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水是我國歷史上一條著名的河流，它曾和黃河、長江、淮河一起并稱“四瀆”，與“五岳”齊名，受到歷代朝廷的隆重祭祀；它曾與黃河一起孕育了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濟源、濟南、濟陽等城市都是因其流經而得名。但是在今天，當我們再一次提起濟水的時候，則會有很多人不熟悉、甚或根本就沒有聽說過濟水，這種情形恰恰與長江、黃河、淮河在我國家喻戶曉的顯赫名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與歷史上濟水曾有的輝煌燦爛文化構成巨大的反差。面對這一切，身為濟水源頭濟源人民的一員，筆者一方面為此感到深深地惋惜，另一方面則感到身上有一種沉甸甸的責任，即向廣大世人宣傳介紹濟水輝煌燦爛文化的責任。

    一、濟水古老的歷史

    稱濟水歷史古老，不僅是因為濟水和其它河流一樣，早在有人類活動之前就已經奔流在祖國大地上了，更是因為早在上古時期，濟水就已經和華夏民族祖先的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了。《史記·夏本紀》中記載大禹治水時治理了九條河流，稱為“九川”，濟水即為其中之一，九川分別為弱水、黑水、河水（即黃河）、漢水、江水（即長江）、濟水、淮水、渭水、洛水。孟子就曾說過“禹疏九河，導濟入海”。在我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史書《尚書·禹貢》中也對“大禹治理濟水”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導沇（yan)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沇水即為濟水的源頭，《水經注·濟水卷》記載“《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聯氵允  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孔安國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可知濟水的源頭是被稱作沇水的。

    《爾雅·釋水》中記載“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那么濟水是何時被列為“四瀆”呢？《史記·殷本紀》中記載了商王湯發布的一篇《湯誥》，日“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既然商王稱“江、河、淮、濟”為四瀆，那么說明至少在商代濟水已經位列四瀆了。這里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我國河流眾多，為什么只有這四條河流被列為四瀆？由《爾雅》可知，“瀆”字有“發源注海”之意，即一條河流有自己的源頭，可以入海才能被稱為“瀆”，長江、黃河、淮河獨流入海自不必談。《戰國策·燕策一》中記載“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此處清濟指濟水，濁河指黃河，既然濟水可以和黃河一起相提并論，作為戰國七雄之一齊國穩固賴以憑借的天險，那么可以推知濟水在戰國之前的流量是相當巨大的，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濟水被列為四瀆的原因了。因為早在商代，統治區域狹小，人們所能認識的河流范圍有限，僅限在中原、華北一帶，而這一區域內當時符合“發源注源”這一標準的大河流只有江、河、淮、濟，因此，它們被列為“四瀆”，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禮記·王制》亦記“其時淮濟猶獨流入海，故得與江河并列。”

    秦漢之后，濟水流量逐步減小，直至斷流，歷代學者對其多加考證，且眾說紛紜，難以定論，筆者在此不敢妄談，引用清代學者蔣作錦《濟水考》所言“由海溯氵允  ，歷豫、徐、青、兗四州，計程兩千五百余里”。可知濟水流域之廣。

    二、濟水獨特的人格化精神

    從物質文明上來看，濟水同其它河流一樣，都曾蘊育了流域內農業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為兩岸百姓的生產生活提供了便捷的水利條件，但從精神上，即對中華民族優秀品性形成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上講，濟水又遠遠不同于一般的河流，而是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

    通觀古今歷史，會發現歷代文壇上活躍著一種奇特的“濟水現象”。有許多文人墨客都曾寫下歌頌濟水的詩文，其中固然不乏稱贊濟水作為一條河流造福百姓的詩文，而更多的則是對濟水獨特品性的稱贊。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濟水所獨具的兩種世所稱道的品性，一為頑強，一為高潔。

    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曾寫下《題濟水》，以“朝宗未到海，千里不能休”喻其頑強，以“自今稱一字，高潔與誰求，唯獨是清濟，萬古同悠悠”贊其高潔。北宋名相文彥博則在其《題濟瀆》中用“遠朝滄海殊無礙，橫貫黃河自不渾”高度概括了濟水頑強與高潔的品性。

    為什么濟水會具備頑強與高潔的品質呢？筆者認為這是與濟水的歷史變遷及其獨特的流向密不可分的。

    首先，濟水流量巨大，獨流入海主要是在秦漢以前，進入封建社會，濟水便開始呈現弱水趨勢，流量下降。唐太宗李世民曾發出疑問“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也？”白居易也曾在《題濟水》中寫到“盈蝌不數尺，岸柳難通舟，胡為來自古，列瀆宗諸候。”由此可知，濟水在這一時期內流量是極其微小的。就流量而言，無法與江、河同日而語，而這一時期又正是我國封建文化高度發達的時期，在人們眼中，弱小的濟水能夠位列四瀆，獨流入海，其精神是極其頑強的，同時，濟水時斷時續，人們就認為濟水可以伏地潛行，唐代大臣許敬宗在回答唐太宗疑問時便說：“瀆之為言獨也，不因馀水獨能赴海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記載“濟水自王屋山東流，有時隱伏地下，至濟南冒出地面而成諸泉。”學者鄭樵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不特歷下請處為然。是故一見為濟源，再見為滎水，三見為山東諸泉水，而溢為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又何嘗見枯竭耶！”清代學者蔣作錦《濟水考》亦稱“濟性澄清剛勁，脈多伏流，時逾太行，時貫濁河，時潛滎澤以東，時涌陶丘以北，斷續出沒具有天然絡。”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濟水在古人心目中是被這樣看待的：它狀雖微細，潛流屢絕，卻能曲折千里，獨流赴海，這表現出其不屈不撓，堅韌不拔、不達于海，誓不罷休的頑強拼搏精神，這種精神自然就受到了歷代文人的熱情歌頌。

    濟水高潔的品性本于其獨特的流向，濟水流向不同于一般河流，其河道曾在今天的滎陽附近與黃河發生了交叉，這一點在史料中多有提及：如《尚書·禹貢》所記“入于河，溢為滎”；白居易《題濟水》“一道截中貫，肯隨濁河流”；文彥博《題濟瀆》“橫貫黃河自不渾”；蔣作錦《濟水考》“至溫縣東南入于河，逾河百余里，軼出平地，匯為滎澤。”

    這些都向我們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濟水河道曾于今溫縣入黃河，又至滎陽溢出黃河，以今天科學的地理學觀點看來，濟水是不能被稱作一條真正意義上的河流的，其黃河以北的部分應看作是黃河的支流，而河南的濟水則應是黃河的支津。這種看法今天固然科學、正確，但我們不能由此否定古代濟水的存在，我們的祖先不僅將其看作是一條河流，而且將其列為四瀆，并對其進行隆重祭祀，寫下大量詩文進行稱頌。因此，在古人認識能力有限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我們是應當把古濟水看作是一條真正意義上的河流的。同時，歷史上的濟水也正是因其這種穿越黃河，溢出后仍然清徹，不被“濁河”所污的特性，才被古人賦予了至清遠濁，堅守其節的高潔品性，并且進一步將之與中國古代仁人君子們所畢生追求和恪守的修身準則聯系、等同起來進行大加贊揚的。宋代蘇東坡“濁流若解污清濟，驚浪就須動太行”的名句，正是濟水含貞自潔高貴品質的生動寫照。

    三、濟水祭祀和濟瀆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古代社會，祭祀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我國古代有祭祀大江大河的傳統，濟水作為“四瀆”之一，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隆重祭祀。

    自商代形成四瀆之后，周代，天子已經開始正式把四瀆列入了國家祀典。《史記·封禪書》記載“《周官》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四瀆者，江、河、淮、濟也。”

    到了秦代，令祠官將經常奉祀的山川鬼神列出，《史記·封禪書》記載“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淆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王圭幣各異。”可見，秦代以前，對四瀆的祭祀沒有固定的秩序，并且隨著社會的動蕩，祭祀時有興廢，秦朝一統天下，將四瀆祭祀完全固定下來，并修建了祭祀專用的祠廟。

    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0年），進一步厘定五岳四瀆祀典，“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臨晉、江都、平氏、臨邑均為古地名，指漢時的馮翔、廣陵、南陽、東郡，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西漢宣帝時，四瀆祭祀的地點已非常明確，并且形成了派專人前往祭祀的制度。

    東漢時，在洛陽北效外營內祭祀四瀆之神，西瀆——河、北瀆——濟、東瀆——淮、南瀆————江。也就是說東漢時又恢復了早期的望祭四瀆的形式。這應和東漢時的政治、社會紛爭較為強烈的情況有關。

    魏晉、南北朝中國長期處于分裂戰亂時期，對四瀆的祭祀多采用望祭。

    隋代，重新確立了祭祀制度，在四瀆之上建廟祭祀。隋文帝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在濟水源頭修建濟瀆廟，自此直到清朝滅亡，歷代祭祀濟水的活動始終以濟瀆廟為中心。關于濟瀆廟的創建年代，后世碑文中多次提到，如北宋開寶六年的《重修濟瀆廟碑》中這樣寫道“隋文帝開皇二年始立廟貌”。明萬歷三十二年《邑侯史公重修廟記》則在第一句就明確指出“廟創于開皇二年”。

    隋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在濟瀆廟旁附建道教建筑群天慶宮，以隋代的生產力水平來看，建造濟瀆廟一組建筑至少要花上一年多的時間，也就是說濟瀆廟一建好，就開始建天慶宮，可見，濟瀆廟與道教有著密切的聯系。結合廟內碑刻上多次出現的濟瀆廟管理者的稱謂，如“知廟玄真大師張道享”等，我們可以推知濟瀆廟歷史上是由道士進行管理的。同時，濟瀆廟還應是王屋山地區道教活動的中心之一，廟內現存的《靈符碑》、《大唐王屋之碑》等道教碑刻均是有力證據。

    據唐代《元和郡縣志》記載，濟源縣設立于隋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系由當時軹縣析置，并因濟水所出而名，且其建縣時間比濟瀆廟的創建時間（公元582年）晚了14年，縣城距濟瀆廟僅三里，由此可知，當時朝廷建立濟源縣的主要目的是要其配合朝廷做好對濟水的祭祀工作，這同時也說明了朝廷對濟水的重視。

    唐代，對濟水祭祀更趨隆重和規范，《舊唐書》記載“北瀆大濟于洛州”。唐貞元十二年的《濟瀆北海廟祭品碑》記載了當時祭祀濟水的盛況：

    “天子以迎冬之日，令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毳冕、七旒、五章、劍履、玉佩為之初獻，縣尹加纟肅 冕、六旒、三章、劍履、玉佩為之亞獻，邑丞元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玉佩為之終獻，用三牲之享。”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對濟水的祭祀已成定制，有著嚴格的制度，并且參加人員眾多，有欽差（成周內史）、縣尹、縣丞，穿著亦有規定，從中可見祭祀之隆重。

    歷代不僅對濟水進行祭祀，而且還對濟水神進行了多次加封，可謂“崇名美號，歷代有加。”《舊唐書》記載“玄宗天寶六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封清源公，江瀆封廣源公，淮瀆封長源公。”濟水之所以被封為清源公，應與其高潔的品性是密不可分的，之后宋徽宗又封濟水為清源忠護王，元仁宗封其為清源善濟王，每一次加封，都在無形中提高了對濟瀆祭祀的規格與等級。

    作為祭祀濟水的皇家廟宇，濟瀆廟倍受朝廷重視，多次得到維修，廟內至今仍保留了許多有關修廟的碑刻，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北宋開寶六年（公元973年）《重修濟瀆廟碑》，北宋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的《重修濟瀆廟記》，金代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的《重修濟瀆廟記》，元代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懿旨重修濟瀆清源善濟王廟》，元天歷元年（公元1328年）《重修清源善濟王廟碑》，明代萬歷三十二年（公無1604年）《邑侯史公重修廟記》，清代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敕修濟瀆廟記》，這些碑刻均記載了當時朝廷或地方政府對濟瀆廟進行修繕的盛況，無不“征良將，構美材。”也正是歷代均有維修，目前濟瀆廟才得以保留了宋、元、明、清歷代建筑，被專家譽為“中國北方古建筑博物館”。由此，濟水在古時的地位亦可窺見一斑。

    濟瀆廟歷經唐、五代、北宋、金、元八百年左右不斷發展，至明代達到空前興盛。明天順四年（公元1460年）《濟瀆北海廟圖志碑》是對當時宏大廟貌的真實反映，圖碑下部有一段圖碑說明文字，因年代久遠，文字殘破難以復識，所幸民國初年顧燮光所著《河朔訪古新錄》將碑文錄下，現將碑文轉錄于此：

    “今按廟在太行之陽，縣治西北約三里許，其水之源流，源之深淺，詳見《禹貢》而廟則肇自隋之開皇二年，歷唐而宋、而元，迨今幾千年矣，累朝俱有修治，載諸碑文，其神像之森嚴，殿宇之壯麗，祭田之廣袤，未有若今之盛也，烏可無一言以志之。正殿七間，其高三丈五尺，榜曰淵德，中設北瀆大濟神像，左右侍臣。殿之兩側傍有天君、三瀆二殿，而視正殿少卑，亦各尚其神貌，正殿之后有覆道數楹，直接寢宮。寢宮五間，內塑三妃，侍衛諸姬。正殿之前延一十五丈，廣二十丈為丹土犀，丹土犀內有二井，各覆以亭，丹土犀正南三門，三門內為露臺，露臺之上建庭三間，有年、月、日、時四直功曹。三門東西為廊，內轉八十二楹，外轉九十口楹。圜接寢宮口以出入儀衛，并諸靈異事實。兩廊之中各有應門，東接御香殿院，庖氵 之所，西通天慶之宮，囗囗囗道院。三門之前，甬路直抵二門，二門五間，三高兩低，外塑丞尉，介曾嚴列，甬路左右樹四碑樓，囗木妻囗囗囗謚碑刻，東碑樓之東，正東有東岳行祠，傍有蒿里神祠，西牌樓之西，傍列繼神堂以對蒿里神祠。二門之前，甬路直抵儀門，儀門五間，如二門制度，大書金匾曰清源洞府門，外立以臣屏，屏外復有囗囗囗囗，東西二囗，左匾虔恭，右匾寅畏，此瀆廟自殿至前之規模也。至于寢宮之傍，左右二門以達后池，囗囗囗囗囗囗，東曰增福，西曰土地。正后復有臨淵之門，門內甬路直抵池南水殿，水殿之前有拜庭三間，囗囗繼囗囗囗神像，并置所擊靈石。拜庭之前，左右為屋，合二十二楹，以樹歷代祠禱碑碣，并諸題詠。西有囗囗二祠，囗繼安也，池東西各有小門，東通裴公燕然之亭，亭前流渠即池之口流也。渠有石梁，以囗游觀，囗囗有青龍小亭；西通西池，西池之南有白虎小亭，亭罩一泉，光瑩清澈，以對東之青龍。池囗有龍囗囗囗殿，后墻外有水出初源，繞流池內。東池正北有取水之門，圜池闌以石墻。左右囗道上建水樓囗囗石橋，水門囗北筑以高臺，臺上建北海神殿，自隋開皇以來，以北海遠在沙漠，艱于祀禱，近依囗瀆囗囗建廟，望以祀之，殿左有天曹祠，右有太尉祠，繚以周垣，此海瀆廟之大概也，觀夫丹土犀囗囗甬路之傍，囗囗囗之水森然羅列，皆古樹槎丫，高凌云漢，而將軍之柏，尤聳然挺立，又有以掩映夫囗囗囗，俾金碧之色，益加輝燦。視夫堂所口高，殿陛肅穆，隱然真神仙洞府矣，豈愚生筆札所能摹寫其妙之萬一哉。”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濟瀆廟當時已形成了前有濟瀆廟，后有北海祠，西有天慶宮，東有御香院的總體格局。在建筑與建筑的布局關系上，仍完整地保留著唐宋時期廊院的形式。并且附設在濟瀆廟中的神祠也很多，如東岳行祠，蒿里神祠等，表明在濟瀆廟進行的祭祀活動規模大、種類多。由此碑可見，濟瀆廟建筑的殂形制較高，規模眾多，在當時社會中處于較高的地位。

    明清兩代，對濟水祭祀達到高峰。據清代《濟源縣志》記載康熙、乾隆皇帝曾分別賜匾“氵允 濟靈源”、“流清普惠”頒懸濟瀆廟主殿淵德大殿之上，另外，康熙四十二年，康熙五十二年曾分別派遣官員鐘申保和李先復到濟瀆廟來祭告濟瀆，康熙八歲登基，也就是說康熙皇帝五十大壽和六十大壽都對濟瀆神進行了祭祀，反映了濟瀆神在當時國家祭典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歷代對濟水連綿不絕的隆重祭祀也構成了濟源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濟瀆廟位于濟源市區內廟街村古濟水之源，坐北朝南，占地130余畝，平面布局保留了原來的“甲”字形風貌，仍由濟瀆廟、北海祠、天慶宮、御香院四部分組成，廟內保留了歷代古建筑三十余座，碑刻四十余通，為河南省現在規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之一。廟內濟瀆寢宮距今1028年，為河南省現存時代最早的木結構古建筑，1996年，濟瀆廟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濟瀆廟經過多年來的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正以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歷經滄桑的千年歷史向人們講述濟水文化曾有的輝煌與燦爛。

    四、濟水的深遠意義

    濟水在我國古代四大河流中，是唯一現今已消逝不存的河流，但濟水這條古老的河流不僅曾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在今天，它也同樣有著廣泛的現實意義。

    濟水流域包括今天河南省北部和山東省，這一地域正好是華夏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的下游，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一。而且，濟水河道與黃河相交叉，很難從地域上將二者截然分割開來。濟水的暢流時期，充沛清潔的濟水，橫貫豫魯大地，滋潤兩岸稼穡，推動了古代農業的發展，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形成，今天濟水故道沿岸古文化遺址數以百計，據考古發現，我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曾在濟水源頭定都原城（今濟瀆廟附近），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濟源、濟南、濟陽、濟寧等城市的名稱，這些都是濟水流域物質文明輝煌燦爛的有力佐證。因此，在今天的黃河下游地區，應是濟水和黃河一起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

    同時，濟水對我國古代文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是歷史文學方面，濟水歷史悠久，早在秦、漢時期，就頗繁且于歷史典籍之中，如《尚書·禹貢》、《戰國策》、《孟子》、《爾雅》、《漢書》、《史記》等等，秦漢之后，對濟水祭祀日益隆重，形成定制，歷朝國史祭祀部分對濟水多有提及，如《舊唐書》、《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等文獻中都提到了對濟水的祭祀。同一時期，因濟水流量減少，逐步斷流，歷史上有一大批學者對濟水河道源流沿革進行考證，從而形成了一股持續不斷的濟水考證熱，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北宋沈括《夢溪筆談》、明代陸钅弋《濟河圖論》、清代蔣作錦《濟水沿革考》、《伏濟再出東原考》等等。其次是詩歌文學方面，濟水以頑強與高潔兩種品性聞名于世，歷代文人將濟水看作一位謙謙君子，對其大加稱贊，寫下了眾多詩文，從而大大豐富了我國古代文學藝術寶庫。如唐白居易《題濟水》，北宋文彥博《題濟瀆》，清王鋒《濟瀆池》都是流傳千古的不朽佳作。從這個意義上講，濟水應是我國古代除黃河之外，被人格化程度最高的一條河流。

    濟水今天的現實意義主要體現在其源頭，作為古濟水的發源地，濟源至今仍保留著大量與濟水有關的遺跡和現象。濟瀆廟是最大的濟水文化遺跡，同時也是“四瀆”中唯一幸存的廟宇。該廟目前已成為濟源市內集文物保護、科學古文化研究、旅游觀賞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大型文化遺產，是世人了解濟水文化的最好媒介。北宋《太平寰宇記》記載“濟水在縣西北約三里平地而出，有東、西二源”。目前，濟源市內仍保留了這里所說的“東西二源”，即東源為濟瀆廟內的小北海，西源為距廟西僅三里路的龍潭，并且至今仍有泉水不斷外涌，灌溉農田。歷代進行祭祀水神活動，除各級官員參加外，還要有附近村民到廟中服務，據《濟瀆北海廟圖志碑》載“本廟官地五傾二十七廟。”濟瀆廟日常開支便是將官地租給周圍村莊的百姓耕種，收取租稅，得以維持，故而歷史上已形成了“圍廟十三村”的說法，有廟街、廟后、鐵岸、柿檳、伯王莊等十三個村莊，直到今天，這些村莊的名稱仍在沿用，而且村民常年自發輪流到廟中看護。此外，濟源市區的濟水區、北海區、濟瀆路、北海大道這些名稱也均是濟水文化的現實反映，更為重要的是，從古至今，濟水那種頑強拼搏，含貞自潔的高貴品性一直和濟源獨有的“愚公移山”精神一起，激勵著勤勞、勇敢的濟源人民去創造了濟源歷史上一個又一個輝煌。

    五、結語

    濟水文化博大精深，內容豐富，筆者才疏學淺，難述其輝煌之萬一。撰寫此文全憑對濟水文化滿腔熱愛之情，實存拋磚引玉之意。因能力與掌握資料有限，文中難免漏誤，懇請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正為是。

    馮軍（作者系濟源市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