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政治社會，植根發育于這一社會結構中的各種文化形態，無不因其母體結構帶有的濃厚政治基因而被打上鮮明社會政治烙印。本文立足中國姓氏的既往發展歷史，就國家政治對姓氏變革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對姓氏文化所體現的種種政治意識及其產生的社會政治作用等有關問題，作了粗淺的論述與探討。

    一

    姓氏作為人與動物界限分野的一種文化符號標志，并不是與人類的產生同步出現的。人類在史前社會漫長的歷史進化中，長期處于無姓無名的蒙昧狀態。中國古代姓氏的起源，肇端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母系社會。史載：“伏羲氏正姓氏”；“伏羲氏正姓氏，通媒妁”；“女皇氏定姓氏以判萬民“[1]。伏羲氏、女皇氏均為遠古傳說人物，其傳說故事發生在母系時代①，從中透露給我們的信息是：早在國家政治尚未萌生的母系社會，姓氏文化就已先于政治形態的產生而獨立存在。也正是因為母系社會是一個非政治因素的社會，故姓氏文化的源頭發端，與國家政治絕不相關，沒有絲毫的政治形態觀念。早期姓氏的主要特征，是帶有濃厚的母系血緣關系痕跡，正如宋代姓氏學家鄭樵所指出：“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贏、姒、媯、姞、妘、婤、始、嫪之類是也”[2]。這類姓氏字稱均帶“女”字，其所反映的，正是姓氏初始
起源具有女性血緣關系的特征。

    進入父系社會，尤其是在黃帝及黃帝以后的堯、舜、禹時代，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初具雛形，各種政治形態觀念如王權、君臣、封國、職官、爵位及尊卑貴賤等等，都開始在這一時期出現。而政治意識形態觀念一經產生，必然要作用于既有的社會文化領域，產生于非政治時代的姓氏文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被打上政治時代的烙印。特別是在父系社會解體，國家政治化體制在夏、商、周三代全面發展之際，姓氏文化在自身的變革歷程中，受國家政治影響的因素，開始愈來愈強烈地凸現出來。

    在早期姓氏發展史上，這種影響最突出的方面是國家有關政治行為，直接導致大批新姓氏的產生。這主要表現在：天子建立封國，于是封國國名轉化為姓氏之稱；朝廷設官分職，于是職官名稱演變為姓氏名稱；國家設立爵位褒獎有功，贈賜謚號評鑒大臣，于是爵位之稱，謚號之字，均成為新姓氏的來源。

    以國名為姓氏，在先秦時代極為普遍，“諸侯建國，故以國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3]。從夏代的情況看，“夏禹姒姓也，傳十七王共四百五十二年，其以封國為氏者，有泊氏、弗氏、剃刜、鬻氏、陽氏、沛氏、冥氏、鄍氏、沈氏、寢氏、彤氏、彤城氏、弋氏、褒氏、淪氏、繅氏、男氏、有南氏”[4]，這段材料羅列的18個姓氏，均是夏以前沒有而由夏代諸侯分封立國產生的新姓氏。通常情況下，以封國為姓氏，僅限于受封者本族世系，如“燕氏，姬姓，召公奭封燕，其后以國為氏”；“齊氏，姜姓，太公封于齊，其后氏于國”；“宋氏，子姓，周封微子于宋，其后氏于國”[5]。為什么受封者子孫要放棄原有姓氏改以封國為姓氏？原因很簡單，把祖輩受封立國的政治榮耀轉化為永久性的家族徽記，通過強化家族的顯赫歷史，可以擴大家族的社會影響。由于封國的享有子孫世襲相傳，因此，以國名為姓氏者，通常是上層貴族世系成員。

    但到秦滅六國之際，以國為氏的情況出現了新變化：“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也”[6]。諸侯封國相繼滅亡，大大激發了各國臣民的愛國情感，一般國民懷著對自己國家的深切追念，把舊有國名轉化為自身的姓氏，這樣就打破了原有受封家族對國名姓氏的獨占壟斷權。國名姓氏走向大眾化，是“列國既滅”這一特殊歷史條件所引起的，它反映的是列國臣民“興滅國、繼絕世”的濃厚政治情結。

    秦以后，建諸侯、立封國不再是經常性的國家政治行為，即使偶有發生，受封諸侯多為萬姓至尊的皇族成員，沒有必要另以封國之稱更易自己的姓氏。因此，以國名為姓氏的現象，在秦以后基本消失。

    以官名為姓氏，肇始于父系社會末期的東夷部落。據載該部首領少吳氏（又名金天氏）以鳥名官，不少鳥官名稱最后都轉化成為了姓氏名稱。《通志·氏族志·以官為氏》條載“：五鳩氏，少昊氏官名，因氏焉”；“爽鳩氏，少吳氏官名”；“桑扈氏，金天氏以鳥名官，故有九扈之官，桑扈者，九扈之一也”。這里的五鳩氏、爽鳩氏、桑扈氏，均是鳥官名轉化而來的姓氏名。中原地區，在堯、舜、禹時代開始出現以官為氏的情況。如“庾氏，堯時掌庾大夫，以官命氏”[7]；“舜為堯司徒，支孫氏焉”；“禹為堯司空，支孫氏焉”[7]。這里的庾氏、司徒氏、司空氏，均是源于職官的姓氏。

    進入夏、商、周時代，隨著國家機器不斷健全，職官越設越多，源于官稱的新姓氏源源不斷出現如太史氏、內史氏、師氏、籍氏、司功氏、司寇氏、司鴻氏、宗正氏、上官氏、符氏、柱氏等等[3]，均是這一時期出現的職官姓氏。以官為氏之風一直持繼到西漢前期，如“漢有漢治粟都尉，因官以為氏”而產生粟氏[8]；“劉向為漢中壘校尉，支孫以官為氏”而產生中壘氏[9]，均是職官而姓氏的典型事例。此外，《漢書·王嘉傳》云：“孝文時（孝文為漢文帝謚號），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為倉庫吏之后也”。另據《西漢會要》卷17載：“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這類材料反映的均是西漢前期官稱姓氏的現象。

    如同以國為氏的情形一樣，以官稱為姓氏，通常并不發生在任職者本代，多是后代子孫所為。之所以放棄原有姓氏改易官稱姓氏，是出于對“官”的崇拜。由于不同的職官代表著不同的政治權力占有，因此，以職官為姓氏，其本質是對政治權力的敬仰與尊崇。

    西漢中期以后，姓氏的發展日趨穩定，以新設官稱更易原來的姓氏，除特殊情況外，一般不再發生。

    在上述國氏、官氏之外，先秦時代與政治行為相關的新姓氏產生，還通過爵位之稱及謚號之字表現出來，爵位姓氏方面如公氏，“公為爵也，昭公失國，其子孫以爵為氏”；又如公乘氏、公士氏，“古爵也，久居是爵者，子孫氏焉”[7]。因古代爵位名稱有限，故源于爵位之稱的姓氏，數量并不多。“以爵為氏者，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士、不更、庶長亦是也”[3]：。在謚號姓氏方面，由于謚號興起于周代，因此謚號姓氏比國氏、官氏、爵氏起源稍晚，是周朝才出現的。另因謚號是對死者一生為人為事的評價，死者生前行事有善有惡，謚號之義也就有褒有貶。取謚號為姓氏，通常發生在那些祖上獲得褒義謚號的人家。“莊氏出于楚莊王，僖氏出于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后也”[3]。這里的莊、僖、康、宣均為謚號之稱，用字褒義吉祥，后世子孫改易為姓氏。其他如“武氏，宋武公之后，氏于謚”；“孝氏。齊孝公之后，支孫以謚為氏”[10]；“文氏，周文王支庶，以謚為氏”[10]。這里的武、孝、文謚號，同樣是因為其褒義用意才轉化為姓氏的。反之，周厲王專橫殘暴，死后被謚為“厲”，周幽王舉措無常、烽火戲諸侯，死后被謚為“幽”，“厲”、“幽”均為貶義，受謚者子孫以此蒙辱，故此類謚號之稱，一般不被其后人用為姓氏。

    上述姓氏起源涉及的封國、官職、爵位及謚號均是國家政治的產物，由此出現的國氏、官氏、爵氏、謚氏，均是由國家政治行為派生出來的新姓氏。據筆者對《通志》卷25所列有關姓氏條目的粗略統計，以國名、官名、爵名及謚號為姓氏者數量，合計竟達442姓氏之多②，這一事實表明：自國家形態出現之后，政治途徑隨之成為新姓氏產生的一條非常重要的途徑。

    二

    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姓氏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11]。這里的“別婚姻”，與前引“伏羲氏正姓氏，通媒妁”的記載，表達的是同一意義即姓氏的產生，是為了適應社會婚姻關系變革的需要。

    人類婚姻發展，需要嚴格排斥血緣內婚，把婚配關系指向不同血緣的族外群體。姓氏的初始意義，在于區分標記不同血緣關系的社會群體，而區分標記的目的，是為了婚配關系的需要：“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3]。但隨著國家的產生，社會分化為不同的階級，出現不同的階層，姓氏的意義很快突破“別婚姻”的局限，而被賦予區分社會等級、體現社會成員尊卑貴賤的特殊政治功能。

    姓氏尊卑貴賤等級之分，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某些姓氏的起源，與姓氏家族的政治身份及社會地位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其二，天子、國姓在姓氏系統中享有神圣的至尊地位；其三，以現實官位權力大小劃分姓氏的高低等差。下面，依次就此三方面的情形作簡要分析。

    在姓氏起源與姓氏家族的社會地位及政治身份這一問題上，首先必須明白：在中國古代龐雜的姓氏數量中，相當數量的姓氏創生如早期以圖騰標志或以祖先的出生地、居住地名稱產生的姓氏，與姓氏者身份貴賤無
關系。與社會地位或政治身份直接關聯的姓氏，通常出現在起源于政治途徑的姓氏中。如上文提到的國氏、官氏、爵氏、謚氏這一類姓氏的產生，都是與姓氏者家族或祖父輩特殊的政治身份連同一體的。“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11]，這表明，非諸侯身份的其他各色人等包括貴族，均不得用諸侯國名為自己的姓氏。另據《通志》卷29記載，“公孫氏，春秋時，諸侯之孫以為氏者曰公孫氏，皆貴者之稱”。這又表明，公孫氏這一姓氏的產生，直接代表著諸侯世系的高貴。同樣，起源于官稱的姓氏，均是因為姓氏者家族具有從政為官的政治身份如“呂相氏，秦相呂不韋，本陽翟賈人，子孫以貴氏焉”[12]。這里的“以貴氏焉”，表達的是“居官為貴”的一種政治意識，該姓氏的產生，直接源于對先輩顯赫政治身份及崇高社會地位的懷念。另外，前文提到的來源于爵名及謚號的姓氏，也屬于貴者的專利，“生有爵，死有謚，貴者之事也”[3]。在古代中國，只有躋身統治階級的高貴人物，才有可能受爵賜謚，其后世子孫才有可能把祖上受爵賜謚的“貴事”轉化為家族的姓氏徽記。總之，在早期姓氏不斷創生的過程中，伴隨國家政治行為而產生的姓氏，因其主要發生在統治階級成員身上，所以往往代表著姓氏者程度不同的尊貴身份。

    在姓氏貴賤等級中，處于萬姓之尊的是天子的姓氏——國姓。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歷代帝王均把天下視為自己一家一姓之天下，君主的姓氏和王朝的名稱由此連同一體，形成歷史上諸如劉漢王朝、李唐王朝、趙宋王朝、朱明王朝一類習慣稱謂。歷史上正式修訂姓氏之書，以國家行政手段方式頒布帝王姓氏居各姓之首，是從唐朝開始的。史載唐皇室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不能容忍其他門閥姓氏的崇高社會地位而于唐太宗時期下令修《氏族志》以刊正姓氏。負責主持此項修訂工作的大臣高士廉等人，起初并沒有理解唐太宗的意圖，仍按魏晉以來以世系居官的慣例為標準劃分姓氏等級，列山東崔氏為第一等。《氏族志》修成之后，唐太宗極為不滿，“及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于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13]。隴西李氏的至尊地位，由此以國家法令的形式被確定下來。

    唐以后，凡姓氏之書，無論官修私修，當朝天子的姓氏均理所當然排列第一。如宋代國姓為趙，產生于宋代且影響至今的《百家姓》一書，便以趙姓居首，史稱“以趙為首，尊國姓也”[14]。在百家姓基礎上，明代修千家姓，則以國姓朱姓居首，唯有清朝康熙皇帝下令修《御制千家姓》，才把孔子姓氏排列首位，與皇室姓氏并稱國姓。

    如同天子權威神圣不可侵犯一樣，國姓的至尊，也不容許任何人攻擊冒犯。唐初佛界領袖法琳，對唐皇室自稱出自隴西李氏為老子李耳后裔之說深表懷疑。經過對李氏源流反復辨析疏理之后，法琳對唐太宋提出異議，認為李唐先世并非隴西李氏，不是老子李耳一系，而是出自代北李，由鮮卑拓跋達闍一支漢化而來[15]。結果，法琳當即以侮辱詆毀國姓罪被打入死牢，后改判流放死于途中。這一事實說明：即便是國君牽強附會，偽造自己的世系，也決不容許任何人懷疑。國姓的尊嚴，在這里完全等同天子的尊嚴，有著萬姓之上的神圣至尊地位。

    天子國姓的至尊地位確立之后，其他姓氏的高低等級，則通常按現實政治生活中所享有的政治權力劃分。在古代姓氏發展史上，戰國時期的社會大分化，導致了在大批舊有高貴姓氏家族的沒落，另一批新的姓氏家族在秦漢時代崛起，并很快演化為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門閥姓氏。門閥姓氏的等第劃分，在通常情況下，按家族世系居官權力享有的連續不斷為標準，盡管它強調的不是當代子孫的官位大小，而是注重已逝先輩權力官位的連續性，但是，如果子孫連續若干代不再居官染指政治權力，其門閥家族的姓氏等第必然要隨之下降。事實上，在門閥姓氏極為盛行的南北朝時代，已經出現了不按先輩是否居官，只依本代官位大小來劃定姓氏等級的情況。如北魏的“四姓”制度，就純粹是按現任居官的情況劃分的，其具體標準為：“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為四姓”[11]。四姓的劃分，在這里完全以官大官小為轉移。雖然四姓內部各有尊卑，存在等級差異，但就整體而言，只要躋身四姓，即屬右姓高門，并由此享有政治上的特殊待遇，“州主薄、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16]。

    北魏劃分四姓等級的原則為后來唐朝全盤繼承，史載唐太宗下令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訂《氏族志》時，提出了明確的姓氏劃等標準：“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17]。隨后武則天在《氏族志》基礎上修《姓氏錄》，“皇朝得官五品者，皆升士流”[18]。許多祖上默默無聞的卑賤家族，因家族成員有追隨武則天得官五品者，均被列入《姓氏錄》而姓氏顯赫，升人士流成為政治新貴。在這里，統治階級內部家族姓氏的等第高低，與現實的官階品級政治身份不可分割地連同一體。

    姓氏的尊卑貴賤，還表現在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方面。一個姓氏在發源以后，因人口繁衍及社會變遷等原因，子孫支脈不可能全部居處于同一地域，居住在不同區域的同一姓氏，因機遇條件不同而發展各異，由此而出現政治身份及社會地位的不同差別。那些社會地位較高的支系家族，為了表示自己這一支比其他支系具有更為優越社會地位，便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居住地名以便與其他支系相區別，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的姓氏地望。而“以地望明貴賤”[3]也就成為同一姓氏貴賤尊卑區分的重要標志。史載“王氏二十一望，最貴者瑯玡太原也。謝氏二望，會稽為貴；崔二望，清河、博陵俱貴；李氏十一望，趙郡最貴，隴西次之………趙五望，天水最貴；楊二望，弘農為貴”[19]，此類材料文獻記載甚多，其所反映的，均是姓氏貴賤的地望區別。

    在古代政治生活尤其是官場活動中，姓氏的貴賤等級意識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表露出來。東晉開國之初，王導和諸葛恢均為朝廷重臣，王氏和諸葛氏并為當世名門望族，世人提及這兩大姓氏家族時，往往以“王葛”相稱。恰恰因為這“王葛”二字一先一后的順序排列，引起了王導與諸葛恢之間一次公開的族姓排名爭論。據《晉書》卷77《諸葛恢傳》記載，王導有一次當著其他大臣的面對諸葛恢說：“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意即世人把王氏排序在葛之前，王氏的等級在世人心目當在諸葛姓氏之上。諸葛恢也非等閑之輩，當即反唇相譏：“（世人）不言馬驢，而言驢馬，  驢勝馬邪”？意即正如世人習慣驢馬連稱一樣，驢雖排序在馬前，但并不意味著驢就比馬強。雖說這件史事不過是古代官場生活中戲謔小事一樁，但從中可以看出，姓氏的貴賤等第觀念，在古代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是何等之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