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清一代，尺牘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眾流并進”的復(fù)雜面貌，無論學(xué)者論學(xué)、文人抒懷、寒士干謁……都可謂“各擅勝場”。袁枚《小倉山房尺牘》、許思湄(葭村)《秋水軒尺牘》、龔萼(未齋)《雪鴻軒尺牘》并稱清代三大著名尺牘別集，從清代后期到民國時代，三書一再重刻翻印，還出現(xiàn)了多種注本以至“言文對照”本，一時有“尺牘模范”之稱。許、龔都是以游幕為生的“紹興師爺”，其尺牘內(nèi)容多為候敘、慶吊、勸慰、請托、辭謝、索借之類，所敘情事淺近，且多酬應(yīng)套語，好用典故、駢儷，雖文辭雅麗，切合實用，卻千篇一律，缺少真意。
　　
    相比之下，號稱乾嘉詩壇“都頭領(lǐng)”“及時雨” 的袁枚則確實不愧一代尺牘大家之名，雖然他曾說過“尺牘，古文之唾余”，但比起“體最嚴潔”的古文，尺牘“信手任心，謔浪笑傲，無所不可”的特點似乎更適合這位標舉“性靈”的大詩人發(fā)揮才華，所作“意趣橫生，殊勝蘇、黃小品”，例如袁枚從徐秉鑒信中獲知寄給徐的兩部《隨園全集》途中被人抽匿一部，非但并不氣惱，反而自覺“倍有榮焉”，“感竊書人之知己，而服世兄之神明，特再寄一部，紙墨刷印，大勝于前”，得意之色躍然紙上，令人莞爾。舒位評袁枚云：“非仙非佛，筆札唇舌，其雨及時，不擇地而施” ，雖意在評詩，但用以評價此類個性十足的尺牘妙品似更為確當。
　　
    常被人與袁枚相提并論的還有晚清經(jīng)學(xué)大師俞樾。俞樾還曾自制信箋多種，其中以文字入畫的“墨戲箋”尤具特色。
　　
    五
　　
    從本質(zhì)上來說，尺牘是“無人可以不作”的日常實用文體，因此對于難以“自鑄偉詞”的普通人而言，可供模仿套用的書儀等實用參考書就變得頗為重要。現(xiàn)存最早的書儀是西晉書法家索靖所書《月儀帖》，敦煌藏經(jīng)洞也發(fā)現(xiàn)了百余件唐五代時期的書儀寫本。北宋司馬光《司馬氏書儀》將表奏、公文、私書、家書等實用文書的寫作格式置于首卷，體現(xiàn)了書儀在傳統(tǒng)禮制中的重要地位。隨著唐宋以降的社會變遷，書儀等尺牘參考書也經(jīng)歷了從貴族化到世俗化的過程，繁復(fù)森嚴的禮制色彩逐漸淡化，與日常生活結(jié)合得日益緊密，實用性逐漸增強。明末清初各種尺牘選本的興盛很大程度上就和時人對尺牘參考書的需求有關(guān)，雖然周亮工曾批評過當時尺牘選本分門別類、“利淺學(xué)之漁獵，便不文之襲取”的現(xiàn)象 ，但由于此類“合俗簡編”切合多數(shù)讀者的實際需求，其繁榮并未稍減，甚至還吸引了若干著名文人參與編選，上文提及的《如面談》、《尺牘初徵》等書即其顯例，馮夢龍為《如面談》一書作序，就特別強調(diào)其便于日常參考的實用功能：
　　
    善讀書者，即此編推之，無不可漂秦溺漢；不善讀書者，就此編而步之趨之，談?wù)哌b遙，閱者唯唯，……而故人千里，并隨明月同來；一片相思，不共白云留住矣。
　　
    清末民初再次出現(xiàn)了尺牘書籍的出版高峰，不僅曾國藩、吳汝綸等名人尺牘風(fēng)靡一時，冠以“尺牘大全”、“最新尺牘”等名號的各類實用尺牘參考書也大行其道，還出現(xiàn)了《詳注通用婦女尺牘》、《白話學(xué)生尺牘》、《白話商業(yè)尺牘》等針對特定讀者群體需要的尺牘書籍，可謂品種繁多、五花八門。時至今日，雖然傳統(tǒng)尺牘早已失去了其實用功能，但這些尺牘典籍仍不失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史料。(作者系上海圖書館研究人員)【原標題：古代尺牘的梨棗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