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師隈研吾“生搬硬套”地把日本人分為十類，即單身公寓派、清里食宿公寓派、咖啡吧派、哈比達派、住宅展示場派、獨門獨院派、歷史屋派……“清里食宿公寓派”住宅中的人喜歡圓形餐桌；“日式酒屋派”的房子里會裝有花柏木浴缸……

　　貼上標簽的住宅，成了市民生活的透視鏡。讀來有趣。

　　這里無意模仿隈研吾的情調，把城區建筑分為幾種類別，只是為了敘述的方便，把這些“點”上的各色建筑，翻出來講述一番，無非是為了證明“看不見的建筑” 的主旨。采訪中，專業人士笑說，這樣的組合也不是不可以，言下之意，在他們看來是專業上的“笑語”，他們也不以這種組合下的建筑為圭臬。

　　我們不是專業人士，我們也不想從專業的角度去講述建筑的故事，至少，證明主旨的功能，它們還具備。

　　黃河博物館的新館正在蓋建，據說，是設計上海博物館的一位建筑大師設計的，具有現代化的流線型結構。已經退休十余年的老館長劉春宣，卻仍對如今黃河博物館的舊址“念念不忘”。

　　這是一棟“蘇式”建筑，磚木結構，但是此處所說的“蘇式”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蘇州風格，確切地說，它是“仿蘇”，仿照1954年北京建成的蘇聯博物館（現已改名為北京展覽館）。

　　劉春宣告訴我們，黃河博物館起初的名字是“治理黃河陳列館”，那是1955年，第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治理黃河規劃，這是全國的第一個江河治理規劃。其后，展品在故宮東華門傳心殿展覽，并在蘭州、西安、太原、濟南等城市巡回展出，當展品在外“流蕩”兩年后，為了給展品一個妥善的“家”，這才有了建造博物館的想法。

　　時近中午，黃河博物館后的小院靜謐、閑適，遍植的低矮灌木與樹木構成了一片極好的涼蔭地，一溜小平房與博物館展廳相距大概十米，基本平行，掩映在樹叢中。順著院中的小徑，刻有“皇清”字樣，龍騰圖飾的石碑兀立在院中的西南角，這是1888年，紀念石橋黃河堵口工程所立。石碑下部已經斷裂，兩條鋼骨緊緊地夾在石碑兩邊。

　　為了讓我們更近距離地感受博物館的內部結構，劉春宣熱情地讓值班館員打開展覽廳大門，一一地向我們指點。

　　這是一個布局簡單的博物館，整個展覽館內共分為南廳、北廳、中廳，南廳與北廳的格局基本相似。在每個廳內，入口處、中間位置的橫豎兩端各設置了三個刻有石膏浮雕的拱形門，外墻是一排窗戶，劉春宣扳著指頭算了算，“三個廳，就要有27個拱形門了。”中廳的地面還是建造時留下的水磨大理石，綠、黃、紅，幾種顏色已經被磨損得色彩轉暗，由于地基的變化，有幾處細微的裂縫。

　　劉春宣仰頭，讓我們看中廳的“頂”，呈錐形的木頂被粉刷成白色，西式的吊燈長長地墜在空中，但是，我們看不出有什么端倪，“現在的高度是原先的一半”。劉春宣撕下一張紙，在上面畫出一條條黑色的線段，很快，一幅初具輪廓的圖樣映在眼前。原來，當初建成的中廳頂部，上部呈半圓形，看似教堂的外觀，但是在文革時，大字報批它是“蘇修”，為了免去“麻煩”，當時的館長不得已命人將頂部攔腰砍斷，然后綴上了后來的木制尖頂。

　　建筑的美，與歷史的大背景相遇，誰勝誰負難以判斷，但是至少，此時的建筑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固體美。

　　其實，在這座建造幾十年的建筑中，隨手就可以找到時代背景與建筑物之間的“不死”糾纏。轉過大門，站在院中，劉春宣指著外墻上面的一塊塊突起物，以及上面的圓形透光窗，“這里面也有一段小插曲”。

　　1956年，國家提出了增產節約口號，提出要把華而不實的東西減掉，表現在館內建筑上，要求層高要減低，不必要的裝飾要去掉。這么一來，建筑的比例變得不協調，長寬高的和諧就要被打破，設計中的透光窗以及外墻上的裝飾符號都要被拿掉，建筑失去了美感。

　　當時的黃委會副主任，借著水利部的一位部長到鄭視察之機，把他領到了蓋建中的黃河博物館，這位部長不明“真相”，他一眼就發現“節約”一米后的層高是“先天不足”的，于是，在這番機巧事件后，原有的層高才得以保住。

　　看得出，老館長劉春宣對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充滿了感情，不經意間，話語中會流露出對它的榮耀，他會指著外墻告訴我們，當時能夠在外墻上粉刷也是不多見的，更多的是采用青磚外墻，或是在水泥上抹個面；還會低下頭細細地察看館內地面，認為這也是當時所用的上好材料……

　　榮耀與可惜同在，走在院中的小徑中，老館長說到展館的即將搬遷，忍不住再一次地打量周遭的平房與展館，這里沉淀著他的過往回憶，與展館交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