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根據工作需要，我參加了安金槐先生領導的王城崗遺址發掘工作，我們這次發掘的任務就是探索夏文化，而且最好能找到文獻所記“禹居陽城”的遺跡。

    大約在6月底的一天，我們在T16、T17兩個探溝中，發現有一邊是熟土、另一邊是生土形成南北走向的遺跡，大家被這條遺跡深深吸引，但是弄不清楚它是一種什么現象。這時忽然接到上級通知，指示我們停止現場發掘，回去參加運動。當時正值盛夏雨季，遇上大雨沖刷，整個遺跡就會面貌全非，毀壞殆盡了。為盡量避免這個損失，我向領導要求晚回去幾天，繼續發掘，以期搞清這條遺跡的性質。安金槐先生當場同意了這個要求，經請示上級領導批準之后，就立即留下與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現稱國家博物館）董琦先生一起，繼續發掘工作。記得那是7月上旬，雖然赤日炎炎，但確是大地充滿生機的時節。我們在T16、T17以南，分別開了T22、T23兩個新的探溝，事屬偶然，或又聯系著必然，經過一個禮拜的努力，我們果然發現了一段呈南北走向的基槽，原來那條直線遺跡，正是這條基槽的西部邊緣。以我所發掘的T23為例，這段基槽大致呈倒梯形，口寬4.4米，底寬2.54米，深約2.3米，槽內填以紅褐色黏土，層層夯打而成，為防止粘連，每層之間鋪有細沙。夯層厚薄不一，夯窩大小不等，顯示著一定程度的原始性。

    安金槐先生聞此大為振奮，立即帶領全體發掘人員回到工地，通過大規模的鉆探和試掘，得知這些基槽連成一座大致呈方形的面積約1萬平方米的城圈，時代屬河南龍山文化時期，T22、T23探溝內所揭露的基槽，乃是屬于這座城墻西墻基槽的一段。雖然由于年深日久，城墻已經毀壞殆盡，但是從其規模和現象表明，毫無疑問它應是一座河南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墻基槽。

    這個發現立即轟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同年11月，國家文物局在發掘現場召開了我國第一個研討夏文化的盛會，到會學者百家爭鳴，暢所欲言，充分地闡述了自己對這處遺址的看法。會議最后由夏鼐所長作了總結。夏先生指出：這座“基槽是城墻的基槽”，“基槽也即城墻的年代，可以定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夏先生的總結代表了到會學者的一致看法，這是在我國發現的第一座眾所公認的龍山文化城址，為學術界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在此發掘期間，我還陪同賈峨先生和安金槐先生調查了陽城遺址。陽城一地，最早見于戰國文獻記載，古本《竹書紀年》云：“禹居陽城”�！妒辣尽吩疲�“夏禹都陽城。”《孟子·萬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趙岐注：陽城在“嵩山下”，《史記·夏本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我們調查所見城址尚存，規模宏偉，從春秋，經戰國，到漢代，城墻層層夯土，清晰可見。城址位于告成鎮東北隅嵩山南麓，與文獻所記古代陽城的位置恰相符合。特別是當時在這里實習的遼寧大學的同學們，還在陽城舊址以內發現不少戰國和漢代印有“陽城倉器”和“陽城”的陶器文字，進一步確鑿地證明這里就是戰國和漢代的陽城，也是我國迄今所發現的唯一一座戰國和漢代的陽城城址。新發現的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堡基址正位于古代陽城的西南隅，其相對年代與文獻記載的夏禹時代也相符合，而“禹居陽城”的記載也最早見于戰國文獻，就是說不論夏人認為禹所都居的地方是否就在陽城，但是戰國時期的人們已經明確認為禹所都居的地方就在戰國時期的陽城，考古工作者既在這里發現了全國唯一的一座明確無誤的春秋戰國時期的陽城，且在其近郊發現了一座與禹所處時代略同的龍山文化城堡基址，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又在原小城基址之上，發現了一座面積30余萬平方米的大型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足以證明古代文獻記載是正確的，這里正是以禹為首的夏部族活動的中心地區。根據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可知夏部族興起于嵩山地區，建都于嵩山地區，從這個意義上說，嵩山地區是中原古代文明的搖籃，夏部族就是創建中原古代文明的主體。正是以夏部族為主的各部族，在這里團結合作，艱苦創業，與時俱進，推動著中原地區在廣闊的華夏大地上，率先進入古代文明歷史的新時期�！踵嵔芟椤驹瓨祟}：登封王城崗小城基槽發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