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姓氏以其特殊的血緣文化，記錄了中國人五千年父系社會的進化史，我國姓氏遺傳學專家關于“姓氏基因”的最新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什么是姓氏遺傳學？何為“姓氏基因”？姓氏可透露中國人的哪些生命遺傳信息？證實姓氏與遺傳基因的關聯性有何實際意義？帶著諸多問題，記者日前采訪了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的姓氏遺傳學家袁義達。

    “姓氏基因”理論：以姓氏為鑰匙，打開人類遺傳奧秘之門

    當198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人類群體遺傳學家卡瓦利·斯福扎教授將他的“姓氏基因”理論初次帶入中國時，擁有五千年姓氏記錄的中國人還沒意識到姓氏與遺傳基因之間可能存在聯系。這位國際最著名的群體遺傳學權威提議與中國大陸的科學家聯合開展中國姓氏與遺傳方面的研究，從北京大學生物系畢業(yè)分配到中科院遺傳所的袁義達得以加入到研究中，從此開始了長達 16年的“姓氏基因”研究生涯，也從此在中國開創(chuàng)了人類群體遺傳學的一個分支———姓氏群體遺傳學的研究。

    “姓氏基因”理論力圖以姓氏特定的文化背景、特殊的傳遞規(guī)律為基礎，解開人類遺傳的奧秘。姓氏通常被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但把姓氏作為生物學的標記進行群體遺傳學研究在國外已有相當長的歷史。從 19世紀開始至今，西方姓氏遺傳學家已經從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姓氏傳遞中找到了有關生命遺傳的信息，但還遠遠不夠，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許多國家，姓氏的傳遞歷史不夠長久且不夠連貫。

   在歐洲大陸，普遍使用姓的歷史只有400年，有些地區(qū)直到20世紀，姓的使用尚未普遍，如土耳其到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規(guī)定使用姓。猶太人由于歷史上的處境，不能使用基督徒的名字，尤其是在德意奧地區(qū)，故也很晚才使用姓。而且在許多國家，姓的形成與血緣、宗族等關系不大。與我國一水相隔的日本，在公元5世紀晚期產生了姓，但僅僅是代表社會政治結構中地位和職務的世襲稱號，直到明治維新時期，1875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法令，實施戶籍登記，要求每一個日本人必須有姓，日本人才急匆匆地為自己找姓，多以居地名為姓，因此多為兩字姓，這不同于中國人的復姓，日本人一下子涌現出三萬多個姓，真正普及了姓，到今天，日本的姓已達12萬多個。但此種背景下形成的姓氏傳遞，很難尋找到與遺傳基因的關聯。

    中國人的姓氏卻完全不同。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是世界最早使用姓的國家，大約在五千年前的伏羲氏時代，姓就被定為世襲，由父系傳遞；受宗法制度的持續(xù)影響，幾千年歷史中，祭祀祖宗，不斷煙火，成了家族的頭等大事。尤其在漢族社會中，宗族觀念根深蒂固，有著同姓聚居和修譜聯宗的習俗，在全國形成了無數群大小不等的同姓人群。中國姓氏父傳子的方式垂直而穩(wěn)定，再加上中國目前保存有大量血樣統計資料，有關姓氏的準確記錄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這一切，無疑使得中國人的姓氏成為“姓氏基因”研究的一大寶庫。

    中國的姓氏：記錄近五千年男性遺傳Y染色體的進化史

    中國人的姓氏與遺傳基因之間有著密切而奇妙的關系，姓氏會影響到基因的遺傳。

    生物學研究證明，人體的23對染色體中的第 23對決定性別的染色體叫性染色體，分X、Y兩種，男性精子中帶有X、Y兩種染色體，女性卵子中只帶有X染色體。帶Y染色體的精子與帶X染色體的卵子結合，受孕結果是男性；而帶X染色體的精子與帶X染色體的卵子結合，受孕結果則是女性。故Y種染色體是男性特有的，只能由男性遺傳。

    研究發(fā)現，中國人的姓氏以父系方式傳遞，故姓氏形成了Y染色體上的一個特殊遺傳位點，每個姓氏相當于這個位點上的一種等位基因，其傳遞方式是父系遺傳。為證實這一點，研究者付出了長期艱苦的勞動。

    袁義達和同事們將收集的幾十年來上百萬份血型數據，經計算機聚類系統分析后發(fā)現，不同人群血樣中的血型、酶、蛋白質的區(qū)域分布和人們姓氏的區(qū)域分布高度一致，這說明中國人的姓氏分布是穩(wěn)定的，“姓氏基因”可能存在。

    一個更令袁義達驚喜的發(fā)現是，中國人的姓氏分布在過去的一千年中竟沒有多大的變化！他查閱了從上千種文集和年譜中收集到宋朝和明朝的人物姓名，統計出人物的籍貫和居住地，并按今天的行政區(qū)劃一一作了歸并，將之與全國第3次人口普查抽樣資料進行比較，著重研究100個常見姓氏。他發(fā)現，宋朝、明朝和當代三個歷史時期的100個常見姓氏的分布曲線吻合一致，這說明一千年里中國人的姓氏傳遞是連續(xù)和穩(wěn)定的，“姓氏基因”是存在的。這一切表明，姓氏是探討同源Y染色體人群分布狀況的一種理想研究模式，是人類群體遺傳學研究中的一種有用標記，具有持續(xù)的研究前景。

    袁義達特別補充一點，除了姓氏的父系傳遞，中國人還存在改姓現象，包括入贅婚姻、隨母姓、避難改姓、少數民族改漢姓等，但比例很低，而且不管是什么情況下改的姓，從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傳遞。這種改姓現象被稱為姓氏的突變，突變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父系遺傳的功能。即使在當代，人口流動較多，但就整體而言，中國廣大農村同姓聚居的習俗變化不大，加上婚姻半徑較小的特點，同姓人仍可以認為是某種程度隔離的Y染色體群體。

    “姓氏基因”研究顯露大量異常生動的生命遺傳信息

    大量在今天看來異常生動的生命信息也從“姓氏基因”的研究中顯露出來。袁義達發(fā)現，宋、明、當代三個歷史時期的姓氏分布曲線雖然吻合一致，但也有細微變化，如明朝7大最常見姓氏占人口的比率比宋朝和當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時期中國人口曾經大幅度降低過。

    又如，歷史人口數據表明，由于連年戰(zhàn)爭和屠殺，在元朝，北方和四川地區(qū)的人口急劇減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帶的人口卻相對有所增加。姓氏分布記錄與此吻合，北方地區(qū)主要姓氏王、李、張、劉和楊占人口的總比率，在明朝比宋朝和當代的都低1個百分點，尤其趙姓的比率降低了4個百分點，趙姓為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沖擊。而浙江和江西地區(qū)的第一大姓陳姓的比率反而比明朝和當代增加了1個百分點，成為明朝的第四大姓。而到清朝，政局比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人口迅速增加，至清末民初，全國人口已達4億，南北人口比重趨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復和超過了宋朝時期相應姓氏的比率。

    “姓氏基因”研究還表明，同是漢族姓氏，卻可從血緣上分成兩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嶺為界，南北兩地漢族血緣差異頗大，甚至比南北兩地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差異還要大。這從遺傳學角度證明了漢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緣上的完整群體，整個漢族是在與少數民族的逐漸交融中形成的。

    袁義達通過研究掌握了中國人姓氏的分布密度和大致規(guī)律。他自編軟件，制作了100個大姓分布的彩色圖譜，每個姓氏在全國的分布區(qū)域、在當地人口中的比例一目了然。他發(fā)現的另一個重要現象是，宋、明、當代三個歷史時期人口分布呈現一個共同特征，即僅占姓氏總量不足5％的100個常見姓氏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姓氏總量95％以上的非常見姓氏僅代表不足15％的人口，這表明，研究中國人起源和歷史離不開這100個常見姓氏的源流和史跡，它們決定著中國歷史上人口遷移和地域人群間親緣關系的程度，而非常見姓氏人群更表現出地域特色和相對隔離的現象。

    “姓氏基因”研究蘊含不凡的價值和前景

    人們很關心的一個話題是，“姓氏基因”研究成果能給我們帶來什么？

    袁義達告訴記者，“姓氏基因”研究與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關，有望找出疾病分布與人群的關系，可使疾病診斷少走彎路。此前已有研究表明，一個人所患疾病與其遺傳基因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不同的疾病可能存在不同的高發(fā)易感人群。人們觀察到，患同一種病的不同患者，即使服同一種藥，療效卻迥然不同。有專家據此提出藥物也有“百家姓”的觀點，“姓氏基因”研究可為這個領域的研究提供線索。

    “姓氏基因”還與長壽問題研究有關。有調查表明，廣東、廣西等地長壽人口較多，同時該地區(qū)循環(huán)系統疾病、腫瘤發(fā)病率相對較低。如果從姓氏入手，找出這些地區(qū)的大姓如“葉”、“黃”等人群進行研究，有可能會找到長壽、免疫力與某一姓氏遺傳之間的關系。

    “姓氏基因”研究還有益于劃分同姓人群，幫助百姓尋根問祖。中國民間流行以修家譜來明示家族關系，如果掌握了姓氏與基因的關系，查一查基因就可以辨別同姓人是否出自同一血脈。袁義達介紹，前不久他們在山西太原市郊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發(fā)現了很有意義的現象。有一個村子的居民都姓張，附近廟里也供奉著張氏家族的靈位，村民均自稱是數千年前某名門之后。但研究人員從史書中了解到，正宗的張姓應分布在河北地區(qū)。為檢驗太原這支張姓是否同出一族，他們從村民中抽取了30份血樣，對Y染色體上的某一基因位點作了測試，發(fā)現該位點上的基因密碼分布并不一致，證明這些同姓人群并非一個祖先的后代，有些人的祖先應是中途改姓加入。另一個例子，在河南開封至今仍有不少猶太人的后裔，因長期與漢族通婚，這些猶太人后代的外形與漢族人看不出差別，但他們的Y染色體仍有同猶太人相同的特征。

    袁義達強調，“姓氏基因”課題現有成果告訴我們，中國的姓氏分布是一個重要的國情，值得深入研究。“姓氏基因”研究前景相當廣闊，為人類群體研究打開了一條新通道，對文明起源等諸多領域的研究都可能產生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