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春山居圖》局部
編者按
北京有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皇家宮殿紫禁城,她同時還是中國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860年間的繪畫孤品、絕品,這里都有收藏。這里有紙絹類元代書畫130多件,有明代包括吳門畫派在內的諸多名家精品,有清代宮廷畫和西洋畫家供奉內廷的傳世之作……假如想看中國美術史上最輝煌、最繁榮、最具創造力、最有中國特色的經典作品,來北京,足矣。
1956年7月29日中午,西方現代派藝術創始人畢加索將別墅大門為中國畫家張大千敞開。那天,張大千看到畢加索研習中國畫的作品,正驚訝于源遠流長的中國畫藝的影響之廣大,這時,畢加索說:“這個世界上談到藝術,首先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的中國人、東方人要到巴黎來學藝術?”起初,張大千還以為畢加索是出于謙虛和對中國藝術家的客氣而如此“溢美”,但當他認真看完藝術家每一幅中國風的“習作”,他開始明白,畢加索是真心被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中國丹青所吸引。
沿著畢加索的贊美回望歷史,在中國元朝最興盛時期、最繁華的黃金都城大都,也有一名叫做馬可波羅的意大利青年發出過感慨,贊嘆中國畫家在絹帛之上的縱橫飛揚。細數一代代中國畫家的來時道路,追溯他們畫藝的師承淵源,便會回到中國本土的丹青技藝上來。北京,這座有860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在她的煙云過往中,有數不清的一代代丹青圣手,為中國、為這座輝煌的都城,書寫了一部與眾不同的歷史。
金:民族題材漢家風骨傳世之作不足十件
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前有6匹舉世聞名的駿馬,依次名為“颯露紫”、“拳毛騧(ɡuā)”、“白蹄烏”、“特勒驃”、“青騅”、“什伐赤”,號稱昭陵六駿。這6匹馬是李世民不同時期轉戰沙場時的坐騎,深受他喜愛,遂令人以浮雕描繪置列于墓前。今天,如果有空去故宮[微博],便可以看到金人趙霖的傳世名作《昭陵六駿圖》。趙霖以其為藍本進行創作,馬匹造型、動勢則有厚石刻風采,是難得的藝術精品。
金代的繪畫是少數民族藝術與漢文化融合的產物。這個歷經跋涉到達北京的少數民族王朝,根基里的彪悍隨著王國的日漸穩定而漸漸收斂,取而代之的是雖短暫卻也歌舞升平的小盛世。金王朝重視書畫,在秘書監下設有書畫局,將從宋內府劫掠的書畫悉數存入書畫局,供貴族和宮廷畫家研習。因此金代繪畫深受宋畫影響。然而,終究是馬上的民族,其精神“家底”決定了其總不能規避的那些體現著深刻民族性的題材,無論駿馬如風、塞外苦寒、激流峭壁……畫風是漢人的畫風,內里還是白山黑水滋養的情懷。
在吉林省博物館藏的金人張某的《文姬歸漢圖卷》是金代繪畫藝術的精品,描繪的是漢末才女蔡文姬一行人歸漢途中,冒著漠北大風艱難行進的場景。美術史對這幅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人物眾多而主次分明,神情生動而描繪精到”。此外,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有金人武元直的紙本水墨《赤壁圖》。曾經,對于此畫是否為金人畫作尚有過不小的爭議。這幅畫頗得宋畫的神韻,即使展現驚濤拍岸的流湍之勢,也已經完全是文人雅致,漢家風骨。
金代畫作留存甚少,楊仁愷在《國寶沉浮錄》一書中說:“可明確認定為金人作品者不及十件,有幾件已流往國外。”北京作為金代的都城62年,只有如此稀少的藝術品流傳于世,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蒙古軍攻打金中都時,金帝完顏珣以岐國公主、童男童女各500名、彩繡衣3000件和御馬3000匹以及金銀珠寶等向成吉思汗求和,蒙古軍退兵,但金中都已成孤城。1214年,金遷都河南開封定名為南京。隨后,蒙古騎兵燒毀了這座曾經被海陵王完顏亮“精雕細琢”的豪華都城。正如當年項羽燒毀了阿房宮,沒人知道其中有多少珍寶“殉國”。至今,面對“不及十件”的金代繪畫遺產,是否可以猜想當年蒙古軍隊的那一把火,或許也將許多珍貴的藝術品燒得蕩然無存?
元:趙孟頫開創文人畫新風黃公望畫就《富春山居圖》
當蒙古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滅掉金朝之后,北京迎來了歷史上無限榮耀的一段輝煌至奢華的時光。出身游牧民族的蒙古族統治者在教育程度、文化藝術素養等方面,與中原士大夫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要鞏固統治,則需要重視漢文化,從儒家經典中學習治國之道。元世祖忽必烈廣收“遺逸”,重用漢族儒臣,到了元仁宗和元文宗時期,更加禮遇文士,尤其喜好書畫藝術。元朝的翰墨之盛以文宗時為最。
開放的社會帶來藝術家個性的展示與發展,元代的繪畫發展完全是波瀾徑自流似的無拘無束,也正因此,迎合了文人情懷,使文人畫成為畫壇主流。在中國繪畫史上,元代被認為是中國文人畫繼承古代意蘊同時開一代先河的時期,元代繪畫對明清藝術家和繪畫的發展與創新產生的影響可謂空前。
元大都作為全國繪畫中心的地位直到元末才發生變化,因統治式微,繪畫中心轉移到江南。元代前期的大都繪畫非常繁榮,著名的宮廷畫家有何澄、劉貫道、李肖巖、劉元等,他們擅長肖像畫、人物畫、宗教畫和界畫,延續著早已吸收了宋代經驗的金代傳統。而真正為元朝繪畫開創新風的畫家則是宋宗室后裔趙孟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