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馗圖兇悍中帶可愛,是朱仙鎮年畫的精品。

郭太運在印制年畫。

植物顏色磨制是朱仙鎮年畫特有的工藝。

刻版。

印刷。

      
    郭太運,(曾用名:郭泰運),男,1925年生于開封市開封縣。13歲起在開封著名年畫老店“云記”做學徒,專長于朱仙鎮年畫印刷、雕刻。1961年,開封市成立國營年畫社,郭太運任古版研究室主任,專注于年畫木版的搜尋、修補、復制與整理。199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中國民間藝術家”,2007年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朱仙鎮木版年畫　　
      
    制年畫、貼年畫是我國傳統春節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地不同的風土人情造就了不同年畫流派。朱仙鎮木版年畫是我國傳統年畫的一個重要派別,與天津楊柳青、山東濰坊、江蘇桃花塢年畫并稱中國四大年畫。朱仙鎮木版年畫構圖飽滿,線條粗擴簡練,造型古樸夸張,色彩新鮮艷麗。人物頭大身子小,既有喜劇效果又覺得勻稱舒適。用色講究,以礦物、植物作原料,自行手工磨制顏料,磨出的顏料色彩十分純凈,以之印制的年畫明快鮮艷,久不褪色,構圖飽滿勻稱,線條簡練粗獷,造型古樸夸張,藝術風格獨特。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朱仙鎮木版年畫具有豐富的文化價值,其一,它是研究我國木版年畫歷史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史證作用；其二,它是傳統春節習俗文化的重要組成,是傳承與發展民族節日文化的基礎；其三,它是一種民間美術,在雕刻、構圖、風格上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藝術收藏和欣賞價值很高。　
       
    源流：　　
      
    開封朱仙鎮年畫舊稱“門神”。《東京夢華錄》記載,“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鐘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天行貼子……”據此推斷,朱仙鎮年畫在宋時已流行于民間,故有中國木版年畫鼻祖之稱。　　
      
    至明、清時期,朱仙鎮年畫的制作與銷售規模達到鼎盛。每逢春節時,全國各地到開封和朱仙鎮購買年畫的客商絡繹不絕,為中國木版年畫的中心。　　
      
    朱仙鎮年畫色彩明快鮮艷,人物形象飽滿夸張,喜氣洋洋。內容多取材于歷史故事、傳說,種類極為繁多,僅秦瓊、尉遲敬德兩位武將為形象的,就有步下鞭、馬上鞭、回頭馬鞭、抱鞭等不下20種。以尺寸而言,最大的年畫可達一米多長。　　
      
    清末朱仙鎮逐漸衰落,年畫制作中心遷移至開封。朱仙鎮年畫在“文革”期間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后受到國家重視,2007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1938年進入“云記”算起,郭太運與朱仙鎮年畫結下緣分已經有74年了。從當時的小學徒到今天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他親身經歷、目睹了開封朱仙鎮年畫在近代到現代的轉變。與郭太運對話,時時可從話語中觸摸到這些歷史的細節和氣息。　　    
      
    舊社會,年畫是非常像樣的產業
      
    (云記)五套院子把南北兩條街中間全占了,店里僅學徒就有二十多人。

      
    南都：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從事木版年畫這一行的?　　
      
    郭太運：我還有不到一個月就滿88歲,從事這個工作已經74年了。我出身非常苦。1936年我12歲,全家去許昌逃荒,結果父親就死在了許昌,只活了52歲。我母親挎著針線籃,賣火柴針線,養活我們。進入年畫店,起碼能吃飯。　　
      
    我從13歲開始學徒,老話說,“徒弟徒弟,三年奴隸”。可想而知做徒弟不是件好活。像當時我學徒的“云記”這樣的大店,頭一年的徒弟根本不讓干正經活,只讓你干些掃地、擦桌子、端水、端飯、給老師打洗臉水這樣打雜的活。我現在印年畫,很多人要我簽字。我說你別嫌我的字不好看,我13歲開始學徒,就上過一兩年私塾,幾乎就是一個文盲!　　
      
    南都：你當時學徒的“云記”老店是怎樣的?　　
      
    郭太運：當時“云記”前面有五間門面,后面又有五進院子。第一進院子是倉庫、廚房、掌柜的和家屬,第二進院子是二掌柜的住,第三進是年畫作坊。第四進院子是紅紙作坊。第五間院子是個空院子。這五套院子把南北兩條街中間全占了。店里僅學徒就有二十多人。　　
      
    我當時被選去印刷,所以就住在門神作坊里。門神作坊有五間北屋、三間東屋,就是用來印年畫、住學徒。我們那個北屋,靠墻凈是一剁剁是已經做好的年畫剁子。中間是作坊案子,我們就靠南墻打地鋪。一個地鋪上最少睡四個人。　　
      
    南都：這樣說來,這樣一家年畫店的規模真不小?　　
      
    郭太運：舉個例子,每年陰歷二月二開始印年畫,頭幾天只需三四個人。但工序上來以后,每天都得添上三四個人。最后足有幾十個人一起印。不算學徒、短工,店內光雇的長工就有四五十人。到年前的時候,最忙的時候得有七八十人一起干活。常年營業的大畫店,存的木版有近千套。　　
      
    當時在“云記”的割紙案子上就得五個人。兩個人查數,一個人搭裁板,一個人裁,再有一個人剁剁子(注:將裁好的紙剁成紙剁)。要在印前備好材料,這一開工裁紙,最少也得十幾天。你算算這要多少紙,又要多大的量?當時的年畫店規模特別大,行銷全國。“云記”這樣的年畫店在舊社會是非常像樣的產業。　　
      
    南都：全是靠年畫做起來的?現在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郭太運：在舊社會干我們這一行,沒有錢的、一般的師傅、窩囊廢都干不了。開封的畫店只批發不做零售。從二月二開始,每天平均三四十個人不停地印,印出來的貨整整壓大半年。這中間,人工、紙張、存放等費用非常大。直到十一月十五,這才開始有“回頭錢”,才能開始賣。賣早了沒人要。　　南都：現在說起來,這家產就得上億了。　　
      
    郭太運：不止上億。這只是年畫作坊。當時的掌柜在開封有六七處房產,有的一處就有八九十間房子,一般也有四五十間。當時又不是股份制,這都是“云記”自本自東(注:自家的本錢,自己做東家)。剛才說了,他家還有地。所以后來劃了個地主兼資本家,雙料的。這個掌柜的叫劉子云。　　
      
    南都：做學徒怎么生活?　　
      
    郭太運：學徒是非常非常苦的。第一年的徒弟根本沒工資。二年的徒弟也沒工資,不過有掌柜的給送錢。等到過了年,初四的晚上,放在我們那個舊社會,那一天叫“說話”。當天晚上吃飯,有酒有肉。吃完了以后,掌柜挨個跟徒弟們說話。比如說:“張相,今年生意不錯”,或者“今年生意不怎么樣,送你三十塊現洋。家里有什么事兒和我說一聲,去柜上拿”(注:家中若有婚葬嫁娶需要借錢時)。　　
      
    南都：你在云記學了幾年?　　
      
    郭太運：我一共學了七年。后來有個師兄弟叫謝合彬,我叫他師兄。我們兩個不想干了,也想發財(笑)。就想出來。掌柜的問我們:“你們想干點啥?”我說,那我們出來了再說吧,怎么著弄點本錢,還不是得干這個。掌柜的說:“那你們也別干別的,我給你們出本錢”。他給我們拿了一百令連絲紙(注:1令為500張全張紙)。他算股東,占60%。我們兩個平分剩下的40%。　　
      
    南都：為什么要以紙張入股?　　
      
    郭太運：因為當時貨物價格動蕩非常厲害。今天是二十塊一令紙,明天它就變成三十。折算成錢的話大概得有幾百塊現洋。所以紙張入股,別管價格如何變動,我們仍然用紙來還清。我當時還買了二十多套舊版,又自己刻了一部分新版。這是關鍵!比如《五子登科》、《馬上鞭》。這些年畫大家都要買,市場大。　　
      
    南都：做學徒出來,終于自己能開店,這算是非常圓滿了。　　
      
    郭太運：干了兩年以后,我們就把股本和錢還他了。我們兩個又用賺的錢合伙干。謝合彬現在也沒有了,他比我大六七歲,死了很多年了。我們還了掌柜的錢以后,又一起干了一年,然后我就開始自己干。這是解放前。我當時的店叫“泰勝”,就一間門面,咱們就印得活兒好一點,價錢比別人便宜一點。當時做年畫很賺錢。如果干兩三個月,抵成糧食,夠全家七口人吃一年。所以干這一行,有許多外行想往里面擠。但其實光這個版他就沒辦法刻。     
      
    武的貼大門,文的貼內屋   
       
    朱仙鎮年畫是從書本印刷演變過來的,所以沒有過渡色,都是整塊顏色。　　　　
      
    南都：當時人們購買的年畫都是什么樣的?　　
      
    郭太運：木版年畫按照尺寸分六個規格。最大的有一米多長,叫“大毛”,次之的叫“二毛”,按這個順序依次排列下來,尺寸有“中臺”、“二邊”、“連頭”等。最小的幾十厘米。這里面,“連頭”是用來貼“斷間門”(注:用來在一間大房子里分割房間的門)。“二邊”用來貼單扇門,“大毛”、“二毛”用來貼雙扇的大門。　　
      
    南都：年畫內容有什么講究?　　
          
    郭太運：年畫分文武兩大類,比如文的有《五子登科》、《福祿壽》,武的年畫常出現“秦瓊、敬德”,這二人衣著神態各異,威嚴莊重,形象上有《步下鞭》、《馬上鞭》等不下二三十種。　　
       
    內容為武將的年畫只能用來貼大門,而不能用來貼屋門。比如說“大毛”尺寸的秦瓊,就是供大戶人家張貼在大門上。而凡是文的,都是用來貼內屋的門,比如《五子登科》、《福祿壽》、《蓮生貴子》、《麒麟送子》等等。當時就算是窮人家,也可以提前貼上一張年畫表示在過年,其實意思是躲債。不管怎樣,家家戶戶都要貼年畫。　　
      
    南都：當時全國也有其他年畫中心,朱仙鎮的特點是什么?　　
      
    郭太運：天津楊柳青是帶有手繪,可以給人物畫出紅臉蛋,可以在畫面上加過渡色。朱仙鎮年畫是從書本印刷演變過來的,所以沒有過渡色,都是整塊顏色。另外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人物不成比例,頭大身子小。在繪畫上,人物一般是六頭身；而在年畫上一般是三頭身。為什么人們還能接受呢?因為人物的頭小了不行。年畫那么大,只印個雞蛋那么大的頭,大家不要。在年畫上,雖然不成比例,但人們怎么看怎么順眼。　　
      
    南都：朱仙鎮年畫的樣子、風格到底是怎么來的?　　
      
    郭太運：傳統年畫完全是靠老樣傳下來的。比如說我這里有套《五子登科》的版,我借給你,你拿回去就可以再刻一套出來。有的時候,大店會對傳下來的畫面進行一些改動。比如說《五子登科》,袍子上哪塊顏色不好看要改什么顏色,這個可以改,而別的不能改。年畫起源于北宋,但畫面流傳的時候是否有改動,我們也不知道。　　
      
    南都：年畫這么普及,那“掛幌子”開賣這一天是什么情形?　　
      
    郭太運：“掛幌子”這一天非常隆重。后邊的作坊放假一天。鞭炮一放,紅繡球就掛在了招牌上。年畫擺滿貨架,還要殺豬宰羊宴請全店的人。十一月十五日之前,不管是安徽、山東、山西、河北等地的人,都來開封早早住下來等著來買年畫,當時都叫“打花貨”,并不說年畫,沒有這個詞。　　
      
    南都：為什么各地客商要買年畫,還得提前來等著?　　
      
    郭太運：因為一般頭幾天剛開始賣的叫“伏貨”。所謂“伏貨”就是自二月二以來做好長時間壓在庫房里的貨。年畫在庫房里一壓,過了夏天,顏色吃到紙里,看著活靈活現的,非常好看。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價錢比較合理。剛開始賣的時候,老板都是核價錢算出個初始賣價。他把顏料、人工、成本還有錢壓了這么久的利息等等,核算出來個大致的賣價那第一天就按這個價錢賣。“打花貨”的客商來看貨、問價,都是按“刀”論價錢。小客商買十幾刀,背著就走了。有的大客戶還要裝車、用船運,非常氣派。　　
       
    南都：過了這個時間怎樣?　　
      
    郭太運：如果老板晚上算賬一看如果今年貨賣特別快,第二天就漲價。這都看行情。如果接近年關,缺貨的時候,那就更不用說了,本來一塊二毛現洋,轉眼就變成兩塊。朱仙鎮年畫,當時要供應全國各地的客商,需求這么大,所以要求速度快。我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印出來7400張。從大清早印到深夜。現在我們在開封博物館現場印刷,賣木版年畫。這里一整年的印量都沒有“云記”兩個月的印量多。　　
      
    南都：當時開封在年畫上旺盛到什么地步?　　
       
    郭太運：當時開封這樣規模的年畫店大概有三四家,比如說“天福利”、“匯川”等,小家小戶的作坊就太多了。不過小家小戶的質量比不上大戶,大作坊的木版好,調的顏色好,“領作”(注:即主要師傅,負責監制)在手藝上都是拔尖的。這只要印出來東西拿出來一看就不一樣。
      
    舊社會就沒有存版這一說在舊時候,版一旦老化就扔掉或者當柴火燒了,它沒有存在的價值。舊社會沒有存版這一說。
      
    南都：當年在作坊里,一張年畫是怎樣做出來的?　　
      
    郭太運：我先和你說刻版。老話說“會推磨的就會推碾”,但在年畫上不是那么回事。就算你會刻字,也不會刻這個年畫的木版。　　
      
    就說制備木板,要準備好三厘米厚雙面刨光的梨木板子,涂上一層植物油,然后拿到火上烘烤,讓油吸入版內。烘烤的時候要憑經驗掌握好火候,然后用滾開水把浮油燙掉,再用刮刀將板面刮平。然后,用漿子把畫稿反貼在板子上。貼好畫稿的板子,晾干后搓去背面紙毛、線條就顯現清晰,就可以按樣雕刻了。　　
      
    而我們這個刀法有幾種:“窩刀”、“丁刀”、“跟刀”等等。緊貼線條邊沿垂直下刀叫“伐”,靠外斜刻一刀叫“支”、順勢向上起刀叫“挑”,這時再沿著第一刀補刻一次叫“跟刀”。“丁刀”是敲著釘著,比較深。“窩刀”是圓弧形的刀。　　
      
    刻年畫的版,最重要的是臉部。如果臉刻得不出神采,這個版就不行。刻的眼必須有神,讓它像活的一樣,這才行。一張年畫有幾個顏色,刻板要刻幾張版。比如說要九色,那就是刻九張版。其中黑色有兩塊版,一個線版,一個刻胡子、眼珠、帽子。紅的是三個,丹紅、木紅、水紅。另外有綠、青、金等顏色。“大毛”尺寸最大,很講究,就得另外添一樣胡墨色,專門用來印人物的胡子。　　
      
    南都：現在有些藝人宣稱自己的版是明清時的版,你怎么看?　　
      
    郭太運：實際上我們這一行,版都沒有太老的。天天印,版會消耗,越印越不行。版一老,就沒法用,比如說木頭會塌陷,人物印出來不清晰,就不能用,很快就扔了。現在有人為了招徠生意,說自己是明朝、清朝的版。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我完全不能同意這個說法。在舊時候,版一旦老化就扔掉或者當柴火燒了,沒有存在的價值。舊社會就沒有存版這一說。這是在愚弄人,故弄玄虛。版是消耗品,留著也沒用。單就版的實用價值來說,只能說版刻得好不好、人物刻得是否傳神,細節是否和老樣對得上。只要這些對了,就可以。所以,年畫也沒有真假這一說。     
      
    我有資歷和技術,趕上了好時候   
      
    我對自己的認識就是一個門神匠,只是我有這個資歷和技術,又趕到現在這個時候了。　　　　
      
    南都：1949年之后年畫發展的情況怎么樣呢?　　
      
    郭太運：從1949年全國解放,到1953年之間,年畫一直是壓制著的。當時我們這一行都不行了。政府仍然讓你開作坊,但是只要你的作坊裁紙,政府不管賣不賣,都要你把稅先交了。你賣不掉,稅又報了,這怎么辦,哪有那么多錢?所以幾乎都做不下去了。　　
      
    南都:你自己的年畫店如何?　　
      
    郭太運：解放以后只能慢慢不干了啊。掙的錢慢慢都花在家里費用了,我結婚、生孩子,都花在家里的費用上了。我的版后來也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用車拉走,全毀完了。1961年政府出頭組織了一個年畫生產合作社,我就入了這個。當時政府的意圖是完全創新,舊的一律不要。開會就是這樣說的:“以新年畫代替舊年畫。”當時創作了一批所謂新年畫,比如《大豐收》、《夫妻學習》、《支援前線》、《參軍光榮》。這是當時河南大學一個美術系的教授創作的。結果版也刻出來了,也印出來了,沒人要。　　
      
    南都：為什么賣不出去?　　郭太運：群眾不認可!都說:“這能像門神爺嗎?這能像灶爺嗎?”沒辦法,不到三年,年畫生產合作社不干了。當時連我在內,合作社里大概有一二十個人。我們這些人分流了。　　
      
    1979年,開封又申請成立了一個開封市朱仙鎮木版年畫出版社。當時我已經分到了科技印刷廠,又把我調回了這個年畫出版社,這已經是又一年之后了。文化部當時親自批準成立這個出版社。上面給了個指導,說要“以膠印年畫養木版年畫”。也就是說以機械印刷,由新華書店發行。　　
      
    我到了出版社,社里什么都沒有。河南大學不知怎么存有一些舊版,我們借了出來,整理了一下,但是仍然不管用。我又去上海、南京、北京、朱仙鎮,只要知道哪個地方有年畫,我就過去把樣弄回來,然后拍照、重新雕刻。　　
      
    南都：可是這中間一下跨了十幾年,中間是什么情況?　　
      
    郭太運：空白。年畫生產合作社結束沒多久,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開始兩年后,全開封的木版都拉到一起,在北書店街上摞得跟小山一樣,倒上汽油全部點火燒了。整個開封的版都燒完了。燒的時間可不短。木板都是梨木,很結實!反正都是那個時候燒的。　　
      
    南都：其他時間、地點被毀的版有沒有辦法估計?　　
      
    郭太運：那就更不知道了。要這么說,“云記”的版更多,都不知道去哪兒了,很可能他們自己在家就毀掉了。這讓人翻出來不行啊,這在當時算迷信品,誰也不敢藏。　　
      
    南都：“云記”的老板劉子云后來怎樣?　　
       
    郭太運：1949年解放以后,大概是把他弄到了哪個鄉里。他的版下落就不知道了,估計都毀了。他是地主兼資本家,更不敢存。房子、店面、地肯定都充公了,具體我也不清楚了。不過他受罪倒不是很大,因為他的罪名就是“剝削”,“財產大”。雖然有點地,但沒什么大罪惡,不像惡霸地主什么的。　　
      
    南都：你本人受沖擊了沒有?　　
      
    郭太運：第一次從年畫生產合作社分流的時候,我分去抓街道的織袋廠。后來被打倒了,就不能當廠長了。廠里有兩三個職工家里困難,我給他們漲了點工資,這就說我走資本主義道路。　　
      
    不過雖然是被打倒對象,但受沖擊倒不很大。反正也不拘留什么的。當時連我有三個批斗對象,一到批斗的時候,居委會就通知一聲:“今天開你的會啊。”牌子就在區政府會議室放著,到時候你自己拿著牌子往脖子上一掛,往前面一站。有時候另外兩個陪我挨斗,有時候我陪他們。那個時代就那樣,我心里說你們隨便斗吧,無所謂了。　　
      
    這都是時代,我就趕上“文革”這個時候了。現在別人說我“年畫專家”、“國家級傳承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給我認可,但其實我對自己的認識就是一個門神匠,只是我有這個資歷和技術,又趕到現在這個時候了。　　
      
    南都：1983年成立年畫出版社后,你做什么?　　
      
    郭太運：在年畫出版社,我是古版研究室的主任。我收集了七八十套版,都是1982年之后刻的版。我們從全國征稿,社里的人審批樣品。如果用了就給人稿費,我只參加評樣。當時在河北、開封、洛陽三個地方印刷膠印年畫,走新華書店發行渠道,發行量非常大。在這個出版社一共干了11年,然后因為河南有五個出版社,我們當時非常賺錢。但是因為和鄭州美術出版社業務沖突,競爭得厲害,我們被撤掉了。　　
      
    實際上,我也不知道具體上面為什么又開始重視年畫,以及為什么申請、批準成立的。同樣,“以膠版年畫養木版年畫”這個方針也不知道是誰確定的。　　
       
    南都：看介紹說你在開封大眾電影院退休,這是怎么回事?　　
     
    郭太運：這事都沒法提。1983年批下來開辦年畫出版社,他們讓我過去。而我當時已經被分配在科技印刷廠,廠里死活不放人,于是只能借調到年畫出版社,結果這一借調就是十多年,等我該退休了,科技印刷廠已經早就倒閉了。年畫出版社撤掉了,我的原單位科技印刷廠也不存在了,文化局就把我們再分流,分流到電影院五個人,本來我應該調去電影院就退休,但電影院的經理不同意我退,還要讓我干活。我也不愿意,就又領了幾個其他地方來的閑人刷紅紙。結果一直到69歲我才退休。    
       
    年畫最終會自己默默消失    
      
    我認為它只能最終自己默默消失,以文字、錄像、實物的形式放在博物館里,成為歷史長河里的小浪花。　　　　
      
    南都：什么時候你的年畫手藝重新開始受到重視?　　
      
    郭太運：2002年是馮驥才來開封,在東京大飯店開了好幾天的會。他說我是年畫泰斗,說我們現在要起步,把民間的藝術發揚保存下來,年畫在群眾中影響非常大,是重頭戲。在這之前,沒有人重視。當時的年畫出版社已經幾乎不再印木版年畫。其實群眾都是跟著國家的,以前說它是迷信品、四舊,現在說它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藝術,它就又起來了。后來我評上國家級傳承人以后,國家也給我發錢。但其實我對這個無所謂,本來我就是窮人出身,只要有飯吃就行。　　
      
    南都：近幾年,你作為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出訪,有什么感想嗎?　　
      
    郭太運：最近幾年我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還有美國。但是美國人不喜歡,只有在美國的臺灣人很歡迎。從美國回來后,我就哪兒都不去了。　　
      
    南都:你現在考慮最多的問題是什么?　　
      
    郭太運：2011年1月份我去北京開會,向文化部副部長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我說:“現在木版年畫是受到人們關注了,根據現在目前的情況,無論送禮、紀念品、收藏,人們都很歡迎。而若干年以后——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而是更久的將來之后,人們喜歡的年畫都有了,就連送禮都覺得太俗了,那么年畫的最后歸宿是什么?”這是我現在作為國家級傳承人考慮最多的問題,就是市場飽和以后怎么辦?　　
      
    南都：這個問題有答案了嗎?　　
      
    郭太運：我想了又想。過去幾百年里,年畫能生存下來那是因為人人都需要,年年都得換,老話說“年畫三日新”就是這個意思,過了三天,風刮雨淋,印得再好的年畫也不行了。而現在人們都以收藏為主,買回去鎖在箱子里。這個味道已經變了。在將來,這個市場只會越來越小。　　
      
    有人說那你們創新吧。有人建議我創作一幅福娃,而我覺得這就不倫不類。我也考慮過做一套《紅樓夢》的木版年畫出來。但這不就和當年的連環畫一樣嗎?誰會要這個?這是不可能的。它再也等不來像以往那樣熱火,一個作坊里幾十上百人的那一天。　　
      
    另外,就算人們真的重新開始貼年畫,木版印刷也比不上德國海德堡的四色膠印機,那又快又好看。技術始終是在發展的,它只會繼續向前走。　　　       南都：有媒體對現在朱仙鎮年畫的衰落做了報道,主要問題有畫面錯誤、技法錯誤,制作粗劣,名聲和售價齊跌等等。現在朱仙鎮的年畫水平如何?　　       郭太運：我現在輕易不去朱仙鎮,去了就不受歡迎”。有一次我陪馮驥才去朱仙鎮,對方說你怎么成天不來朱仙鎮。我說:“來了就不受歡迎”,他說你來這兒怎么可能不受歡迎,我說:“我一看你們都是毛病,沒有對的。”所以我不受歡迎。　　
      
    南都：但你自己也有傳人,這能不能解決問題?　　
       
    郭太運：是的,我現在有三個關門弟子,都是大學生。收徒時還舉行了政府主持的收徒儀式。但是年畫的歸宿不是這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事。這個問題考慮到最后,我認為它只能最終自己默默消失,以文字、錄像、實物的形式放在博物館里,成為歷史長河里的小浪花。開封年畫在歷史上的盛況,它再也等不來了。【原標題：郭太運:年畫是歷史長河里的小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