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重點考查了元朝時期漢族和內遷各民族的姓氏來源與變化，分為由人名、職官名、部族名、居住地得姓氏，因帝王賞賜、遷移、政治避難、避諱、訛言、收養、出家、華化而更改姓氏等不同類型。這些來源和變化歸根結底都是因受到歷史背景、政治形勢、主流文化、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等的左右和影響，并呈現出兩個顯著特征：一是姓氏來源和變化類型的多樣性和獨特性；二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漢族姓氏繼續保持了主體地位和強大的生命力，而包括蒙古族貴族官吏在內的少數民族和外來民族的姓氏都有不同程度的漢化，這在一些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家族和人物身上表現得更加突出。

    中國姓氏的起源很早，從伏羲氏開始“正姓氏，別婚姻”，到漢代我國姓氏體系基本確定，再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和演變，中國姓氏已變得枝繁葉茂。據《中華姓氏大辭典》[1]統計，我國古今各民族用漢字記錄的姓氏有11969個，其中單字姓氏5327個，雙字姓氏4329個，三字姓氏1615個，四字姓氏569個，五字姓氏96個，六字姓氏22個，七字姓氏7個，八字姓氏3個，九字姓氏1個。在中國歷史上，姓氏不斷發生變化，古老的姓氏消失，新的姓氏出現。追溯考察姓氏的歷史來源和變化，搞清中華民族的血脈組成，是姓氏文化和尋根文化的基礎，對推動民族關系、凝聚民族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在中國歷史上，元朝是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也是姓氏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本文較為全面地考查了元朝漢族及內遷的蒙古、畏兀、唐兀、女真、回回、高麗等民族的姓氏來源與變化，并將其分為由人名、職官名、部族名、居住地得姓氏，因帝王賞賜、遷移、政治避難、避諱、訛言、收養、出家、華化而更改姓氏等不同類型。

    一、元朝的民族及其姓氏特點

    元朝實行民族等級管理和民族分化政策，將全國人口按照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劃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個等級，并在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科舉名額、官吏任用、賦役征派等及其他權利和義務方面都有嚴格的區分和不平等的規定。

    蒙古人是統治民族，習慣以原來的部落或氏族名稱作為出身的標志，為元朝的“國姓”。陶宗儀《輟耕錄》中列舉了蒙古的72種姓氏[2](P12)，據考證，其中有不少錯誤和重復，清朝錢大昕《元史氏族表》考釋，蒙古族有42種氏族，分別是札札剌兒氏、八鄰氏、召烈臺氏、阿魯剌氏、珊竹氏、兀魯兀臺氏、忙兀氏、斡剌納兒氏、晃合丹氏、別速氏、薛亦氏、甕吉剌氏、亦乞烈思氏、汪古部、斡亦剌氏、許兀慎氏、遜都思氏、怯烈氏、兀良哈氏、燕只吉臺氏、達達兒氏、脫脫里臺氏、土別燕氏、拓跋氏、案赤歹氏、兀羅帶氏、徹兀臺氏、捏古臺氏、卜魯勒多禮伯臺氏、禿立不帶氏、度里班氏、兀速兒吉氏、察臺氏、凱烈氏、察罕達口口氏、乞失里臺氏、口口歹氏[3](P370-395)等。

    色目人是“各色各目之人”的統稱,主要是指內遷的西域各族。《輟耕錄》沖列舉了元朝31種色目人[2](P13)。經錢大昕元史氏族表考釋為23種，分別是畏吾、唐兀、康里、乃蠻、雍古、欽察、阿速、迦葉彌兒、賽夷、族潁、突甘斯、感木魯、土波思烏思藏掇族、回回、也里可溫、木速蠻、哈剌魯、合魯、阿魯渾島、尼波羅、板勒紇城、谷則斡兒朵、伊吾廬[3](P399-443)。但錢氏所列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乃蠻和雍古為蒙古族早期的組成部落，卻被錢氏列為色目。這樣元代色目可以確定的就剩下20種左右，其中人數較多、地位較重要的是回回、畏兀和唐兀。由于民族差異和語言隔閡，元朝人搞不清色目各族的姓氏，通常以其類別統稱某某氏，如回回氏、畏兀（吾）氏、唐兀氏、康里氏、欽察氏、阿速氏、也里可溫氏、哈剌魯氏等等。

    漢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統轄地區的漢族人，以及早些時候征服的云南、四川兩省各族和契丹、女真、高麗等族人，《輟耕錄》記載的漢人有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術里闊歹、竹溫、竹赤歹、渤海八種。南人是最后被蒙古軍征服的南宋境內的各族人，包括元朝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和河南南部漢人及其他少數民族。漢人和南人中絕大部分是漢族，漢族人口在元朝多民族遷移和融合的過程中，依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同化力，姓氏狀況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直到元末，由于政治局勢的惡化，人口減少，可能對姓氏有一定的影響。但據明初統計，漢族姓氏仍有2000個左右。云南行省的少數民族主要有白人、羅羅、末些、盧蠻、斡泥、西番、怒人、俅人、阿昌、野蠻、金齒百夷、蒲蠻等等。其中白人分布相當廣泛，白人土官是元朝統治者治理云南行省的主要依靠力量，地位最顯赫的是原大理國主段氏，其次為原大理國重臣高氏，還有楊、趙、李、董等豪族大姓：末些族有和氏和木氏兩個大姓。江浙、江西和湖廣行省的少數民族主要有羅羅、土獠、苗、蕃、峒、仡佬、僮、徭、黎、畬等。苗人中地位較高的土官有田氏、楊氏和彭氏；蕃人中以龍氏勢力最大，其次為程、洪、韋、盧、石、羅等。在元末的反元斗爭中，僮人岑氏、黃氏，徭人吳法受、許文杰、龍郎庚、胡老鼠，黎人王氏，畬人許夫人、陳吊眼、黃華、鐘明亮、李志甫、吳仲海等都是各民族起義的首領，給腐朽的元朝政權以沉重打擊。

    元朝姓氏的數量究竟有多少呢？從當時記錄和研究姓氏的資料來看，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收錄了3736個姓氏，而宋代邵思的《姓解》收集了3568個姓氏，明代陳士元《姓觽》收集了3625個姓氏，都比元朝的姓氏總數要少。這就從姓氏上反映了元朝民族成分增加和民族融合的結果。

    二、元朝各民族的姓氏來源與變化

    我國姓與氏產生時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姓的產生較早，氏為姓的分支。到了漢代，我國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各族的姓氏體系基本確定下來，姓和氏就不再區分了，其來源與出處主要有以下幾大類：以氏為姓、以國名為姓氏、以邑名為姓氏、以鄉名亭名為姓氏、以居住地為姓氏、以先人的字或名為姓氏、以排行為姓氏、以官職為姓氏、以技藝為姓氏、以謚號為氏、少數民族漢化后產生的姓氏，還有因賞賜、避諱而改姓等等。蒙元時期，國家的統一，人口規模的擴大，民族成分的增多，促進了各民族的廣泛交流和大融合，姓氏的來源與變化也是多種多樣，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由人名得姓氏。由人名得姓氏的情況主要有兩種。一是以祖先或本人名字中的一個字為姓氏。如蒙古凱烈氏諳都刺以蘭為氏，取自祖父的名字阿思蘭[4](v192，P4365)。畏兀人唐仁祖以唐為姓，取自祖父唐古直的名字：小云石海涯以貫為氏，取自父親的名字貫只哥：阿魯渾薩理以全為氏，取自父親乞臺薩理的漢族名字萬全[4](v134，P3253； Vl43，P3421；v130，P3175)。哈剌魯人抄兒赤的父親名沙的，宋朝人“使以沙為姓，而名日全”，這純粹是由于民族語言不通而被漢人誤認為姓氏，所以世祖時沙全又請恢復舊名抄兒赤[4]（v132，P3217)。哈剌魯儒士伯顏的老師命他以顏為氏，則是取自本人名[4]（V190P4350）。來自中亞等地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由于都信仰伊斯蘭教，被統稱為“回回氏”。回回人大多采取本人或祖先音譯名字中的某一個漢字作為姓氏。回回官吏賽典赤贍思丁的子孫分別取他和他的兒子納速拉丁名字中的賽、閃、丁、納、蘇、拉等為姓，散布云南、寧夏、陜西各地；此外還有著名的政治家和詩人魯至道（伯篤魯丁）、著名詩人丁鶴年及其堂兄詩人馬元德（吉雅漠丁）、散曲家馬九皋、畫家高克恭、散曲家兼畫家丁野夫等。

    二是以整個人名為姓氏。西域人札八兒火者就以部落族長賽夷之名為氏[4]（Vl20，P2960)。蒙古“五投下”的姓氏源自其祖先剌真八都五個兒子兀魯兀臺、忙兀、扎剌兒、弘吉剌和亦乞列思的名字，由于他們協助鐵木真征戰創業，功勞顯赫，太祖即位后，就“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為氏，號五投下[4]（V120，P2962）”。

    2.由職官名得姓氏。畏吾人廉氏家族的姓氏始自布魯海牙，兒子希憲出生的當天，他正好接到廉訪使的任命書，布魯海牙雙喜臨門，以為是天意，因此仿效古代以官名為姓，子孫皆姓廉[4]（V125，P307）雍古馬氏的來源一說是月合乃的曾祖在金朝任馬步軍指揮使，官名有馬，所以以馬為氏；另一說是馬祖常的高祖在金朝為風翔兵馬判官，子孫因其官名，以馬為氏[4]（v134，P3244；v143，P3411)。兩處記載的先人人名、輩分和官職名雖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家族以馬為姓，是取自某位先人的官名。

    3.由居住地得姓氏。欽察人土土哈以玉里伯里為氏，是因其部族遷徙到西北玉里伯里山定居[4]（V128，P3131）回鶻人合剌普華的后代改姓偰，是緣自其祖先生活的地方有一條偰輦杰河[5]。偰氏家族在元朝以文學著稱，出了九個進士，“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

    4.以部族名為姓氏。元朝蒙古族基本保持了以部落或氏族名稱為姓氏的傳統習慣（詳見上文）。女真人烏古孫澤和夾谷之奇，也都是以部落名為姓氏[4](V163，P3831；V174 4061)。

    5.因帝王賞賜而改姓。帝王賜姓命氏古而有之，《風俗通》記載：“張、王、李、趙，黃帝賜姓。”正史中得到元代帝王賞賜姓氏的有皇后、上層官吏和皇帝身邊的近侍等。由于元朝是蒙古族統治政權，所以他們大都被賜以國姓——蒙古族姓氏。如唐兀人烏密氏察罕，太祖時在內廷任職，被賜姓蒙古，表示親信和恩寵[4]（V120，P2955）。順帝時賀惟一深受賞識和信任，要委任御史大夫一職，然“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賀惟一堅決推辭。祖制不可違，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順帝特下詔，“賜姓而改其名”[4]（V140，,3367）。這完全是出于形勢和制度的需要。早在蒙古國時期，特薛禪與他的兒子按陳從太祖征伐有功，有旨“生女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絕”。所以元代的皇后大多出自特薛禪家族弘吉剌氏，也有少數出自蒙古其他氏族的女子。然而在順帝時，來自異域的高麗人奇氏改為蒙古姓氏肅良合氏（意思為高麗人），并被立為第二皇后。這位高麗女子最初僅僅是順帝身邊“主供茗飲”的宮女，“性穎黠”[4]（V114，P2880），日受寵幸，答納失里皇后死后，順帝就想立為她皇后，被丞相伯顏堅決制止了。大臣朵爾直班也曾上書“禁取姬妾于海外”[4](V139，P3365)。盡管有祖訓和大臣的雙重約束。至正二十五年，順帝還是一意孤行，將奇氏改姓蒙古，并詔告天下，讓這位外族的普通女子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后的寶座。西域板勒紇城人察罕，深得仁宗寵愛，被賜姓白氏[4](v137，P3311)。

    6.因遷移和政治避難而改姓。在元初，蒙古人就有因政治原因改姓隱居的情況。據楊志玖先生考證[6]。在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齊陵鎮劉家營村聚居的蒙古族，是蒙古斡羅那歹氏族的后裔，元世祖時期即定居于此，長期隱瞞民族成分為漢族，有1000人左右。1979年在那里出土的劉五公的碑文記載：“高祖五公，系斡羅納歹之人也。充蒙古軍役。”“李侯兵革”被俘，英勇不屈，不肯下跪。“將見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脫。后之苗裔因留曰姓，故曰劉。”此碑立于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年，立碑的是第二代僧住和忽都二兄弟，似乎在第二代時已以劉為姓。到了元末明初，一些亡國后留在內地的蒙古貴族為避難主動改姓（漢姓）隱居遷移的情況更加多見。據學者考證，今山東鄄城縣蒙古族蘇氏，今甘肅靖遠縣中堡鄉營防村營兒門馬氏，今貴州大方縣蒙古族余氏，以及今河南南陽鎮平、內鄉、南召等縣的王姓蒙古人和唐河縣的李姓蒙古人等都是元代蒙古貴族的后裔[7]。

    曾為遼朝世家大族的契丹人王珣本姓耶律氏，女真人劉國杰本姓烏古倫、李庭本姓蒲察，都是在金末遷入中原后改為漢姓的[4](V149，P3534；V162，P3807，P3795)。

    7.因訛言而改姓。蒙元時期，人口遷移頻繁，各民族交錯雜居，也出現因語言文字不通，造成音訛、字訛，又以訛傳訛而改變了姓氏的。雍古氏按竺邇年幼時就成了孤兒，寄養在外祖父術要甲家，“訛言為趙家，因姓趙氏”[4](V121，P2982)。女直人趙良弼，本姓術要甲，也因音訛改為趙氏[4](V159，P3743)，族人不僅不怒，反以“天將華姓吾家”而大喜。夾谷之奇本為女真加古氏，后因字訛改為夾谷[4](V174，4061)。

    8.因避諱而改姓。我國的避諱制度早在西周時就已形成，漢代以后，經歷代帝王沿襲、創造和發展，到了宋代被發揮到了極點，姓氏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所謂避諱，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寫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寫長輩的名字，若遇到這些字必須回避，或改用別的字，或用同義詞代替，或減少筆畫。商挺本姓殷，金履祥本姓劉，都是因前代避諱制度而改了姓[4](V159，P3738，v189，P4316)。

    9.因被人收養而改姓。元朝刑法明確規定“諸乞養過房男女者，聽”[4](vl03，P2642)。按照民間的慣例，收養關系確定后，被收養人要改為養父的姓氏。如章卿孫本姓劉，從養父章提刑改姓章：李璮本姓徐，從養父李全改姓李等[4](V197，P4449，V206，P4591)。

    10.因出家而改姓。佛教僧徒皆摒棄俗姓改姓釋是常規。比較知名的有元初的漢族名臣劉秉忠，他在作官前為出家之人，姓釋名子聰，作官后又恢復了俗姓[4](V157 P3687)。

    11.因華化而得到或改變姓氏。隨著元朝統一政權的建立和瓦解，元朝中后期定居中原的部分蒙古族華化而取漢姓的情況逐漸增多。遷入內地的蒙古人因做官、鎮守等原因在漢地定居下來，長期與廣大漢族人口生活在一起，交往日益頻繁，有的娶了漢族女子，后代就隨母親冠以漢姓，《鐵函心史》曰“韃靼都無姓，或要漢女為奴，生子愿有姓，竟隨母姓。”有的雅好儒學，受漢族文化的影響頗深，取了漢族的姓、名和字。《揭傒斯全集》卷4《送燮元溥序》載：“元溥，蒙古人，名燮理普化，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居住在鎮江的萬家閭也是華學之士，他的兒子分別取名萬壽安、永安、定安、寧安。元末曾任侍正府都事的劉正卿（帖木兒不花）、畫家張彥輔、劇作家楊景賢等，都是姓名完全漢化的蒙古人。

    遷入漢地的其他各族因華化采用漢族姓氏的情況更加普遍。在元代被列為漢人的女真人本有自己民族的姓氏，自金代始女真人改用漢姓的就很多，朝廷曾屢次頒發禁令也未能控制。到了元代，女真人改用漢姓的情況更為普遍。據陶宗儀《輟耕錄》載，改易漢姓的金人姓氏有31個，分別為“完顏漢姓曰王、烏古倫漢姓曰商、乞市烈漢姓曰高、徒單漢姓曰杜、女奚烈漢姓曰郎、兀顏漢姓曰朱、蒲察漢姓曰李、顏盞漢姓曰張、溫迪罕漢姓曰溫、石抹漢姓曰蕭、奧屯漢姓曰曹、孛術魯漢姓曰魯、移剌漢姓曰劉、斡勤漢姓曰石、納剌漢姓曰康、夾谷漢姓曰全、裴滿漢姓曰麻、尼忙古漢姓曰魚、斡準漢姓曰趙、阿典漢姓曰雷、阿里侃漢姓曰何、溫敦漢姓曰空、吾魯漢姓曰惠、抹顏漢姓曰孟、都烈漢姓曰強、散答漢姓曰駱、呵不哈漢姓曰田、烏林答漢姓曰蔡、仆散漢姓曰林、術虎漢姓曰董、右里申漢姓曰汪”[2](P17)其中大多為女真人姓氏。元人劉因在《靜修文集》卷2《古里氏名字序》中記述道：“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敘其為女真人，……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發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于他裔，顧乃因仍茍且，徇于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為問乎？”可見元代女真人改漢姓已相習成風，且非迫于政府法令而是出于自愿。到元末，女真姓氏大部分漢化，比較知名的有儒士李之英，雜劇家李直夫（人稱蒲察李五），畫家劉自然，書法家劉若水，官吏李庭、高鬧兒、趙良弼、劉國杰等。

    唐兀人中有幾個世代用漢姓的家族如高氏（高智耀、高睿、高納麟）、劉氏（劉完澤、劉沙剌班）等，其姓氏的由來不太清楚。一些內遷的唐兀人改用了漢姓，比較知名的有李楨、余闕、張長吉、張翔、吳善卿（邁里古思）以及改從母親姓氏的何伯翰等，他們或通經史或善詩文，長期在漢地定居。

    其他民族有畏兀兒族文學家馬昂夫和畫家邊魯，哈剌魯進士沙德潤（原名完澤溥化）和詩人馬易之f原名乃賢），阿魯渾人儒士溥博，合魯人劉漢卿（原名虎都鐵木祿），朵魯別族郝天挺及兒子郝佑，也里可溫詩人金元素等等。

    三、結論

    從元朝各民族姓氏的來源和變化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姓氏的發展變化是何等復雜，而以上種種變化歸根結底都是因受到歷史背景、政治形勢、主流文化、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等的左右和影響。在蒙古族取得統治地位、天下大一統和民族大融合的元朝，民族姓氏的來源和變化呈現出以下顯著特征：一是姓氏來源和變化類型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元朝是中華民族形成和姓氏發展變化的重要時期，民族成分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這一時期姓氏變化的多樣性。而受歷史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元朝姓氏來源與變化還有獨特的一面，主要表現為帝王多賞賜臣下蒙古族姓氏、避諱制度對姓氏影響力的減弱和因訛言改變姓氏的情況增加等。二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漢族姓氏繼續保持了主體地位和強大的生命力，而包括蒙古族貴族官吏在內的少數民族和外來民族的姓氏都有不同程度的漢化。漢族姓氏的特殊變化是增加了蒙古帝王賞賜的蒙古姓氏。其他遷入民族逐漸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采取了漢族常見的由人名、職官名、居住地而得姓氏的來源形式，還因帝王賞賜、遷移、政治避難、訛言和華化等或主動或被動地改為漢姓，這在一些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家族和人物身上表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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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學術論壇》2007年第5期  作者：李莎（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04級博士研究生，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