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托爵杯只是清代瓷器繁復堆砌、過分裝飾的一個代表，但就藝術價值而言，遠不如兩宋瓷器化繁為簡，持中守正。

　　清代瓷器的燒制水平可謂登峰造極，以數(shù)千年中華瓷器史上的優(yōu)秀經(jīng)驗，再加上各種釉料的極大豐富、嚴格的官窯督造管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治安定、經(jīng)濟繁榮，皇室重視，清代瓷器的燒制水平非常卓越，燒制出了精美絕倫、五彩繽紛、奇巧精致的各類精美瓷器。但是，正是因為處于中華瓷器史上輝煌光彩的一頁，清代瓷器開始朝著過分裝飾化的方向發(fā)展，特別是到了乾隆時期，在器形、釉料、紋飾上無所不用其極。是以清代瓷器盡管看似繁花似錦，卻沒有將瓷器燒制推向如兩宋一樣的高峰，反而朝著繁瑣堆砌、過分裝飾的方向發(fā)展。

　　清代中期的“洋彩”便是一例，所謂“洋彩”，是清朝鼎盛時期御窯廠的督窯官及工匠采用進口釉料，運用新工藝燒制的瓷器，大多會在器形上下功夫。筆者曾見一件帶托爵杯，器形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翻遍歷代瓷器圖考也找不出個所以然。看其工藝，色彩繁復，光艷照人，釉色厚重，是為琺瑯彩無疑。帶托爵杯可分體，盤上為爵杯，爵杯扁長圓口，二柱，柱頂為圓球形，有尾有流，深腹，下腹弧收，小平底，三足外撇。托盤中間有凸起的山形支柱，支柱的三個凹槽恰好支撐爵之三足，盤底三長弧形條足，按照瓷器的命名規(guī)范，這件瓷器的名字即為雍正款黃地軋道琺瑯彩帶托爵杯，其繁復程度從名字上便可見一斑。瓷胎畫琺瑯是琺瑯彩瓷的正式名稱。琺瑯彩瓷創(chuàng)燒于康熙晚期，雍正、乾隆時盛行，是專為清代宮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種精細彩繪瓷器，部分產(chǎn)品也用于犒賞功臣。據(jù)清宮造辦處的文獻檔案記載，其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辦處琺瑯作的匠師將銅胎畫琺瑯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創(chuàng)制的新瓷器品種。琺瑯彩盛于雍正、乾隆年間，屬宮廷壟斷的工藝珍品。所以琺瑯彩瓷器從創(chuàng)燒到衰落都只局限于宮廷之中供皇室使用，是“庶民弗得一窺”的御用品。

　　琺瑯彩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鎮(zhèn)御窯廠特制，解運至京后，在清宮造辦處彩繪、彩燒。所需圖式由造辦處如意館擬稿，經(jīng)皇帝欽定，由宮廷畫家依樣畫到瓷器上。琺瑯彩瓷的繪畫是其精華所在。琺瑯彩瓷的胎、彩和造型終究逃不過同時期其他彩瓷的影子，而繪畫卻有他獨特一面。琺瑯彩的繪畫大多出自宮廷御用紙絹畫的畫稿。琺瑯彩繪的發(fā)展有各自的時代特點。琺瑯彩瓷器的畫工們迎合皇帝的好惡，在琺瑯彩瓷器上以“院畫”為底稿，開始“勾、畫、皺、染”，這也是琺瑯彩瓷器獨有的。所謂的帶托爵杯上繪畫同樣用盡心思，爵杯外部與托盤通體以黃釉為地，爵杯內(nèi)壁與托盤底部均為藍地。爵杯與托盤的裝飾風格相同，用軋道工藝飾底紋。爵杯以粉彩黃弦紋或黃地藍勾蓮紋帶為界將主體紋樣分隔為幾部分：杯身粉彩描金夔龍紋，足上部繪獸面紋，下部繪變體蟬紋。盤中的山形支柱滿繪青花海水江崖和壽桃紋，盤內(nèi)底外緣和外壁繪夔龍紋，與爵杯紋飾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