美化環境的節日風俗載體，表達了中國民眾在農耕社會時期的思想情感和美好祈愿。所以年畫在中國流傳面極為廣泛，并形成許多生產基地。也因為它通俗易懂，物美價廉，擁有無數讀者，曾經有過頗為興盛的發展。中國年畫不僅對民間美術的其他門類曾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與其他繪畫相互融合，成為一種成熟的畫種，雅俗共賞。

　　收藏年畫就是跟老外玩“尋寶游戲”

　　張文標是上海卓有成績的年畫收藏家，經過20多年尋覓，他收藏的年畫已有數千件，在國內數一數二。特別是他收藏的上海舊校場年畫，為近半個世紀來所難得一見的珍品。

　　年畫是個收藏冷門、偏門，素來不為藏家重視，為何張文標獨具慧眼呢？對此，張文標娓娓道來：“我最早收藏的是連環畫和各色畫報。或者說，我從小對有圖像的印刷品都很感興趣。上世紀80年代末，我看到吳友如的《點石齋畫報》影印本，大驚失色。吳友如畫的上海近代社會各種場景和人物，是當時文字所難以描繪盡詳的。吳友如在照相術尚不普及的當時，借鑒了西洋畫的手段，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圖像資料，是今天我們研究清末社會現象和人文思潮的文獻。后來我一有空就鉆到舊書店里淘舊書，連環畫、畫報、木刻畫冊等，我都一一收入囊中。幾年后，我收藏的連環畫就洋洋大觀了，新中國成立后各大出版社出版的、由經典名著改編的連環畫差不多都到手了，《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等，都有。后來有人要編一本《中國連環畫集錦》，到我家來翻拍資料，給了1萬元資料費。”

　　后來，不少民間收藏家都發現了連環畫的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連環畫行情持續看漲，珍稀品種不僅難覓，還屢創天價，張文標看準時機將連環畫悉數出手，獲利相當可觀，據他稱有50多萬，“掘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來，張文標就將目光瞄準了還沒被大家重視的年畫和月份牌。但他發現自己已經遲了。雖然中國人并不在意年畫和月份牌，但老外早已“悄悄地進城，打槍的不要”了。有些出自名家之手、品相較好的月份牌，畫面為現代旗袍仕女的那種，已經賣到上萬元。清末民初的老年畫，賣得也不低了。而在古董市場上，同樣的年畫和月份牌，賣給老外的價格是給中國人的十倍，唯利是圖的老板當然要以“國際友人”為重點關照對象了。

　　所以，張文標一出手就遇到了重重困難。好在他有收藏連環畫的經歷，與古董市場的老板混熟了，人緣不錯，人家就愿意留一些給他。“市場里攤頭上擺著的，大多是沒多少價值的，老板開價也高。只有看到認識的熟人，他才肯從柜子底下找出一兩件來，那當然是好東西，但價格也只能由他開了。你當然也可以嫌貴不要，但一轉身他就賣給老外了，還是高價。結果好東西又流到國外去了。”

　　據張文標說，近20年里，不少歐洲的收藏家針對性很強地在中國大陸收藏老年畫和月份牌，有些學者型的收藏家還在大學基金會的幫助下進行專題研究，寫了論文，出了專著，有的還開設專題收藏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就有一個中國年畫研究所，他們的學者到中國來收購年畫，價錢隨便開，再高的價錢他都要。而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的學術機構關注土生土長的年畫。恐怕將來中國人要研究年畫和月份牌，還得到歐洲去呢！”張文標感慨地說。

　　憑著與老外搶寶貝、為中國文化保存一株根須的勁頭，張文標幾乎將全部精力都撲在年畫搜求上了，足跡遍布北京、南京、天津、開封、揚州、蘇州等地。有一次他在北京古玩交易會上收到一對山東楊家埠的年畫《麒麟送子》，尺幅很大，而且人物開臉是手工的，與天津楊柳青年畫的技法極為相似，所以很有點研究價值。事后有老外希望他出讓，被他一口回絕了。

　　從舊校場年畫看海派文化

　　上海的文史專家對上海本土的年畫一直很感興趣，但長期以來，上海舊校場年畫在古玩市場上很少露面。原因是什么呢？

　　據上海地方史研究資料記載，老城廂的舊校場是建于明代的一個演武場，19世紀中期，舊校場出現代銷蘇州桃花塢年畫的店鋪。由于獲利豐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畫，聘請蘇州桃花塢的畫師、工匠繪稿并制作，行銷頗暢。舊校場年畫除在上海自銷外，還返銷蘇州。1860年太平軍東征期間，不少桃花塢業主和工匠為躲避戰亂來到上海，在舊校場重操舊業，使上海的年畫市場繁榮起來。

　　清同治、光緒年間，舊校場年畫盛極一時，在短短200余米的街面上聚集了幾十家畫鋪，其中較出名的有吳文藝、孫文雅、義盛齋、異馨齋、韓菁華齋、趙一大、甘德盛、老文儀、筠香閣、彩云閣、吳錦增、陳茂記、新記、泰興、源興等。著名海派畫家吳友如、錢慧安、改琦等積極參與了年畫創作，在提升藝術境界的同時兼顧了平民化、大眾化，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

　　上海收藏協會會長吳少華表示，錢慧安對上海年畫貢獻最大。錢慧安能放下畫家的架子，從繁華的上海灘只身來到天津的楊柳青，生活在畫工藝匠之間，汲取民間藝術的元素，創作出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在畫市上張貼出他的畫樣，任人購買和評議。這段史料記載在清末蔡繩吾著《北京歲時記》中。

　　錢慧安的這個案例也說明了舊校場年畫在藝術上海納百川，融匯了中西繪畫技巧，想象豐富，多視點構圖，寫實和寓意結合，畫面線條細膩、色彩鮮艷；在選題上與時俱進，除了民間傳說、風俗時事、歲朝吉祥外，更注重反映新事物、新風尚，充滿了時代氣息。

　　上海圖書館藏有3000多幅老年畫，其中有不少舊校場年畫。筆者曾在那里看到一些相當有上海開埠城市特色的年畫，比如《上海新造鐵路火輪車開往吳淞》、《各行各業風情圖》、《新出夷場十景》、《上海四馬路洋場勝景圖》、《中外通商共慶大放花燈》、《西國車利尼大馬戲》、《海上第一名園》、《西洋斗雞》等，表現的都是滬上風情、新事物及日常生活的新面貌。在新聞業還不發達的那個時候，舊校場年畫還承擔了新聞報道和新觀念傳播的使命。

　　張文標說：“當時，上海人比較洋派，所以年畫師傅開始以蘇州年畫的筆法，描繪上海的習俗、時事、新聞和社會生活。這次在展出的一幅年畫《新拷打寇承御》中，竟然出現了油頭粉面、拿著斯蒂克（手杖）的小開。還有一幅年畫是京劇題材，卻是由小孩子來扮演角色，他們身裝時裝，露出白白的胳膊和小腿，觀念上相當時尚。”

　　年畫的存在價值和新空間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先進印刷技術傳入我國，富文閣、藻文書局、宏文書局等新型書局相繼成立，五彩石印膠印逐步代替手工木刻印刷。與此同時，上海出現的月份牌畫發展成上海獨有的一種新的年畫樣式，成為上海年畫史上另一個有國內外影響的輝煌時期。月份牌不僅取代了上海的木版年畫，也取代了上海的石印年畫，并在上海年畫領地一統天下。

　　舊校場年畫發展經歷了木版手工拓印時期、石版印時期和膠版印時期，完成了由木版印向石印和膠印的轉型，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年畫濃縮了中國年畫的印刷史。

　　月份牌美女畫是“海派年畫”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支，其魅力一度蓋過“中國四大年畫”。在清末民初，有一洋人在上海推廣美女加廣告的畫片，但市場反響不佳，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不可能將洋人的肖像掛在家里，認為這是“賣野人頭”。于是周慕橋、金雪塵、杭稚英、金梅生、周柏生、謝之光等一批有商業頭腦的海派畫家，就推出中國女明星的畫片，風靡一時。而鄭曼陀被認為是月份牌的鼻祖。后來周璇、胡蝶等明星都上過月份牌，并以此為榮。

　　新中國成立后，年畫還是在中國農村流傳最最廣泛的藝術圖像，后來又承擔起宣傳教育及移風易俗的重任，但讓群眾喜聞樂見的真諦一直沒有被民間藝術家所拋棄。直到上世紀80年代，年畫還是農村辭舊迎新最醒目的信息表達，最直接的愿望傳遞。再后來，大量影視明星的寫真圖像成為青年人偶像崇拜的直接落實，在中國廣袤的城鄉大地上鋪天蓋地，覆蓋面和影響力大大超過年畫，年畫的空間被壓縮了。

　　5年前筆者曾在濰坊楊家埠采訪過年畫生產作坊，以前作坊式的規模和家族式的生產流程，現在很難保持下去了，因為不少老藝人的后代都不愿意涉足這個艱難生存的行當了。楊家埠最大的東大順畫店曾經擁有畫版300多套，年產量百萬余張。但一代代傳下來的明清年畫版子，在十年動亂中被付之一炬，現在印制年畫的木版都是前不久復刻的。作為一種悠久的民間藝術，作為一種鄉土風俗的載體，甚至作為一種“土得可愛”的旅游紀念品，年畫所儲存的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以及它不朽的美學意義，越來越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不少商家也從中發現了商機，將年畫重新包裝一番，與西式燭臺、照相框、八音盒、編織手袋、芭比娃娃一起掛在時尚小店里，外國游客及都市白領和小資們對它青目有加，購回后掛在居室里，與現代家具和器物形成強烈反差，自有一番風韻。老年畫的價值再發現，也使它在今天瞬息萬變的E時代獲得了新的生存空間。【原標題：年畫：中國人的一張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