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老城記憶第六期

　　一場大雪飄然而至，市博物館的院子里，除了偶爾兩聲鳥叫，只聽得簌簌落雪聲。后院的倉庫里靜靜地躺著許多蒙了塵的石碑，就像那些曾經地動山搖的故事被塵封在了歷史中。時間滾滾向前，人們無暇顧及那些陳年往事，甚至，二十多年前的景象都已經被人們淡忘了。

　　在這些石碑中，曾有一塊刻著“金湯鞏固”四個大字。它本來埋在北街居委會孫衛東家的老宅里，是從老城墻的墻根處挖出來的。現在，這里還散落著一地碎磚，只有當地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這里，曾經矗立著高高的城墻。

　　“金湯鞏固”碑后的悲壯故事

　　“濟源老城是個戰城，一圈城墻五里二百五十步，城墻上過得去大解放車，當年我還見過大汽車在上面跑過。城墻在城里看有兩屋半的樓房那么高，從城外看，比三層樓還要高些……”孫衛東的叔叔孫王慶已經82歲了，但依然頭腦清楚，聲音洪亮。

　　城墻應該很堅固，在城墻遺址附近，散落著的墻磚依然堅硬無比，有許多人家就地取材，用這些磚壘起了小灶房和圍墻。

　　“一塊磚重25斤，生產隊蓋粉房的時候，我們挑著這些磚蓋粉房呢！”劉喜才說。這位頭發花白的老人除了記得城墻沒毀之前上面開過汽車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玩耍時在城墻里撿到日本人留下的手榴彈。

　　此去向西南不太遠，就是曾經的老城西門口。西關的老人們還記得兒時玩耍時，常常在城壕里翻出許多人頭骨來。沒有人說得清這些遺骸是哪年哪月的，更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有過怎樣的愛恨情仇，曾經如何在戰亂中葬身于此。但毋庸置疑的是，濟源城，真的曾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戰城。

　　“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在有史記載當中，這可能是對濟源戰略地位最早的描述。當然，那時，還沒有這座城池。記者在清代乾隆年間和嘉慶年間的《濟源縣志》《續濟源縣志》及一些當代文史資料中獲悉，濟源古城始建于隋開皇十六年——隋開皇二年，隋文帝頒詔在濟水源頭修建濟瀆廟，為了方便和配合朝廷對濟瀆廟的祭祀，修筑濟源縣城。

　　在史料記載中，濟源城墻“周長五里二百五十步，墻高二丈五尺，寬二丈，池深一丈，闊二丈五尺”，自建成以來歷代均有修建，一直是堆土成墻，明崇禎十一年知縣盧時升甕以磚石，清代時有修葺，“民國”四年再次得以補修。在清代的縣志中，多有歷史文人登城遠眺時的吟詠之作，讓人意料不到的是，近年來，濟源老城多次成為網絡寫手的新寵，在《七國爭霸》《明末1625》《傾國傾城之特工丑妃》等網絡小說中，濟源成為改朝換代地盤爭奪戰或農民起義戰爭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地方。

　　“紫金梁王自用受不了朝廷的威壓，帶著三十六營中的大部分向南逃竄，跑到山西南邊時，王自用突發奇想——干嘛非要跑進四川，于是他向著東南方略微一轉，穿過太行山，突然進攻河南濟源。此時的三十六營除了闖王高迎祥、西營八大王張獻忠、老回回馬守應和曹操羅汝才，別的都跟在他軍中，因此總兵力高達十萬，聲勢震天，所向無不披靡。也是王自用倒霉，濟源本來沒什么兵力，哪抵得住他十萬大軍？但他剛好碰上平賊將軍左良玉帶著七千官兵從河南向山西移動，正好駐扎在濟源城。這一下濟源就不好打了，七千官兵守城，擋著他十萬農民軍兩天兩夜，濟源城還沒拿下……”這是《明末1625》中寫的片段。這時，距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還有十多年，如果此役的描寫有依據的話，說明兩點：一、此城墻是土墻之時已經比較高大雄偉；二、此役讓當地執政者認識到了城墻的重要性，并下決心勞師動眾修建磚墻。要知道，在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下而且戰爭頻仍的年代，修一座城墻燒這么多磚有多么不容易。“知道城墻為什么那么結實？里面搗有糯米！這工程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西街居委會的姚天立老人說。

　　先不說這建城的艱難，且說200多年后，清同治六年，西捻軍張宗禹部自山西經王屋山圍攻濟源縣城一戰。這場戰役究竟有多殘酷，記者查了許多歷史資料，均找不到詳細的記載，倒是在采訪西街古槐的內容時，無意中從姚氏一族的族譜中了解到了這一事件的一點信息。據姚天立說，捻軍圍困濟源縣城，與守城的清軍激戰七天七夜。官民被圍困在城中，吃喝都成了問題，清軍就以補充軍需為由多次向姚家攤派糧食。七天七夜——由此可以想見這場硬仗打得有多么艱難。而且，姚天立還回憶說，他的父親曾在城墻上放哨——當時城內的壯勞力都得輪流值班，而且值班的人還可以領到來復槍。應該距他父親值守的年代不太遠，日本侵略軍就打進了濟源城。其中有一位抗日戰爭中的親歷者，記下了發生在城墻內外的慘痛回憶。

　　在這篇題為《在濟源抗擊日寇片段》的回憶文章中，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李文定寫道：日本侵略軍于1938年春侵占濟源后，燒殺奸擄，無所不為，激起中國軍民的共憤。駐防黃河南岸的國民黨91軍166師全體官兵，聞聽日寇在豫北的暴行，紛紛要求渡河抗日。4月初，他和戰友按照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的命令開往濟源。侵占濟源縣城的日軍是號稱日本“鐵軍”的14師團的一個聯隊，兵力3000余人，配有大炮15門，且有坦克。而抗日官兵只有3000人，每個戰士配備步槍1支，大砍刀1把，手榴彈4枚和3天食用的干饃。4月10日，劉法舜和李文定帶領戰士從南面進攻，曹玉衍帶領戰士從城東南角進攻。部隊進抵濟源城下時，已是凌晨3點左右。由于驚動了老百姓家的狗，滿城的狗叫聲引起了日軍的警惕，行動被城墻上站崗的敵人發現。在這種情況下，全體愛國官兵仍然按照原定計劃開始攻城，一面用機槍的密集火力對準城墻上的日寇集中掃射，以掩護部隊爬梯登城，一面由登城部隊迅速靠近城下，通過云梯，登上城墻，陸續攻入城內。為了擴大戰果，師部工兵連長呂舜民率領兩個工兵班，攜帶炸藥包，分別奔向南門和東門�？墒�，呂舜民帶領的工兵班向南門前進時，遭到敵人密集火力攻擊，全部犧牲。另一班負責爆炸東門的工兵，將炸藥包運到了城門下，但因炸藥失效，未能如愿引爆。同時，登城部隊的云梯一個個被炸斷，部隊已無法登城。從云梯攻入城內的400多名官兵，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孤軍作戰的情況下，毫無懼色，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白刃戰。每發射出一顆子彈就要消滅一個敵人，每砍出一刀，就要殺死殺傷一個敵人。戰斗一直延續到第三天，進城的戰士全部遇難。春末夏初，日軍放棄濟源縣城向沁陽方向撤離。李文定進入濟源城后，首先在洪福寺（即現在的望春劇場）大院內發現了兩個“慰靈祭”木樁，兩個大木樁的正面都用毛筆寫著碗大的黑體字：“中國軍隊無名英雄之墓”。木樁背面還有說明：中國軍隊991團二營中士班長朱金山攻入城內后，在白刃戰中手持大刀砍死日軍營長及鬼子13名，最后負傷多處而犧牲。另一個木樁背面略云：中國軍隊992團上等兵張鴻歧，在白刃戰中砍死日軍七人，最后犧牲。文中說明，朱金山及張鴻歧的尸體和武器均埋葬于此。此外，木樁上還有“封為軍神”、享受“慰靈祭”等字樣，系日軍所立。

　　西街居委會秦全盛老人的故宅距朱金山殉難處不遠，大木樁原來就立在朱金山殉難處，后來被搬到了洪福寺①。老人已故前曾對記者講，那一仗之后，他經�？吹饺毡救嗽诔燥埱�，在大木樁前對“中國無名勇士”進行祭奠，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慰靈祭”吧！應該是中國英雄的忠勇衛國精神和寧死不屈氣概懾服了日軍，從而被日軍“封為軍神”的。

　　而東街居委會的張同道老人卻記得有一位烈士犧牲的地點距洪福寺不遠，如果這樣話，張鴻岐烈士有可能是在東街犧牲的。日本人投降以后，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濟源城打了幾年拉鋸戰，城墻在戰火中兩度被炮火擊毀，“金湯鞏固”至此徹底成了夢想。這座歷年歷代沾染了數不清戰士鮮血的城墻，從此逐漸告別歷史，漸漸離開了人們的視線。

　　滄海桑田難掩老城春秋

　　康熙年間，縣令尤應運剛進濟源城的第一印象是“斗大山城”。但是，記者在采訪老城墻過程中，卻在這“斗大山城”中轉得十分辛苦：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找不到停車位，而隨著市區的擴建，老人們已經居住得十分分散，不少老人已經搬出了老城區，一天探訪兩三家已經是上限。“一條街，倆崗樓，公園里面只有猴”，老濟源人在總結濟源城時還會加上一句：“西邊跺腳，東邊地震”，如今，這些都成了歷史，老城印象在人們的腦中變得有些模糊了。意氣風發的濟源新城，把往事的印跡逼進了市區的死角和故紙堆里。

　　在《濟源縣志》的圖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區的概貌，而那樣的布局，應該自城墻筑好后，一千多年來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孫王慶至今還可以清楚地指認出老縣衙、鐘樓、魁樓等老建筑的原址，但他最津津樂道的是“兩孔半”和“兩傳半”，因為這都在北城門附近，距他家不遠。

　　“兩孔半”說的是古井：小十字老中醫院東角有一個古井，里面的水是全城內最好吃的，大家都到這兒擔水喝，據說這井和邵原的一個井相通，兩眼井水都是全濟源最好喝的，還有一孔井的水沒這兩眼井的水好，在克井原昌，但與其他井水比起來，這“半孔井”內的水仍然是無比甘甜。而“兩傳半”說是的宅院，其中一傳院在北街，一傳院在大峪千坡嶺，那“半傳院”他已經忘記在哪里了。據說這幾個宅院因每座房前都有走廊而得名，而且院中廊廊相連，下雨天不打傘在幾個房子中來回走動也不會濕了衣裳，而且，這兩傳院的二門口還有座山屏，有一間房大小，一般不開門，辦紅白事時才開，而那“半傳院”少了這樣的山屏。

　　找到孫王慶時，他正在大街上，冷風隔過衣服直刺入骨，但興致勃勃的孫王慶還是熱心地和記者一起來到了“北街一傳院”的附近，指著東南方說：“那個院子就在那兒——那可是濟源數得著的院子了。正說著，有一個人走了過來，孫王慶笑著說：“嘿，真巧，那個‘一傳院’就是他家的。”來人叫孫王毅。提起宅院，孫王毅就黑了臉。他說，小時候記得日本人到他們家拆房，抬著一根大木頭，唉喲唉喲地撞倒了墻，但房子是立架房，墻倒房不倒，他們就又撞柱子。原來，他們是看中了這些房上的木料。孫王毅的媽媽拉著他弟弟站在轆轤旁邊抹著眼淚，又不敢說話。“我恨死了，就在一邊說長大了要把日本人全殺光，嚇得媽媽趕緊捂住了我的嘴。”孫王毅說。被人稱羨的家園，從此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當時，不光是日本人禍害百姓，一些壞人也趁機為非作歹。從小在北街居委會長大的田玉香說：“滿大街的土匪、黃協軍、‘剝衣團’，老百姓沒有活路，別說窮人沒吃的沒穿的，就是能行的家戶有糧食也吃不到嘴。婦女不敢洗臉，也不敢穿干凈衣裳，還把臉上抹滿鍋黑。最氣人的是‘剝衣團’，挨家搶，挨家搜，凡是值點錢的都被他們搶走了，甚至連好點的衣裳也不放過。他們每次掃蕩回城，都提著一包包的衣裳和銀貨。”那時，共產黨的隊伍還沒有壯大，田玉香有一次從西城門過，見城門的炮樓上吊著一個人，被人用皮鞭抽得死去活來，聽大人偷偷地說，那個人是共產黨員。她那時十來歲，看著血淋淋的人快要嚇死了。此外，她記憶最深的就是12架飛機并排從遠處飛過來，她趕緊藏到街邊的小百貨鋪里，后來聽說這排飛機過去，把廟街給炸了——當時許多人都逃出了城，廟街成了全濟源最熱鬧的一個商貿集市。還有一次，她親眼見一群日本人圍著，讓一條大狼狗把一個一二十歲的大男孩給活活咬死了，那個男孩兒嘰里呱啦地叫著，日本人還哈哈笑呢！

　　當時，日本人在城里到處抓“小夫”，北街居委會的許多男人都被抓走了，而田玉香的父親也沒能逃過。在抓她父親的時候，她家的驢也被日本人牽走了，過了一段時間，驢自己跑了回來，家人看了哭著說，驢都回來了，也不見人回來。又過了大半年，一天半夜，她父親突然回來了。那時她外婆也住在北街，一見她父親就問挨打了沒有，受了什么罪，大人們一直說了半夜。誰知道第二天一早，她外婆就再也沒有醒來。“以前可能是提心勁兒太大了，這猛地一松氣，一睡就過去了。”田玉香說，而那段時間父親究竟遭遇了什么，老人說什么也不肯再提。她父親回來沒多久，半夜又有人來拍門，她們趕緊讓父親躺床上裝病，結果幾個八路軍戰士進來問她們屋里有壞人沒有，檢查完后又安慰她們說：“不要害怕，咱們都是一家人。”

　　“哪會能不怕？當時隊伍太多了，老百姓都給嚇怕了，一見隊伍就怕。后來八路軍就排著隊伍在街上齊聲喊：‘我們是人民解放軍，大家都不要害怕。’慢慢地，人們才安穩下來。”說到這里，田玉香才笑了起來。

　　現在從北街居委會到西關居委會開車只需要幾分鐘，但過去西關在城外，人們進城并不容易。西關居委會的張開軍老人記得，西城門胡同有些深，城墻那兒還有道斜坡，可以順著登上城墻。日本人占領縣城的時候，城門口有日本人把關，大人沒有良民證進不了城。“后來，黨繼新的頭顱也掛在西城門上面，城門下還有通馮玉祥立的碑，內容是號召人民向往民主進步的。”張開軍說。但是，當時進城的人并不多，而且城內的許多老百姓都逃了出來，日本人和黃協軍就占了老百姓的房子。濟源人自發在廟街那兒買賣東西，當時有人把廟街叫“小縣城”。

　　孫衛東的媽媽苗思禾嫁到北街3個月以后，日本人徹底撤出了濟源城。“一夜之間，日本人突然都走完了，一個也沒有了。第二天早上，大十字的炮樓上豎起了青天白日旗。”她說。其實，一些日本人前一兩天就露出了要走的苗頭。該居委會已故老人田閆氏還記得，之前有些日本人找街上的老太太給他們畫圓圈，如果圓圈的筆畫接住了，日本士兵就高興得拍手，如果圓圈的筆畫還差一點沒接住頭，日本士兵就會痛哭流涕。“也許他們也迷信，覺得圓圈對住了就能和家人團圓，如果對不住就不能回到日本吧？”老人曾經這樣對晚輩說。

　　每次拜訪老人們出來，到街上被冷風一吹，記者都有些恍然如夢的感覺。臨近新年，一些店鋪已經被裝飾得喜氣洋洋，而身邊高樓櫛比，車流如梭，那些遠去的故事對我們來說，就像一場遙不可及的噩夢。翻開《濟源縣志》，我們可以看到：“《舊志》曰，濟邑盛時入其闉闍棹楔相望，行其野雞犬之聲相聞……軹關太行為用兵出入往來必由之道，周齋分界尤為重險……戰爭蓋無虛日……”由此可見，孫王慶所說濟源是戰城是有根據的，而高大的城墻，就是這座戰城的盔甲。但是，面對一次次戰火，它卻難以保護城里的人民，甚至連縣城里的建筑都成了一片廢墟。“斗大山城荊棘中，蕭然四顧無都市。衙齋剝落已無存，茫茫唯對殘灰耳。”這是康熙十九年溫陵人尤應運剛到濟源任縣令時的感嘆。

　　如今，用來抵御敵人攻擊的城墻消失了，而對于老百姓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它如果存在的話，除了歷史文化方面的意義之外，再也沒有實用功能了。

　　一個在城墻上長大的孩子

　　“城門上面有城門樓，挑角的樓檐，四個角掛有鈴鐺。房脊上有跑獸，馬、獅子、老虎各種各樣的動物，可好看了，都是用軟石頭雕的——城門樓毀了以后，那些獸掉下來，碎塊可以在石板上寫字。那么漂亮的城門樓被毀掉，可惜了。”孫王慶說。曾經，有許多文人騷客從望春橋登上城樓，觀景觸情，吟詩賦詞。而這些，孫衛東卻很少關注，在他的眼里，老城墻就像家人一樣親切而樸實——城墻，就是他的家，他的童年。

　　“我家的孩子多，一座房子擠不下，就讓干部們給我劃片兒地方再蓋座房，他們說，別的地方沒了，你想蓋，就上城墻吧。”當時，被毀的城墻依然高高地聳立在北街居委會的邊兒上，她就在城墻上找了塊兒地方，把東西兩面用土墊起來以后，騎著城墻蓋了一座房。孫衛東剛出生，就被媽媽帶著住上了城墻。“沒有打院墻，西北風一下來，外城壕、內城壕的風都往屋里灌，孩兒們的腿都干得起皮，身上摸起來是澀的。以前的鄰居過來都笑我把房建到了孤山上，又過了好些年，才慢慢有人也到這附近蓋房。”苗思禾說。

　　但是，在孫衛東的眼里，那座房就是兒時的樂園。“城墻外是麥田，城墻內是菜地，我天天領著我們家的大狗在麥地里玩兒。城墻上有許多核桃樹，夏天熱的時候，我就睡在核桃樹的樹枝上。秋天，經常和上城墻摘核桃的小孩兒打架，小女孩兒也上城墻上來，摘些核桃葉和青核桃，把葉和皮砸碎了染塑料布扎頭花戴。”

　　“好什么好，住得不挨四鄰，養頭豬也養不住，老是被狼給叨走。一聽狼叫，我就趕緊把孩子們都關到屋子里。”苗思禾說。

　　“我哥他們在城墻下面掏洞養兔子玩，小孩兒們都喜歡上城墻上玩，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堆小孩學大人們斗爭，在我家的墻上寫了很多某某某戰斗隊的字兒。”孫衛東說。

　　“住得那么遠，夜里還得過城壕，你們不害怕嗎？”濟源晨報記者問。

　　“有大狗跟著呢，怕什么怕？夜里人且沒走到家，大狗就迎過了城壕，早上大狗把我送到校門口，我說‘回家吧’，它才扭頭跑回去。”孫衛東的記憶力很好，小學課本里的一些內容都還記得，“印象最深的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時候，別說這個，連天天吃白面饃的生活都覺得離自己很遙遠。我們小時候，過生日那天能吃到一個雞蛋——這已經算好的了，有的人家過生兒也舍不得吃，雞蛋還留著換油鹽呢。”他父親是解放前的老干部，參加過打白坡戰爭，那時，他們的家境和大多數家庭比起來還算是好的。當時，城里的商鋪很少，北街有個鹵雞鋪，但一分錢一個的雞爪他也只能看看，“聞聞香味，自己就走了，從來沒想過能買上一個嘗嘗。”

　　當時，濟源城還是一千多年以來的老格局，好點的是從東莊到西關的大路已經通開，不再是彎彎曲曲只容一輛車通過的小道了。“我們北街的路還是砂石路，一下雨，路上跟河一樣，滿街都是水。”

　　就是這樣，一些老人們還覺得奢侈。“剛通路時全城也沒幾輛機動車，大家都覺得大街修得太寬了，說‘這么寬的路給誰走呢’，沒想到現在這路已經不夠用了。”張同道說。翻開清工《濟源縣志》的地圖，老濟源人一下子都可以回憶起老城的格局來。因為南北兩條河的限制，濟源發展曾一度受到很大局限。

　　姚天立回憶說，西城門往北有一大片藕田，荷花開的時候很漂亮，是縣城內的一道景觀，而那時城墻內只有不到兩平方公里，城里只有幾千口人。后來，大路北移，隨著湯帝廟拆了南邊一部分以后，宣化大街的修通奠定了老城區的格局，市區也早已跨過了城墻，但隨后一些年，城區的發展也沒有跨出過南北兩條河。

　　“當時的蟒河是從西折到北，拐了一個彎，而且護城河很深，我小時候常到西關小學的后面釣魚、游泳。”孫衛東說。從清代《濟源縣志》的地圖上可以看到，濟源的老城墻之所以不是四四方方的，而且缺了一個角，就是因為受到兩條河的約束，而當初選此地建城，顯然也有利用天險的考慮。“1958年，濟源改造蟒河，把河道拉直了，市區的面積擴大了一些，但真正的改變還是這些年。”孫衛東回憶道。在他的記憶中，濟源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是在1986年以后。那年，他從四川退伍回家，看到濟源開始大建設，不但房子前后的菜地沒有了，而且市區逐漸跨過了兩河，一千多年不曾改變的城市格局被徹底打破了——截至2011年5月，濟源城區建成區面積為42平方公里，建成區人口30萬。如今，他的許多老鄰居都從老城區搬了出去，住進了新城區的高樓大廈里。

　　“我家1996年在公園邊也蓋起了小樓，之前家里花四五千接了一部電話。”不知不覺間，“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對他來說早已不是夢想。他現在在北海大道旁一個新的住宅小區的物業公司上班，現在的生活他覺得還不夠好，不再滿足于小富即安的生活，是他和母親、叔叔之間最大的差別。老人們總是在回憶過去中得到滿足，而他卻在展望未來時覺得仍有欠缺。

　　苗思禾已經85歲了，但依然在幫孩子們在路邊烙燒餅。她家的燒餅鋪雖然很小，但因為是老店，所以顧客很多。第二次尋找苗思禾時，天太冷，老人沒出攤，記者找到了老人家的小樓。這屋里的陳設雖然簡單，但也感覺殷實暖和。午飯時分，孫衛東上樓來看望老人，看著兒子，老人說：“好幾天沒掏耳朵了，你快點給我掏掏。”話里竟帶著些撒嬌的語氣，孫衛東熟門熟路地找來挖耳勺和鑷子，用手機上的照明裝置照著，給母親掏了起來，老人舒服地閉上了眼睛，滿臉洋溢著幸福和滿足。

　　直從1996年蓋樓房以后，孫衛東就離開了曾帶給他無限快樂的老城墻，濟源晨報記者在一位熱心人的指引下，找到了他家的老宅。那里的房子高高低低，還可以依稀找到城墻和城壕的影子，一座老房下，就是老城墻的遺址�，F在，那里已經被劃入了舊城改造的范圍，城墻上下的老房與嶄新的濟源城比起來，顯得有些年邁滄桑。雖然在市區中心，但這兒的人仍然很少，殘存的老城墻成了城市的一個死角。在這附近，許多散落的老城磚隨處可見。舊城改造已經被提上了日程，明天，這里又將會是嶄新的面孔，而這僅存的一處老城墻，不知道會不會徹底湮沒在歷史中。

　　城墻下的名泉故事

　　在濟源博物館的一隅里，靜靜地躺著許多石碑，那些碑文都是濟源歷史的見證。其中一塊上面刻著筆力遒勁的四個大字：金湯鞏固。這塊碑是在孫衛東家的老宅下面挖出來的，先后挖出來的，還有另外兩通石碑，都是關于濟源曾經的名泉“蜈蚣泉”的。

　　“有一通碑上寫著‘蜈蚣泉之神位’，另一通碑上密密麻麻地刻了許多字，我記就扔在馬寨橋的下面，你找找去，好像早兩年我還見過。”孫衛東說。但是，在傍晚的冷風中，記者在馬寨橋下找了幾個來回，依然沒有一點石碑的影子。

　　這眼泉，承載著北街居委會許多居民共同的回憶。

　　“這泉的水質好，舊社會的時候，熬大煙的人就是用這里的水，據說濟源多數井水、泉水的堿性大，熬不出那么多煙。后來，大隊建粉房，就建在了這里，就是想用這泉水做粉條。”王喜才說。

　　而婦女們對這眼泉的感情更深，在她們的記憶中，沒有幾天不到這泉邊來的。“這泉是溫泉，冬暖夏涼，聽說泉眼和龍潭、珍珠泉都通著。我們洗衣服渴了，就到池邊上掬水喝幾口。早先家里吃的水也是從這里挑的，從地里回來，人們都喜歡到泉邊的河里洗洗手腳，好天的時候，一堆人洗著衣服說說笑笑的，可痛快了。到天旱的時候，還有一些老婆兒們到這里燒香、掏泉，祈雨。”苗思禾說。

　　“那個水池四四方方的，有四米見方，有魚有蝦有螃蟹。泉上有龍嘴，水從龍嘴里流出來，婦女們都在池下面洗衣服。”孫王慶說。

　　離這眼泉不遠就是蟒河，那時，馬寨橋西還有個水車，帶著彈花房，是借助水力彈棉花的。河邊是樹林，漲大水的時候，許多樹都被淹了半截，“南北河漂天也淹不了城，更淹不住這眼泉。”孫王慶說。這后面，藏著許多幾乎被人遺忘的傳說故事。

　　過去，老城址選在湨河和蟒河之間，是因為風水先生看中了這“二水拱船”的寶地。最先，縣城也是正東、正南、正西、正北四個城門，因為濟源的地形西高東低，后來，人們覺得如果正東面開門，風水就會順勢而下，不聚脈氣，于是將東門移到了北面，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老城東門朝北開”濟源九大怪之一。

　　“光聽老人們說，東面的蛤蟆長蟲多，城門不能往東開。”苗思禾說。80多歲的張同道以前則聽老人們說，后來的文昌閣就是建在原城東門的位置上。而整個濟源城的選址，傳說更是離奇。

　　“傳說南北兩條河發再大的水，也淹不住濟源城。為啥？因為城下是一張‘隔’，‘隔’硬，河水沖不動。”孫王慶說。他說，在老城打井的人都有經驗，打下去不多深，就打不動了，“嗵嗵”響，“那是遇到“隔”了，把“隔”打透，井水可好。”

　　這種說法應該有些年頭。在清代的《濟源縣志》上，對蜈蚣泉的注釋較多，內容寫的是：“在西城根睪上，每瀧水（即現在的蟒河）泛漲勢若吞城，賴此泉鎮之，不為害。”

　　蜈蚣俗稱“天龍”，再大的蟒到小小的“天龍”面前，還得矮下三分，這大概就是蜈蚣泉可以鎮住蟒河的由來吧？不過，這只是筆者的臆測，老人們卻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說法。這泉是怎么鎮住蟒河的，已經找不到更久遠的說法了。而老人們所知道的是，蜈蚣泉自建城墻就已經在那里了，據說這泉眼通著龍潭下的老海眼，泉下有寶。早先，蜈蚣泉有兩眼，北邊的是雌的，南邊的是雄的。“南蠻子”盜寶時，把北邊泉下的寶偷走了。到南邊的泉下盜寶時，他們找來了一個賣咕咕肴（也稱鍋盔牙）的人說：“我們伸出手來要饃時，你可要趕緊給饃。”說完，就鉆到泉下去了，不久，只見泉水如滾開了一樣，原來，他們在和泉下守寶的打架呢。過了一會兒，水下伸出來一個簸箕大的手，長滿了毛，一下子把賣饃的人給嚇跑了。結果，“南蠻子”吃不到饃，餓得受不了，又打不過雄泉下守寶的，一會兒就出來了。就這樣，雄泉才沒有被盜走，泉水沒斷，一直讓老百姓用了許多年。

　　這么離奇的民間傳說，已經很久不曾聽到了。除了七八十歲的老人，沒有人再能講這些“死瞎話”，而這，應該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老城墻下采訪時，市文物局的秦勝利也到了這里，查訪蜈蚣泉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在蜈蚣泉原址，秦勝利拍了很多照片。“這眼泉可有名了，和珍珠泉、不老泉一樣有名氣，可惜后來廢了。”秦勝利說，他們更注重于實物普查，對于傳說故事，并不在他們的調查范圍內。

　　苗思禾說，這眼泉后來又被挖開過，挖開以后居然還有泉水往外涌，后來人們蓋房，又把它給填上了�，F在，這里一片荒涼，一些房子已經開始拆遷，新的社區將在這里建起來，而曾經晨霧繞樹，甘泉吐珠的美景一去不復返了。

　　距此向東不遠，是赫赫有名的盧仝泉。濟源九十七泉是《濟源縣志》和《續濟源縣志》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濟源水文化中重要的一支。之所以專門把這個篇章單獨寫出來，一是因為這曾是老城內不可忽略的一道風景，二是為了給后人了解濟源的水文化提供一些更詳盡的資料。但愿這些，不會徹底被湮沒在都市發展的潮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