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的人生就像飛禽一樣，尤其到了天災人禍等社會結構發(fā)生變革之際，他們撲棱棱地飛離故巢，或是迎著朝陽，或是與落日同歸——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看，中國收藏家的命運就是如此。當他們棲息新枝以后，像鳥兒銜來種子，開始播撒著收藏的理念，一片片叢林由此蔚然而生。中國的城市收藏版圖也被一次次地刷新。

　　從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以來的近現(xiàn)代，中國的收藏中心城市頑強地固守在北京。原因或許很簡單，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軍事和經(jīng)濟中心，是豪強和貴富云集之地，所以被稱之為成人玩具的收藏品便源源不斷地涌向那里。

　　那兒有巍峨的紫禁城，庋集著千百年來中國最輝煌的藝術品，它是圍繞著清朝最偉大的收藏家乾隆皇帝的收藏理念而構建的收藏體系，被稱為中國傳統(tǒng)收藏的正統(tǒng)，也是中國官藏的象征。

　　那兒還有琉璃廠，是民間文物交易的集散地，無論是身穿馬褂高靴的清朝士紳，還是西裝革履的民國新派，那兒都是他們流連忘返的地方。在清末民初，北京最有影響力的大收藏家有慶小山(1848—1927，名寬、號松月居士)、朱翼庵(1882—1937，名文鈞、字幼平)、郭葆昌(1879—1942，字世五、號觶齋)等，他們是舊京私家收藏的巔峰人物。還有一位備受民國中晚期的大收藏家張伯駒(1898—1982，字家騏，號叢碧)的青睞，就是完顏景賢(字樸孫)。他收藏的中國書畫，北京城里數(shù)第一。當然期間還穿插著許多戲劇一般的人物粉墨登場，揮金如土，染指收藏，比如像民國四大公子(張伯駒除外)，他們像流星一樣各領風騷一二十年。

　　但是，自1928年北京被民國政府改名叫“北平”之后的數(shù)年間，中國的收藏中心城市開始了漂移，以十里洋場聞名遐邇的上海異軍突起，取代了北京的位置，可惜好景不長，新中國誕生的禮炮聲一響，北平重新改名為原來的名字北京，于是上海眾多的收藏家們云散天涯，又像飛禽一樣開始另覓新枝。

　　上海，冒險家的天堂

　　收藏市場的紅火，有個必要的條件，就是經(jīng)濟要繁榮。

　　可上海本是長江的出海口，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但是在1843年11月17日這一天上海迎來了歷史發(fā)展的轉折點，根據(jù)《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guī)定，上海正式開埠。中外貿(mào)易中心由此逐漸從廣州移到上海。外國商品和外資紛紛通進長江門戶，開設行棧、設立碼頭、劃定租界、開辦銀行。從此，上海進入百年高速發(fā)展期，特別是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激發(fā)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迅猛發(fā)展。

　　我在撰寫《風流石癖——陸質雅傳》時，順便研究了上海的房地產(chǎn)發(fā)展史。上海大收藏家陸質雅(1883—1964)曾在清末上海道臺下屬的交涉司任職，兼理土地會丈局，即代表清朝政府與外國人商談土地出租等事務，他后來成為上海的著名房地產(chǎn)商。

　　據(jù)上海史志記載，自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隨著上海工商業(yè)發(fā)展以及人口的急劇擴大，地產(chǎn)價格也日益高漲。從同治九年(1859年)起，上海就有了市場意義的房地產(chǎn)企業(yè)，當時從事房地產(chǎn)經(jīng)營的洋行就有老沙遜、新沙遜、怡和等20家。從1869—1933年，南京路地價前后上漲132倍。90年間，上海房價累計上漲8571倍。上海成為了冒險家的天堂。

　　從清末至民國，中國的內(nèi)政混亂，軍閥割據(jù)，戰(zhàn)火連綿，反而是偏隅一方的上海因有了租界庇護而因禍得福，人口急劇增加，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有錢人便紛紛投資或者寓居上海。因此，上海是一座外來人口占絕對多數(shù)的開放型城市，而收藏活動正是所謂精英階層有錢人的揮金游戲。

　　上海早期最具聲望的收藏家是龐萊臣(1864—1949)，他的收藏被譽為“甲東南”，是上海收藏界的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

　　龐萊臣，名元濟，字萊臣，號虛齋。浙江吳興南潯人。他的父龐云鏳為南潯鎮(zhèn)巨富，名震一時的絲綢商，也是“南潯四象”之一。光緒十七年，父親龐云鏳以兒子龐萊臣的名義為賑災捐紋銀十萬兩，獲慈禧太后恩賞一品封典，候補四品京堂。龐云鏳去世后，龐萊臣自己經(jīng)營紡織、電器等企業(yè)，成為民族工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

　　龐萊臣熱衷于中國書畫的收藏，這應該源于他小時候對書畫持有的濃厚興趣。他曾臨乾隆時人手筆，頗得神采。父親龐云鏳夸獎說:“此子不愁無飯吃矣！”成書于1909年的《虛齋名畫錄》上，我們可見龐萊臣收藏的歷代名畫共538件(以家藏為限，不藏不錄)。入錄歷代名跡竟近六百卷(幅)，不能不讓人贊嘆收羅之富、用力之勤。在這批藏品中，著名的作品有:閻立本《進諫圖》、周昉《村姬擘阮圖》、韓干《呈馬圖》、戴嵩《斗牛圖》、五代趙駙馬《神駿圖》(趙文敏書合璧)、董源《夏山圖》、周行通《牧羊圖》、王道求《弗林獅子圖》、張戡《人馬圖》、宋何尊師《葵石戲貓圖》、巨然《流水松風圖》、《江村歸棹圖》、李成《寒林采芝圖》、郭熙《終南積雪圖》、趙佶《雙安鳥圖》、《雪江歸棹圖》、《賜鄆王楷山水》、李公麟《醉僧圖》、米芾《楚山秋霽圖》、《云山草宅圖》、陳中《羌胡出獵圖》、趙大年《水村圖》、趙千里《春龍出蟄圖》、龔賢《溪山無盡圖》、宋人《風雪度關圖》、龔開《中山出游圖》、金人李山《風雪杉松》、元人錢選《草蟲圖》等等，亦有元、明、清各代諸如管道升、任仁發(fā)、張中、黃公望、王蒙、吳鎮(zhèn)、倪瓚、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董其昌、項元汴、惲壽平、王翚、王原祁、石濤、八大山人、金農(nóng)等人的作品，在短短的幾十年內(nèi)將歷代名家收羅齊備，確實顯現(xiàn)出一代收藏家的勤奮和驚人業(yè)績。實際上，龐萊臣收藏還遠不止此數(shù)。同樣是出自于上海的收藏大家王己千說他收藏的書畫有數(shù)千件。

　　有趣的是，活躍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頂尖級收藏家中，許多人都來自于浙江南潯鎮(zhèn)，而且他們之間總有扯不斷的親眷連帶關系。比如張靜江(1877—1950)、張叔訓(1900—1949)、張珩(1914—1963)等。

　　早在1902年，張靜江的父親張定甫為他在法國巴黎開辦了一家Tonying公司，即著名的通運公司，聘請鑒定家姚叔來為大班(總經(jīng)理)，1925至1933年間，許多清宮舊藏的名跡就是通過張靜江的通運公司脫手的。龐萊臣賣給美國人弗利爾的名畫，也是姚叔來運作的。他們的古玩生意做得很大。

　　張叔訓，是近代中國錢幣收藏的泰斗式的人物。

　　舊上海收藏界的一例極則是張珩，字蔥玉，號希逸，齋號為韞輝齋，出生于富可敵國的南潯鎮(zhèn)張家，其高祖是晚清的首富張頌賢(1817—1892)，資產(chǎn)達1000萬兩白銀。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1842年鴉片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根據(jù)《南京條約》規(guī)定，中國政府需要向英國賠款2100萬兩白銀，而對比之下，我們便可窺見張家富足的程度。張珩是獨子，父親早逝，自小就隨其祖父、大收藏家張石銘(1871—1927)生活，練就了一雙鑒賞的火眼金睛。1930年，16歲的他在分家時獨得資產(chǎn)200萬白銀(有人估算價值當下的人民幣200億)，從此浪跡上海灘。

　　張珩被后世最為欽佩的主要有兩點，一是鑒賞的法眼精準，20歲時就被聘為故宮鑒定委員；二是收藏的品級甚高。1947年其好友鄭振鐸為其編撰《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收入張珩的收藏巨跡，如唐張萱《唐后行從圖》、周舫《戲嬰圖》、北宋易元吉《獐猿圖》、金劉元《司馬檁夢蘇小》、元錢選《梨花鳩鳥圖》、顏輝《鐘馗出獵圖》、倪瓚《虞山林壑圖》、趙元《晴川送客圖》、方從義《武夷放棹圖》等高古書畫精品。啟功先生曾稱贊“韞輝齋所藏書畫無一贗品”，足證他收藏的水平。可惜的是，張珩有個致命的壞毛病是嗜賭，他的這些收藏品大都是輸?shù)舻模�有些是抵押給了上海另一傳奇性的大收藏家譚敬(1911—1991)。最有名的故事是，張珩在一個晚上就把上海著名的大世界輸光了。

　　在上世紀的20至40年代間，上海涌現(xiàn)的一大批收藏家可謂群星閃耀，爭奇斗艷。

　　其中，最不可忽視的大收藏家是吳湖帆(1894—1968)，是當時一顆閃耀的明星。他的祖父和外公分別是吳大澂(1835—1902)和沈樹鏞(1832—1873)，均系清末大收藏家，而他的妻子潘靜淑(1892—1939)是道光年宰相潘世恩的孫女，也是清末大收藏家。吳湖帆與潘靜淑的婚姻，集納和延續(xù)了三大收藏家族的寶藏。他的所藏僅以歷代名畫計，如北宋米芾行書《多景樓詩冊》、宋寧宗后《櫻桃黃鶴圖》、宋梁揩《睡猿圖》、宋王晉卿《巫峽清秋圖》、宋趙構《千字文》、宋畫《漢宮春曉圖》、劉松年《高山四皓圖》、宋拓《梁蕭敷敬太妃墓志》、宋刻《淮海長短句》、元倪云林《秋浦漁村圖》、元吳鎮(zhèn)《漁父圖》、元黃公望《富春合璧圖》之《剩山圖》、元王蒙《松窗讀書圖》等，均為國家一級藏品。

　　此外，舊上海的大收藏家還包括，潘達于先生(1906—2007)，她的收藏來源于祖上潘世恩、潘祖蔭家族的收藏，其青銅器和字畫等藏品蔚為壯觀，最有名的是大克鼎(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和大于鼎(現(xiàn)藏北京國家博物館)；還有地產(chǎn)大王周湘云先生(1878—1943)的收藏，上海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懷素《苦筍貼》和米友仁《瀟湘圖》即來源于他；顧公雄(1897—1951)與沈同樾夫婦源自蘇州“過云樓”的收藏；龔心銘、龔心釗兄弟的收藏名品有“商鞅方升”等，為世間孤品；錢鏡塘先生(1906—1983)的收藏，有五代董源的《山水圖》和南唐徐熙的《竹雪圖》等巨跡；譚敬先生(1911—1991)收藏的名品大都來源于張珩的舊藏；劉靖基先生(1902—1997)收藏有數(shù)千件古畫……活得最明白的大收藏家或許是丁福保先生(1874—1952)，他是上海結核病防治醫(yī)院的開創(chuàng)者，中國古錢幣界的權威，其撰寫的《古錢大辭典》至今仍然是不可撼動的權威著作。在他身前就將自己的房產(chǎn)、田地和收藏全部捐出。他說，“與其收藏于一家，不如藏之于團體，因團體較一家為永久也。與其散諸于他人，不如散諸于自己，因自己較他人為好也。”

　　以上羅列的這些收藏大家，不過是浮在舊上海收藏界之海平面上的冰峰，水面之下，依舊是龍飛鳳舞，名家林立，名品如云。我最近研究了兩位屬于舊上海時期的收藏家，一是張律均先生(1901—1988)，常州金壇人，1921年才開始為上海金城銀行工作，后來成為副經(jīng)理，在當時最多也就算是金領階層。晚年他返回故鄉(xiāng)生活，將自己在上海收藏的136件文物捐給了金壇博物館，其中僅國家一級文物就多達七件。另一位就是前文提及的陸質雅先生，他的收藏中僅齊白石印章就多達500件(系“文革”抄家后的返還物)，許多是齊氏藝術的極品，國之瑰寶。這兩位只是上海收藏界默默無聞的收藏家代表，由此足見舊上海的收藏風氣之熾熱。

　　從上世紀30年代始，至多到1949年止，上海作為中國收藏中心城市的時間，當不超過30年，如同白駒過隙一般匆忙。

　　我們知道，上海不是類似于陜西、河南、山西這樣的中國文物大省，由上海轄區(qū)內(nèi)所出土的文物十分有限，而上海博物館確是中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收藏大館，在國際上也聲名顯赫，而它出色的藏品來源大多得益于舊上海這些收藏大家的貢獻。

　　2012年12月18日，我應邀參加了劉益謙王薇夫婦的龍美術館開幕式。看著琳瑯滿目的藏品，心想，他們夫婦是當之無愧的上海當下最了不起的收藏家，與上海的收藏傳統(tǒng)相比，昔時別人捐給了國家的博物館，今日他們自己創(chuàng)建了博物館，這就是時代的不同。【原標題：收藏是一種流動的風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