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唐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經濟繁榮、思想開放、文化昌盛的時代，產生了一大批光耀千秋的偉大詩人。這些詩人的成長經歷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具有共性的，那就是道教文化對他們的濡染。唐代是中國道教的鼎盛時期。王屋山在唐代是道教活動的中心。唐代詩人紛紛踏行王屋山，多為求仙訪道而來。他們留下的諸多詩篇，自然也多有仙風道氣。欣賞這些詩篇并了解詩人們的道教文化意識，對于今人深刻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及唐詩的意境，是大有裨益的。

　　在有關濟源的古代詩歌中，唐詩為數最多，且不乏名家之作。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高適、岑參、韓愈、孟郊、劉禹錫、張籍、盧仝、元稹、李益、李商隱、溫庭筠、杜牧、宋之問、張說、李嶠、盧照鄰、杜光庭、馬戴等唐代著名詩人，都為濟源留下了不朽的篇章，總量有近百篇之多。

　　唐詩是唐文化的精華，研究濟源的唐代詩歌是認識濟源唐時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檢閱這些詩歌，你會發現，唐代諸多詩人頻頻踏訪濟源的原因，一為寄情濟源山水，二為王屋山尋仙訪道。二者相比，后者比前者在詩歌中表現得更多更充分。

　　唐代的濟源山水奇美。太行、王屋二山壁立萬仞，山清水秀。發源于王屋山的古濟水，潛伏百里，平地涌流，滋養萬頃稼穡，是天下仰慕的神水。王屋山道教活動從軒轅黃帝天壇祭天開始，經過千年孕育發展，東漢形成宗教，唐代達到鼎盛。開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敕建王屋山陽臺宮，并讓其胞妹玉真公主到王屋山師從司馬承禎修道，更為王屋山道教圣地增添了令世人矚目的光環。這些，可以說是吸引唐代詩人寄情濟源山水的“內在”條件。就“外部”環境而言，距濟源僅百里之遙的洛陽，是唐王朝的陪都，自然也是文人墨客求仕訪賢常來常往的地方。閑暇之余，他們自然會寄情濟源山水前來踏訪。兩地之間雖然有黃河相隔，但有黃河之上的河陽橋連接兩地，天塹遂為通途。

　　唐代詩人王屋山尋仙訪道詩的產生，與唐代的道教文化背景有很大關系。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對國人的思想影響極為深遠。唐代是道教發展的頂峰時期，唐王朝尊道教為“國教”，不僅大修道書，大建道教宮觀，還把老莊玄學列為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對道教中的大師級人物，更是視之若寶，恩寵有加。唐玄宗曾多次詔見高級道士講經，請問道法，拜官賜物。在這種“政治傾向”的推動下，唐代的官吏與文人大都從思想上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道教文化的熏染，與道教有過深淺不同的接觸。不少名公巨卿不僅信奉道教，而且接受道箓，以至出現了諸多一身并列官吏、文士、道士三重身份的現象。唐代詩人作為當時文化體現最為集中的社會群體，也大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道教。其接受的原因，有社會風氣、地域文化、個人心理、人際交往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正由于此，唐詩也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強烈滲透，許多詩篇充滿了玄學氣味。同時，唐詩也對道教進行著詩化，參與著創造道教文化的作用，從而推動了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的發展傳播，二者形成了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

　　在有關王屋山的唐詩中，直寫道事或求仙訪道的詩占了較多篇幅，有些詩雖為寫景，但字里行間無不透露出道文化的氣息。為了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道教文化在唐代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中，尤其在文學方面所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從唐代諸詩人的道教思想及其王屋山詩作入手，分別作一些簡明的述評。

　　詩仙李白的王屋山情絲

　　在李白的詩歌中，與王屋山有關的詩有三首：《上陽臺》、《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寄王屋山人孟大融》。這三首詩中，第一首《上陽臺》在歷代李白詩集和《全唐詩》中均未見收入，詩文手跡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是李白惟一的存世墨跡，堪稱國寶極品，在當代書畫界也廣有影響，一般都稱之為《上陽臺帖》。令人遺憾的是，對李白的這一存世墨寶，其寫作的年代至今無人考，更無人考究詩人當年所上“陽臺”系指何處。直到21世紀初，濟源的文史研究者綜合各種史料，才澄清了這一作品的寫作年代及寫作背景：這首詩當是唐玄宗天寶三年（744年）李白與杜甫、高適同游王屋山陽臺宮時所作，其寫作背景應為紀念王屋山道教宗師司馬承禎。從作品內容分析，應是李白為司馬承禎在陽臺宮所作的巨幅山水壁畫題詠。《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的寫作時間李白年譜中記為天寶十三年（754年）。當時李白正在二次漫游，至揚州時，見到自王屋山一路尋訪而來的魏萬。在魏萬遍述了自己追蹤李白的游歷后，李白大為感動，并將詩文稿托付魏萬結集。與魏萬分別時，李白作此詩相贈以表情懷。《寄王屋山人孟大融》的寫作時間，目前還未有定論，但從詩文內容看，也應是李白二次漫游時期之作。因為李白天寶六年被唐玄宗“賜金放還”之后，開始漫游梁宋，并在濟南授箓入道。詩中所描述的神仙生活，實際上是李白所向往的夢幻仙境。

　　李白關于王屋山的詩雖然只有三首，且有兩首并非在王屋山寫就，只能算是“寄情”詩，但是三首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與道教緊密相關。個中緣由，除了王屋山在唐代是全國道教活動中心這一“前提”條件外，更主要的是因為李白從小就接受了道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在中年官場失意之后，學道心情更篤。可以說，崇道是李白終生為求其生活非同凡響而努力從事的重要事情，是貫穿于他終生的信仰。信仰是什么？就是人的感情寄托。詩歌作為詩人表達情感的主要方式，自然也會通過其作品表現出來。其實，在李白的詩歌中，求仙訪道或和道教文化相關的作品是很多的。即使那些不是直寫道事的詩，也有很多充滿了仙風道氣。要真正讀懂李白的詩，不能不了解李白的崇道經歷。

　　李白雖然出生在唐代安西都護府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北部），但其幼年是在四川江油縣青蓮鄉度過的。蜀中地區自古以來就有濃厚的崇道之風，道教崇尚的洞天福地遍布其間，成為奠定李白道教信仰的基礎。早年的李白即開始追慕神仙方術，其《上安州裴長史書》有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所謂“六甲”實為道教術數一類的書籍，可見李白少年時即接觸過道教著作。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崇道熱情逐漸增加。“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坐松風，泛瑟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煉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感興八首》）則進一步說明李白十五歲就有了較深的道教信仰。蜀中時期，李白訪過不少道教名山，還結交了不少道友，如元林宗、元丹丘、東嚴子等。尤其是元丹丘，后來成了李白終生最要好的道友。

　　開元十三年（725年），二十五歲的李白離家遠行，經巴渝，出三峽，抵江陵，與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相遇。這位年屆八旬的老道一見英風豪氣的李白，便夸贊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李白受到這位道界高士的贊許，頗為欣喜，當即作《大鵬遇希有鳥賦》一首，以希有鳥比司馬承禎，以大鵬自許，表示要與他神游八極。李白在出游襄漢，南泛洞庭，東游金陵、揚州期間，游仙訪道，吞服金砂，并有詩作記：“云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云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升翠微上，邈若羅浮顛。”（《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記錄了詩人從蜀中紫云山到壽山再到白兆山求仙訪道服丹餌食的生活經歷。

　　開元十八年，李白抱著莫大的希望初入長安，隱居終南山，以待征召。在這里，他結識了玄宗胞妹女道士玉真公主，還有斛斯山人及好道的崔宗之等。不過，他來長安主要是為了求仕，游仙意識還比較淡薄，所以道友崔宗之勸他同隱嵩山，他婉言謝絕：“但得長把袂，何必嵩丘山。”（《酬崔五郎中》）在長安，李白“歷抵卿相”，以求仕位，可最終毫無結果，于是他滿腔憤懣，寫下了《蜀道難》、《行路難》等詩，以抒其恨。開元二十一年，李白無顏回家，乃東游梁宋，訪道嵩山，與蜀中道友元丹丘憩隱穎陽山居，并作《元丹丘歌》：“元丹丘，愛神仙。朝飲穎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峰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游心無窮。”表明李白這時不僅對元丹丘仰慕至極，他本人的游仙熱情也空前高漲起來。開元二十九年秋冬間，元丹丘奉詔入京，次年（即天寶元年）受到持盈法師（即玉真公主）賞識，被封為道門威儀使。元丹丘受李白之托，薦之于玉真公主，然后玉真公主又薦之于其兄玄宗皇帝，于是李白才有了奉詔入朝之幸運。在長安，李白應詔供奉翰林，游仙的愿望被從政的理想沖淡，崇道活動自然也很少。但是，詩人就是詩人，它與政治家畢竟不是一回事。天寶三年（744年），李白被玄宗“賜金放還”，從政之夢破滅，于是開始人生第二次漫游。

　　也就是在這一年，我國文學史上發生了值得紀念的一幕：李白與唐代另兩位大詩人杜甫、高適在洛陽相見了。三位詩名遠播的詩人相見恨晚，于是攜手北渡黃河，到王屋山游歷訪道。據《李杜合譜》記：杜甫與李白、高適，嘗渡河游王屋山，謁道士華蓋君，而其人已亡。李白《上陽臺》也當作于此時。

　　李白《上陽臺》只有四言十六字：

　　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何窮。

　　初看這首詩，一般都把它作為是明明白白的山水詩。但仔細揣摩，大不盡然：前兩句寫山水之景，無可爭議，但后兩句何指，就大有文章。集近年有關資料，這首詩應為李白紀念司馬承禎而作，或者更具體說，應是李白觀司馬承禎所作壁畫后的即興題詞。本文前面已經提到，李白開元十二年（724年）出蜀游三峽，至江陵遇道士司馬承禎，得到司馬承禎贊賞。此后的司馬承禎更為道名遠播，并多次被皇帝詔入宮中講經。后唐玄宗又命其到王屋山建立道觀，親題匾額，再后又有玉真公主到王屋山修道之事。對于這些震動朝野之事，李白到洛陽后肯定是可以知道的，對這位20年前就已相識的道教大師級人物，李白與杜甫、高適結伴登臨王屋山求訪，也是情理之事。但到達陽臺觀后，方知司馬承禎已經仙逝，無緣再見。為什么說《上陽臺》是李白為司馬承禎所作壁畫的題詞呢？這是根據《歷代名畫記》的有關記載所作的判斷。司馬承禎不僅道術精深，而且詩、書、畫皆有極高造詣，曾在陽臺宮內作山水壁畫，畫高一十六尺，長九十五尺，畫中仙鶴、云氣、山形、澗壑“一一畢呈”。李白尋訪司馬承禎，不見其人，惟睹其畫，有感而作《上陽臺》。再看詩的后兩句“非有老筆，清壯何窮”，明顯不是寫景而是贊人，應屬題辭用語。

　　李白有幾次登臨王屋山，今已難考。但從他自此以后為數眾多的求仙學道或記述道友生活的作品來看，李白的道教信仰與日俱增，修道煉丹成為他生活的重要方面。天寶四年，李白的崇道活動發生了質的變化，在齊州（濟南）的道觀紫極宮接受了道箓，正式加入了道士的行列。給李白傳授道箓的是高如貴“天師”。李白為答謝他，特地寫下了《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箓畢歸北海》：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別杖留青竹，行歌躡紫煙。離心無遠近，長在玉京懸。

　　（《全唐詩》卷一百七十六）

　　在李白漫游梁宋時期的詩歌中，游仙之作不但數量多，而且很多作品表現的就是作者本人的所思所想，作者完全成了“道景中人”。《寄王屋山人孟大融》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發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云車。愿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全唐詩》卷一百七十二）

　　這首詩題目中的孟大融身份如何，今天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是一位久居王屋的道士。詩人寄言這位王屋山道士，肯定曾與之相識相交。在這首詩中，作者完全是一個道教高士的口氣：在東海之濱的著名道教圣地，我餐霞飲露，見到過神仙安期生，和他一起吃過大如瓜的紅棗。回想往事，我中年被詔翰林學士，但很快又被皇帝“勸”出來了，實在讓人心里不痛快。如今，我已紅顏消逝，兩鬢染霜，不再想做官的事了。我所期望的，就是繼續學道煉丹，有朝一日坐上云車，飛升天外，成就神仙之愿。你（孟大融）和我相交之地的王屋山，真是一個修煉神仙的極好去處，我盼望盡快再到那里去，和你一起修道煉丹。即便閑暇時替神仙們掃一掃院中的落花，也是十分愜意的事情———充分表達了詩人有朝一日還要到王屋山求仙訪道之心境。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作于天寶十三年（754年）。關于魏萬其人，有關記載也很少，只知其上元初年登第，后改名魏顥。李白在詩前序中說：“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游臺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后于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由此可知，魏萬也是一位久居王屋山的道士。此前李白與魏萬是否相識，不能妄斷，但魏萬肯定是一位能詩善文的道士，因對李白十分仰慕，才追隨李白的足跡，不遠萬里，一路相訪。李白深感遇到了道中知音，于是作這首長詩遍述魏萬尋訪歷程，以表感激之情。分手時，李白還將自己的詩文托付于魏萬留存結集，足見李白對魏萬信任有加。

　　這首詩在李白的眾多贈別詩中，行文雖長，但別開生面，頗具特色，是諸多唐詩集本中常被選析的詩作之一。詩中著墨描繪的山水雖多數不是王屋山之景，但是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最后十句詩人以設問開始，以“仙臺應有期”表述依依不舍之情，然后展開想像的翅膀，設想魏萬居住的王屋山洞府東窗下的“綠玉樹”在魏萬離開這段時間里“定長三五枝”；天壇山上的同道們也會因他逗留塵世太久，“當笑爾歸遲”。但是在詩人心頭，令人“茫然”的“遠別”之苦，卻久久縈繞揮之不去。最末兩句：“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進一步以黃河之水不會斷流來比喻兩人永恒的友情，把作者與友人的深厚情感進一步推向了高潮，同時也表達了詩人對王屋山道教仙境的無限向往之情。（詩歌全文附后）

　　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李白雖有從軍之旅，但崇道活動仍然不少，主要集中在皖南一帶，并在敬亭山從事過煉丹活動。直至晚年，李白的道教信仰也沒有改變過。

　　李白的道教信仰，是在唐代尊奉道教為國教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初為求取功名，再為排遣精神苦悶、追求個性解放與延年長生。用今人的觀點看，李白的崇道活動是虛無和消極的。但從歷史和文學的角度看，也正是道教文化的濡染成就了李白的“詩仙”之名。且不說他直寫道教活動的詩歌，單就他山水詩中有關黃河的詩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捧土尚可塞”等，無不透露出老莊超然物外、巡游九天的哲學思想。

　　詩圣杜甫的王屋山遺恨

　　杜甫對道教和佛教都有很深的信仰，在道教方面雖然不曾像李白那樣成為真正的道士，但也稱得上是道教信徒，而且老而愈篤，直到辭世之年。研究唐代詩人的宗教信仰，因為缺乏詳細的傳記資料，歷來都是從其存世詩作著眼的，我們也只能循著這條路子走。

　　杜甫寫王屋山的詩作有兩首：《憶昔行》和《昔游》。兩首詩記述的都是天寶三年（744年）杜甫與李白、高適在東都洛陽相見后同游王屋山的舊事。這一年，在京城長安做了一年多翰林待詔的李白，被唐玄宗“賜金放還”，感到政治抱負難以實現，心情自然不好，遂離開長安，來到東都洛陽，和杜甫相識。這時的杜甫已屆而立之年。在此之前，杜甫大約用了十多年時間，游歷了吳越、齊趙等地。其間曾到東都洛陽參加過科舉考試，但未及第。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重歸東都，以求仕途。李白到東都時，杜甫在這里已經客居了兩三年時間。兩位詩人在這里相識結誼，志同道合，遂結伴北渡黃河，來到道教圣地王屋山求仙訪道。這兩首詩記的都是這次王屋山之行，但作詩的時間卻是在20多年之后。那時的杜甫已經進入晚年，故本文放在后面作解。

　　探討杜甫道教信仰的起始，不妨先讀一下杜甫在東都和李白初次相見后寫給李白的第一首詩《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膻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亦作糝）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亦作買）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亦作深），脫身事幽討。亦（亦作未）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

　　（《全唐詩》卷二百一十六）

　　這首詩寫于李杜同游王屋山之前還是之后，已難考證，但有幾處值得注意：第二句“所歷厭機巧”和第四句“蔬食常不飽”雖然說的是詩人官場不得志之情和生活窘迫之況，但第五句的“豈無青精飯”和第七句“苦乏大藥資”則說明杜甫當時已經開始和道教有較深的接觸了。“青精飯”為何物？青精飯為唐道士盧道全《太上肘后玉經方》中所傳。據《云笈七簽》卷七十四:“白粱米一石，南燭汁浸，九蒸九曝干，可三斗已上。每日服一匙飯，下一月后用半匙，兩月日后可三分之一。盡一劑，則腸化為筋，風寒不能傷，須如鬢青絲，顏如冰玉。”“大藥”是什么呢？就是用水銀礦提煉的“金丹”，道家認為服食可以成仙，長生不死。杜甫在這里敘述了自己既吃不到“青精飯”，又沒有錢買“大藥”的愁苦心情。

　　《贈李白》前八句敘述的是詩人自己的經歷，后四句說的是和李白相識及游梁宋的目的。“李侯金閨彥”是對李白的尊稱（“金閨”指朝廷，“彥”是對士的美稱）；“脫身事幽討”說明杜甫對李白從京城長安走出來的原因還不清楚，也說明兩人還沒有成為忘年之交；但兩人游梁宋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拾瑤草”。“瑤草”是什么呢，就是道家認為食用可以延年益壽的靈芝草。

　　杜甫與李白相約東游梁宋求仙訪道，但杜甫心系仕途，僅在齊、魯一帶游歷了兩年左右，便于天寶五年（746年）到京城長安以求身進，并在那里結交了王維、岑參、鄭虔以及汝陽王李琎、駙馬鄭潛曜等權貴人物。天寶六年，杜甫在長安應試，又落第，思想上又一次受到打擊。盡管如此，杜甫的仕途之夢仍未泯滅，仍堅持上詩以求舉薦。天寶十年，杜甫獻《三大禮賦》，終于得到一個“待制集賢院”的身份。但是，這個虛職并沒有帶給他什么實際權位和利益，因此曾作《麗人行》等諷刺楊國忠一門權勢。

　　從天寶五年至乾元二年（759年）十多年間，杜甫一直逗留長安以求仕途，但終不如愿，只好離開京城，寓居秦州、成都、夔州、公安等地。晚年的杜甫，生活凄苦，但就他的詩作而言，卻進入了高潮期。其作品有記事，有抒情，有懷古，有追憶，其中追憶王屋山之行的兩首詩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關于《昔游》和《憶昔行》的寫作時間，前人多有論證，如宋代學者郭知達，清代學者錢謙益、浦起龍等都有考證文字存世，都認為是乾元二年（759年）前后棄官寓秦州時的作品。但《杜甫研究學刊》1988年第三期刊載的劉友竹《談<昔游><憶昔行>的注釋和系年》（見本書211頁）認為，《昔游》應作于大歷二年（767年）前后，《憶昔行》應作于大歷四年（769年）。如是，這時的杜甫已經進入晚年（770年即病逝于湖南耒陽），且生活顛沛流離，病困交加。在如此境遇下，詩人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前的王屋山之行，接連寫下這兩首詩，足見這次求訪行動在詩人腦海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記，更見詩人至死不泯的求仙訪道情結。

　　下面讓我們來解讀這兩首詩。先看第一首《昔游》：

　　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腳（亦作綠袍昆玉腳）。玉（亦作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亦作冥）寞。暮升艮岑（亦作峰）頂，巾幾猶未卻。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游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覿違夙愿，含凄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向（亦作響）虛駃（亦作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亦作惆悵）金匕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休（亦作伏）事董先生，于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鬒（亦作須）發變，未憂筋力弱。扶（亦作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全唐詩》卷二百一十八）

　　這首詩可分為前后兩段。前段從開頭到“尚憶同志樂”是追憶天寶三年同李白、高適游王屋山和東蒙山；后段從“休事董先生”到結尾，是說現在欲往廬山求仙訪道，以了卻夙愿。詩的大意可譯為：不遠千里來尋訪遺蹤，空山寂寂，頓生落寞之感。暮色蒼茫，群山默默，入得道觀，說明緣由，感動得華蓋君的遠世弟子也紛紛落淚。此次游歷，驅車百里，本是慕名而來，卻未能見到仰慕已久的仙人，權且在這石閣下面過夜吧。月色朦朧，林昏巖幽，眼前仿佛出現了仙人王喬駕鶴歸來的情景。次日清晨，沿著昨天的路徑下山歸去。連日奔走，腳痛難耐。但是為了尋仙訪道，就是腳底磨出老繭，大家也無怨無悔。回頭再看一眼道士煉丹處吧，那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地方。雖然這次訪道未果，但尋訪之樂仍然令人自慰。此次王屋山尋仙，曾許諾給家中的妻子帶回丹砂，也沒有做到。如今頭發已白，筋老體衰，但是我求仙的意愿仍然不滅。盡管我行動已不便捷，爬山還要拄著拐杖，但是看到眼前的廬霍仙山，仍然感到慶幸！

　　這首詩詳細記述了詩人求仙訪道的艱辛之途與虔誠之心。其中有幾處頗有爭議，現據有關資料作解：一、首句中的“華蓋君”和下文中的“王喬”并非指一人。據清《濟源縣志》：“華蓋峰在天壇前陽臺宮后。”“周（代）王子喬養道于華蓋山，號華蓋君。”相傳王子喬是周靈王太子，喜愛吹笙，聲如鳳鳴，還常與道士浮丘公駕鶴往來于天壇山與緱山之間。而王喬相傳是漢明帝時人，曾任葉縣縣令。漢代縣令每月初一要回京朝見皇上。皇帝發現他每次來朝從不見車騎，于是派人窺探其行蹤，發現每次王喬來時都有兩只鳧鳥從東南飛來，于是就張網捕獲，得到的卻是兩只鞋子，才知王喬非凡人之身。后來，有一口玉棺從天而降，落在葉縣大堂前，王喬于是臥于棺中，飛天而去。詩的第三句“玉棺已上天”應該也是由這個故事生發而成。二、“深求洞宮腳”句中的“洞宮”與后一首《憶昔行》首句中的“小有洞”均應指王屋山洞。《名山記》云：“王屋山有洞，周回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唐代在王屋山修道的司馬承禎曾將天下道教洞天福地命名繪圖，王屋山洞號“小有清虛之天”，位列十大洞天之首，又稱“天下第一洞天”。此句說明杜甫當年曾深入洞中實地探尋過（這里的“腳”應引申為末端，即洞底）。三、最后一句中的“廬霍”過去有人解釋為湖南的衡山或安徽的霍山，也有人解為江西的廬山與湖南的衡山的合稱。劉友竹根據《山海經注》中“大山繞小山為霍”的定義，認為應是指江西的廬山群峰。

　　再看第二首《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幺么（不長曰幺，細小曰么）。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亦作石）室，盧老獨啟青銅鎖。巾拂香余搗藥塵，階（亦作前）除灰死燒丹火。懸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余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佐（亦作左）。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亦作收）愿果。更討（亦作覓）衡陽董煉師，南浮（亦作游）早鼓瀟湘柁。

　　（《全唐詩》卷二百二十三）

　　這首詩亦可分兩段。前段從開頭到“青兕黃熊啼向我”，占了全詩的大部分篇幅，追憶的仍是王屋山求仙之行；最后六句為后段，抒發的是詩人“至今”求仙不悔，再尋董煉師的決心。詩的大意可譯為：小有洞是道家的十大洞天之首，是天上神仙會聚的洞天福地，更是詩人夢縈魂牽的地方。然而，當年在此修煉的華蓋君已經無處尋訪。秋風颯颯，山冷水瘦，峰間崖畔，萬籟俱寂，那仙人們煉丹的場面都成了令人悲傷的遺跡，仙人們聚會的地方遼闊空遠。那落日的余輝，天邊的霞光，是不是仙人們婀娜飄舞的羽衣在天際倏忽東西？暮色茫茫，松濤陣陣，澗水湯湯，就像奇異怪獸嗥叫著向人撲來，懾人心魄！仙去山空，追撫遺跡，其中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唉，到什么時候才能得到修煉成仙的秘訣經文，到什么境界才能得到修煉的正果？只好遠走湖湘，鼓舵舉棹，去尋找董煉師了。

　　這首詩與前一首相比，所記王屋山之行更為具體生動，不僅記下了求仙途徑的艱辛和心力交瘁的感受，還記下了王屋山煉丹場所的人去室空和詩人蒼涼的心情，甚至還記下了當年為詩人一行打開煉丹室青銅鎖的是一個盧姓老頭———詩人的記憶力實在令人驚嘆！

　　杜甫的這兩首詩均為追憶詩，且作于晚年，足見王屋山之行對詩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他的王屋山情結，隨著晚年飄蕩無依的生活，日益濃重，從而又轉化為一種難以名狀的遺恨。

　　杜甫崇道，除了受唐代的“大氣候”影響外，還因為他中年以后身體多病。關于這一點，杜甫在作于代宗廣德二年（764年）的《同元使君舂陵行》中有過清楚的敘述:“嘆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傷時憂世，漂泊流離，心力交瘁，焉得不病!詩人在避亂奔蜀的路途中，還曾躋險攀危采藥，《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六云:“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采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一俟定居下來后，杜甫就開辟藥圃，其《高楠》詩云:“楠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制茅亭。”這藥圃的用處，《遠游》有說明，即“種藥扶衰病。”病中得良藥，總讓詩人心生欣喜，《大雨》詩云:“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對于那些藥圃里沒有并且也采集不到的藥，就必須購買，有時藥資短缺，還得靠人接濟，《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詩云:“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

　　“元白”意氣風發上天壇

　　白居易和元稹都是唐代大詩人，文名相齊，史稱“元白”。他們不僅在王屋山留下了詩作，而且詩歌中所反映的思想情調相近。通過研究他們的這些詩作，可以推斷其寫作年代，進而了解道教思想對唐代文人的濡染過程。

　　白居易在王屋山留下的詩有三首：《早冬游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天壇峰下贈杜錄事》和《和杜錄事題紅葉》。這三首詩的寫作年代，目前尚無定論，需做進一步探討。另有兩首關于濟源的詩《題濟水》、《游枋口懸泉偶題石上》，屬于山水即景詩。后一首詩是白居易晚年作品，因在《白居易文集》中有注：大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時年白居易在河南尹任上，年屆六十。

　　詩歌是詩人心境的表露。讓我們先來讀白居易的《早冬游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

　　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時。石泉碧漾漾，巖樹紅離離。朝為靈都游，暮有陽臺期。飄然世塵外，鸞鶴如可追。忽念公程盡，復慚身力衰。天壇在天半，欲上心遲遲。嘗聞此游者，隱客與損之。各抱貴仙骨，俱非泥垢姿。二人相顧言，彼此稱男兒。若不為松喬，即須作皋夔。今果如其語，光彩雙葳蕤。一人佩金印，一人翳玉芝。我來高其事，詠嘆偶成詩。為君題石上，欲使故山知。

　　（《全唐詩》卷四百四十五）

　　詩的前半部敘述了詩人此次王屋山之行的蹤跡：金秋十月，紅葉燦爛。早上游覽了靈都觀（可能晚上宿在觀內），傍晚又到陽臺宮。置身仙境般的道教圣地，怎不令人心曠神怡！但是畢竟旅途勞頓了一天，體力已漸漸不支了。站在十方院（即詩題中的“上方”），天壇遠在峰頂，讓人望而卻步。至此，詩人把思緒轉到了老友周尊師和李相公（尊師和相公均為尊稱，從下文看都應是仕途中人）身上：（你）二人都是英才之輩，絕非凡胎之人。想當年，都曾信誓旦旦要成就一番事業，即使成不了像赤松子和王子喬那樣的仙人，也要成為叱咤風云的蛟龍之輩。如今果如其然，你二人不僅都有了爵位，而且身佩金印，官服華麗，令世人羨慕。從詩題和后半部來看，表象為寫給功成名就的周、李二人，實際表達的是詩人溢于言表的自我肯定之心態。這與李白、杜甫游王屋山寫的詩在情調上是完全不同的。

　　探討白居易這首詩的寫作年代，離不開對詩人經歷的巡視，須從白居易出仕的年代和他與唐代另一位大詩人元稹的交誼說起。

　　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中進士，時年二十九歲。這次科舉及第的共有十七人，白居易位列第四。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參加“拔萃”試選，書判拔萃科。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再次參試，授翰林學士。這個時期是白居易仕途通達、詩情張揚的時期。這期間，詩人盡管經常奔走于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但居家一直在洛陽。從詩中所表露的思想情緒看，這首詩應是白居易的早期作品。

　　作此推斷的另一佐證是元稹的《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和《天壇上境》。作者在詩中說：“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愛狂。九陌爭馳好鞍馬，八人同著彩衣裳。”并在詩中注文：“同年科第：宏詞，呂二靈、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八人皆奉榮養。”無論是詩句還是注文，流露出的都是溢于言表的“彈冠相慶”之情。元稹的另一首詩《天壇上境》和上一首詩是同年作品。元稹在詩前序中說：“貞元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夜宿天壇石幛側。十五日得盩厔馬逢少府書，知予遠上天壇，因以長句見贈。篇末仍云：靈溪試為訪金丹。因于壇上還贈。”不僅記下了寫詩的時間，同時也透露出唐代仕途文人對天壇山的向往之情和來往之頻繁。從詩中所表露的思想情懷來看，與白居易《早冬游王屋……》也很相似。

　　元稹《天壇上境》詩曰：

　　野人性僻窮深僻，蕓署官閑不似官。萬里洞中朝玉帝，九光霞外宿天壇。洪漣浩渺東溟曙，白日低回上境寒。因為南昌檢仙籍，馬君家世奉還丹。

　　（《全唐詩》卷四百一十一）

　　詩中所贊的王屋山道教仙山美則美矣，但詩人明顯是以觀光者的眼光看天壇之景。這與白居易登山望景繼而稱頌仕途好友不是有相似之處嗎？因此可以推斷，白居易的《早冬游王屋……》和元稹的《天壇上境》應是同一個時期、同一心境下產生的作品。

　　下面再讓我們來欣賞白居易的《天壇峰下贈杜錄事》：

　　年顏氣力漸衰殘，王屋中峰欲上難。頂上將探小有洞，喉中須咽大還丹。河車九轉宜精煉，火候三年在好看。他日藥成分一粒，與君先去掃天壇。

　　（《全唐詩》卷四百五十）

　　這首詩也是即景抒情詩，明白易解，文意清新。有些道教術語今天看來似不易解，但在道教盛行的唐代，也應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比如“大還丹”“河車九轉”等，都是道家煉丹專用術語，“大還丹”即丹藥中的高品位金丹，“河車”是鉛和汞的合煉物，“九轉”是丹藥煉制的次數。白詩的最后一句“他日藥成分一粒，與君先去掃天壇”與元詩中的“野人性僻窮深僻，蕓署官閑不似官”都帶有明顯的調侃為道、游戲人生的味道，說明他們當時的道教信仰還不太濃重。

　　與此詩有關的另一個旁涉的話題，是近年來有人把白詩中提到的“杜錄事”解為唐代的另一位大詩人杜牧，這顯然是錯誤的。按照唐代的官制，州郡官職中的“錄事”，品階為從九品，不僅是最低一級的官，還是“相當于”九品。縣級也設有錄事一職，但不列品。杜牧是否任過錄事一職，不得而知，但就杜牧的“進士”身階而言，似不會任從九品小官職的。從年齡看，杜牧小白居易三十二歲，不是同代人。查白居易年譜，也始終未見白居易與杜牧有過什么交往。因此，這首詩中的“杜錄事”應是一位道士，“錄事”一職可能是這位道士入道以前的官職，并且是白居易的朋友。

　　以上討論的是白居易和元稹王屋山詩作的年代及他們當時對道教的態度。其實，唐代的文人大多都有信道和求仕并舉的經歷，尤其是仕途坎坷的文人，多以追求神仙境界來消解情緒，進而道教信仰才日漸濃重。白居易和元稹交誼甚厚，常以詩歌唱和。在道教信仰上，他們都有“走走停停”的經歷。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官階從三品降為五品，為排釋心中郁悶，曾筑草堂于廬山香爐峰，并向道士郭虛舟學習煉丹。后來，仕途有所回升，他的道教信仰也隨之淡化，曾勸誡人們不要像韓愈、元稹那樣服食丹藥損壞身體。如他在《思舊》中說：“退之服硫磺，一病訖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韓愈字退之，元稹字微之）證明白居易曾對道教持否定態度，同時也證明韓愈和元稹都曾經有過服食道家丹藥的經歷。但從他六十六歲所作《燒藥不成命酒獨醉》詩中云“白發逢秋王，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來看，白居易又開始留意于煉丹。至晚年時，他還為自己的這種心態自定了說詞，稱為“中隱”。并作《中隱》詩以闡釋：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全唐詩》卷四百四十五）

　　這首詩可以說是白居易晚年人生哲學的直觀寫照，反映出詩人對道教反復和矛盾的心理。

　　韓愈作品中的道教意象和歸隱思想

　　韓愈是中國文學史上文名高標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時也是唐代儒釋道并舉的時代氛圍中一位思想傾向明顯的思想家。元和十四年（819年），在官場中幾經沉浮的韓愈上書《論佛骨表》，反對佞佛，再一次被貶官，從而成就了他“反佛勇士”的美稱。就他的詩文而言，盡管儒學和道教思想均有體現，但人們歷來多從儒學的角度進行研究，以至于形成了一種定勢，認為韓愈只尊崇于儒家思想。其實，韓愈的詩文創作呈現出的思想傾向是多樣的，如果再細分的話，可以說他的散文多體現儒家的入世精神，而詩歌則受到道教的深刻濡染，或者說正是由于大量道教意象進入了他的詩歌，才真正豐富了他詩歌的藝術表現力。因此，研究韓愈的詩歌，不可忽視其道教思想。

　　韓愈曾虔誠地信奉過道教巫術。他貶為潮州刺史時，潮州正有鱷魚，食民畜產，人民驚恐不安，韓愈于是作《祭鱷魚文》。韓愈還為嶺南節度使寫過《南海神廟碑》，文中仙氣彌漫。蘇軾因此說：“退之仙人也，游戲于斯文，談笑出偉奇，鼓舞南海神。”

　　韓愈的作品中，直寫道事的詩文并不多見，其道教思想主要是以“意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在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的唐代社會，道教尊天地鬼神的信仰，飛升羽化的理想，齋醮符咒、煉丹服食的手段，給人以迷狂的情緒。它帶給文學藝術的，是一種追求絢麗神奇的審美情趣，一種色彩繽紛、瑰偉怪誕的意象群。道教主要有三組彼此相關聯的特殊意象：象征生存、享樂、美好的神仙與仙境的意象；象征死亡、苦難、丑惡的鬼魅精怪的意象；象征超人間神奇力量的道士及法術的意象。而這些意象所具有的幻想性、神秘性和超越性與文學是相通的，為詩人們提供了豐富的表現素材，使詩歌得以表達更深的情感、更廣的內容，為詩歌創作開辟了新的道路。

　　韓愈的作品中運用道教意象的范圍非常廣泛，不但在記事、寫人、寫景狀物的詩作中運用道教意象，即使是言志詩也是如此，從而大大豐富了他的語言表現力和詩歌的感染力。如他的《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玉川子即盧仝，其號玉川子，幼年移居濟源。其詩作有同名《月蝕詩》兩首），詩中運用了蝦蟆精、黃帝、赤龍黑鳥、於菟等大量道教意象，創造出一種神奇的意境。再如他的《孟東野失子》：“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祗為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云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系星與辰……”此詩是為朋友孟郊死了兒子而寫的吊慰詩，本來很難與道教意象掛鉤，而韓愈卻進行了一番上天入地、靈龜問訊、天帝寬言相解、靈龜托夢于人等豐富聯想。但這種寓莊于諧的寫法，也許真會起到特別的勸慰效果。

　　韓愈對山水的描寫也同樣充滿了奇特的主觀色彩，而不大看重客觀事物的真實狀況。比如他和朋友盧云夫的和詩《盧郎中云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詩的主題是贊頌在濟源盤谷隱居的李愿，其中有四句是寫盤谷天井關瀑布的：“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沖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洛陽。”可以說是韓愈借助馳騁天外的道教意象為這首詩歌增添了一雙想像的翅膀。

　　韓愈的另一篇著名詩文是《送李愿歸盤谷序》。從《盧郎中云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的首句“昔尋李愿向盤谷”看，韓愈作這篇詩文應是之前作品。唐貞元十七年（801年），韓愈在長安等候調官，因仕途不順，心情抑郁，故借李愿歸隱盤谷一事，作此文以吐露心中不平之氣。這篇詩文序言占了大部分篇幅，也是本文的主題。作者采用兩賓夾一主的手法，寫了三種人：即聲威顯赫的顯貴、高潔不污的隱士和趨炎附勢的官迷，表達了作者對官場腐化的憎惡和對隱居生活的向往。最后一段為贈詩：“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極言隱士之樂，無論從內容還是在表達方式上，都反映了道教對作者的深刻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韓愈此文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的珍品，歷代文集多輯入其中。相傳蘇軾最愛此文，曾評價其“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一篇而已。”（韓愈詩文附后）

　　韓愈為王屋山留下的詩作不多，但他肯定是上過天壇山的，因為他曾在從天壇下山的途中撿到一塊可作硯用之石，并作《天壇硯銘》，天壇硯因此而得名。銘曰：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棱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焉：仙馬有靈，跡在于石。棱而宛中，有點墨跡。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文中所記雖是所獲石硯之狀及欣喜之情，但其中的“疑神仙遺物”“仙馬有靈”均可看作是作者道教意象的流露———仙道思想的“意識流”。

　　唐代詩人為王屋山留下的詩文很多，且多與求仙訪道有關。比較著名的詩人及其作品還有：王維《送張道士歸山》；元稹《天壇歸》、《天壇上境》；張籍《送王煉師歸王屋》、《胡山人歸王屋因有贈》；劉禹錫《奉送家兄歸王屋山隱居二首》、《客有為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李益《寄許煉師》、《登天壇夜見海日》；岑參《宿東溪王屋李隱者》、《送胡象落第歸王屋別業》；李頎《送王屋山人之京》；杜牧《送盧霈秀才歸王屋時將赴舉》；盧照鄰《登王屋山》；馬戴《宿天壇》、《宿陽臺觀》；杜光庭《題天壇》、《<天壇王屋山圣跡記>題詩》；李商隱《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玉山》、《憶昔玉陽》等。這些詩文大都是感情真摯之作，或寫與王屋山道士的交往，或寫自己求仙訪道的情感身受，充滿了對仙道生活的向往之情。有些詩雖為寫景詠物，其思想內核也仍然是和神仙意境息息相關的。因此可以說，到王屋山來訪的唐代詩人，其思想情結從根本上說是道教情結。

　　附一：《送王屋山人魏萬①還王屋　并序》：

　　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②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游臺越③，經永嘉④，觀謝公石門⑤。后于廣陵⑥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⑦，因述其行，而贈是詩。

　　仙人東方生⑧，浩蕩弄云海。沛然乘天游，獨往失所在。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⑨。卷舒入元化⑩，跡與古賢并。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11}生，心齊魯連{12}子。西涉清洛源{13}，頗驚人世喧。采秀臥王屋，因窺洞天{14}門。朅來游嵩峰{15}，羽客何雙雙。朝攜月光子{16}，暮宿玉女窗{17}。鬼谷{18}上窈窕,龍潭下奔潨{19}。東浮汴河{20}水,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云，飄飖浙江{21}汜。揮手杭越間，樟亭{22}望潮還。濤卷海門{23}石，云橫天際山。白馬走素車，雷奔駭心顏。遙聞會稽美，一弄耶溪{24}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25}里。秀氣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游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26}。笑談曹娥碑{27}，沉吟黃絹語{28}。天臺連四明{29}，日入向國清{30}。五峰{31}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32}恣沿越，華頂{33}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眷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掛席歷海嶠，回瞻赤城霞{34}。赤城漸微沒，孤嶼{35}前峣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山月。縉云{36}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卻思惡溪{37}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38}，巖開謝康樂{39}。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橋，雙溪{40}納歸潮。落帆金華{41}岸，赤松若可招。沈約八詠樓{42}，城西孤岧峣。岧峣四荒外，曠望群川會。云卷天地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43}口，北指嚴光瀨{44}。釣臺碧云中，邈與蒼嶺對。稍稍來吳都，徘徊上姑蘇{45}。煙綿橫九疑{46}，漭蕩見五湖{47}。目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回橈楚江濱，揮策揚子津{48}。身著日本裘{49}，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50}人。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產。吾友楊子云{51}，弦歌播清芬。雖為江寧宰，好與山公{52}群。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東窗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

　　（《全唐詩》卷一百七十五）

　　［注釋］

　　{1}王屋山人魏萬：魏萬，后更名魏顥，隱于王屋山修道，號王屋山人。{2}嵩：嵩山，五岳之一，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北。宋，今河南省商丘一帶。吳，今江蘇省長江以南一帶。{3}臺：臺州，因境內有天臺山而得名，即今浙江臨海縣。越，今浙江省南部一帶。{4}永嘉：今浙江省溫州市。{5}謝公：南朝劉宋時詩人謝靈運，任永嘉太守時，曾到此游歷。{6}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7}浪跡方外：放浪形骸于世俗之外。{8}東方生：西漢時東方朔，相傳他乘龍飛升。{9}聊攝城：今山東省聊城縣。{10}元化：指自然的發展變化。{11}田巴：戰國時齊國的辯士。{12}魯連：即魯仲連，戰國時齊國的高士，喜為人排難解紛，終生不仕。{13}涉：渡水。洛，洛水，源出陜西洛南縣，東流入黃河。{14}洞天：指王屋山洞，道教稱其為“天下第一洞天”。{15}朅（ｑｉè）來：猶言去來。嵩峰，即嵩山。{16}月光子：即月光童子，神話傳說中的嵩山仙人。{17}玉女窗：相傳嵩山有玉女窗，漢武帝曾從窗中望見仙人玉女。{18}鬼谷：在河南省登封東南，戰國時高士鬼谷子居此。{19}龍潭：在登封東，唐時潭相接，其深莫測。潨（ｃóｎɡ），小水流入大水，稱為潨。{20}汴河：源出于河南省滎陽縣大周山，合須、鄭等水，流至中牟縣北入黃河。{21}浙江：在浙江省境內，有南北二源，南源名新安江，北源名蘭溪，至建德縣東南會合北流，稱浙江。{22}樟亭：在浙江省杭州市錢塘門，今已不存。{23}海門：浙江夾岸有山，南北相對，謂之海門。{24}耶溪：即若耶溪，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東南若耶山下。{25}鏡湖：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東。{26}剡（ｓｈàｎ）：即剡溪，在今浙江省嵊縣南。王許，指東晉王羲之、道士許邁，他們好游名山大川。{27}曹娥碑：曹娥，東漢會稽上虞人。相傳其父溺死江中，曹娥年十四，沿江哭泣十七日，投水而死。縣令度尚令其弟子邯鄲淳撰文，刻石立碑。碑已不存，文見《古文苑》。{28}黃絹語：東漢末蔡邕讀《曹娥碑》，題八字隱語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后曹操過碑下，楊修相隨，猜到蔡邕所題八字意為“絕妙好辭”。{29}天臺：山名，在今浙江省天臺縣北。四明，山名，在今浙江省寧波市西南。{30}國清：即國清寺，在天臺縣北，為當時著名寺廟之一。{31}五峰：在國清寺旁，即八柱、靈禽、祥云、靈芝、映霞等五峰。{32}靈溪：在天臺縣北。{33}華頂：天臺山第八重高峰，夏有積雪。{34}赤城：即赤城山，在今浙江省天臺縣北，其山赤色，狀似云霞。{35}孤嶼：即孤嶼山，在溫州市北。{36}縉云：縉云山，在今浙江省縉云縣。{37}惡溪：在今浙江省麗水縣，水流湍急，多巨石險灘。{38}李北海：即李邕，唐玄宗時曾任北海太守。他任括州刺史時，曾鑿嶺開路。{39}謝康樂：即謝靈運，南朝宋時襲其祖謝玄爵，封康樂郡公。他曾游惡溪，題詩巖上。{40}雙溪：一名東港，一名西港，二水于金華縣南會合。{41}金華：今浙江省金華縣。{42}沈約八詠樓：在金華縣，原名玄暢樓，沈約在南齊任東陽太守時，曾題八詩于樓，后乃更其名為八詠樓。{43}新安：即新安江，又名清溪。{44}嚴光瀨：東漢嚴子陵垂釣處，在今浙江省富春江畔。{45}姑蘇：蘇州的別稱，因蘇州市西南有姑蘇山而得名。這里指姑蘇山。{46}九疑：在湖南省寧遠縣南。{47}五湖：指今江蘇省之太湖。{48}揚子津：又名揚子渡，在揚州市南。{49}日本裘：李白自注：“裘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為之。”朝卿，即朝衡，也作晁衡，日本國人，本名阿倍仲麻呂，唐玄宗開元四年留學中國，后為秘書監。{50}佁儗（chì ｙì）：癡呆的樣子。{51}楊子云：李白的友人楊利物。{52}山公：即晉山簡，嘗鎮守襄陽，好飲酒。

　　附二：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詩及譯文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譯文］

　　太行山的南面有個盤谷。盤谷中間，泉水甘甜，土地肥沃，草木繁茂，人煙稀少。有人說：“因為這山谷環繞在兩山之間，所以稱作‘盤’。”也有人說：“這個山谷，位置幽僻而地勢阻塞，是隱者盤桓逗留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就住在這里。

　　李愿說：“人們稱為大丈夫的人，我是了解的。他們把利益恩惠施給別人，名聲顯揚于當世，在朝廷上參與政事，任免百官，輔佐皇帝發號施令。他們到了朝廷外面，便樹起旗幟，陳設弓箭，武夫在前面呼喝，侍從塞滿道路，負責供給的仆役各自拿著物品，在路的兩邊飛快奔跑。他們高興時就隨意賞賜，發怒時就任情處罰。他們跟前聚集著很多才能出眾的人，論古說今，贊揚他們的美德，這些話叫人聽在耳中而不感到厭煩。那些眉毛彎彎，面頰豐腴，聲音清脆，體態美好，外貌秀麗，資質聰慧，起舞時輕薄的衣襟飄然而動，長長的衣袖遮掩面容，白粉搽臉，青黛畫眉的女子，在一排排后房中清閑地住著，自恃貌美，忌妒別的姬妾得到寵愛；爭著比美，一心要獲取主人的憐愛。這就是受到皇帝的知遇，掌握了很大權力的大丈夫的所作所為啊！我并非厭惡這些而躲開的，只是命中注定而不能僥幸得到啊！

　　“窮困家居，住在山野，登上高處眺望遠方，在繁茂的樹下整日悠然靜坐，在清澈的泉水里洗滌，保持自身的潔凈。從山上采來的果子，甜美可食；從水中釣來的魚蝦，鮮嫩可口。日常作息沒有定時，只要感到舒適就安于如此。與其當面受到贊譽，不如背后不受詆毀；與其肉體享受安樂，不如心中沒有憂慮。既不受官職的約束，也不受刑罰的懲處；既不問天下的治亂，也不管官吏的升降。這些都是遭遇不好、不行時不得志的人的所作所為，我就這樣去做。

　　“侍候在達官貴人的門下，在通往地位權勢的路上奔走，想要舉腳進門卻行止不定，想要開口說話卻欲言無聲。處于污濁低下的地位而不知羞恥，觸犯了刑法而受到誅殺。希冀著獲得非分名利的微弱機會，直到老死才罷休。這樣的人在為人方面究竟是好呢還是不好啊！”

　　昌黎韓愈聽了李愿的話，稱贊他講得有氣魄。給他斟上酒，并為他作一首歌：“盤谷之中，是你的房屋。盤谷的土地，可以播種五谷。盤谷的泉水，可以用來洗滌，可以沿著它去散步。盤谷地勢險要，誰會來爭奪你的住所？谷中幽遠深邃，天地廣闊足以容身；山谷回環曲折，像是走了過去，卻又回到了原處。啊！盤谷中的快樂啊，快樂無窮。虎豹遠離這兒啊，蛟龍逃避躲藏。鬼神守衛保護啊，呵斥禁絕不祥。有吃有喝啊長壽而健康，沒有不滿足的事啊，還有什么奢望？用油抹我的車軸啊，用糧草喂我的馬，隨著你到盤谷啊，終生在那里優游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