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做官幾乎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進館、入閣、點翰林、當學士（宋朝置“史館”、“秘閣”、“資政殿”等，分掌圖書經(jīng)籍和編修國史等事務(wù)，通稱館閣），便成了讀書人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們事業(yè)成功與否的標志。在宋朝，一個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認的才子，如果沒能進館入閣，那是要被大家惋惜和譏笑的，大詩人梅堯臣就是如此。

    梅堯臣出生于官宦之家，從小愛好詩歌。他一反宋初西昆體詩歌表面的浮艷和內(nèi)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遠，給北宋詩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不過，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進士，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說：“帝制時代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屢考不取，才是正常現(xiàn)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盡管梅堯臣“工為詩”，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卻坎坷崎嶇、屢試不第，最后只好通過父輩的功勞蔭補入仕，授太廟齋郎、河南縣（隸屬河南府）主簿。

    梅堯臣運氣不錯，剛出道就遇到了好上司錢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間，錢惟演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省洛陽市）留守，稱“使相”，與宰相平級。錢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攜后進，堪稱伯樂。他曾對當時在洛陽任職的部下梅堯臣、歐陽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給予過許多幫助，尤其對梅堯臣和歐陽修高看一眼、厚愛一籌，經(jīng)常與他們詩酒唱和，還在同僚中廣為延譽，梅堯臣、歐陽修因此被世人并稱為“梅歐”。

    只是梅堯臣在錢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間也有詩名，但朝廷卻始終沒有把他當成干才。在洛陽任滿以后的歲月里，他還到江西、浙江、陜西等多地任職，歷任縣令、監(jiān)稅、監(jiān)倉等職，一干就是30年。像他這樣文名顯赫，又經(jīng)過多地任職、多崗位鍛煉的，老在區(qū)區(qū)末吏的崗位上徘徊不前，頗為少見。很多士大夫認為，像梅堯臣這樣的大才子，不進館入閣，真是枉費其才。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余人聯(lián)名向宋仁宗推薦梅堯臣。在大家的惋惜、褒揚以及輪番推薦之下，宋仁宗決定面試一下這個聞名天下的詩人。一試，果然才華出眾，便賜他進士出身，出任國子監(jiān)直講，后任尚書都官員外郎。然而，這個員外郎仍舊只是個上不了臺面的散官閑職。更讓人遺憾的是，梅堯臣在都官員外郎任上沒幾天便溘然長逝了。梅堯臣的命運令時人唏噓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贏得兒童叫夫子，可憐名位祗都官。”

    不過，梅堯臣對自己的仕途通達與否似乎并沒有過高的期望。嘉祐年間，宋仁宗征召梅堯臣編修《新唐書》。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對妻子刁氏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好動的猴子，被塞進布袋，該多難受？表達了他頗不情愿的心態(tài)。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何異鲇魚上竹竿耶？”誰見到過能爬上竹竿的鲇魚呢？

    確實，對于做官，梅堯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層工作30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卻一直官運不佳。倒是公務(wù)之余吟詩作賦，不亦樂乎。據(jù)宋代孫升的《孫公談圃》說，梅堯臣無論是吃飯睡覺，還是游山玩水，無時無刻不吟詠。他隨身攜一貯放紙張筆硯的“算袋”，有時靈感一來，兀自離開，從“算袋”中取出紙筆，奮筆疾書。有人偷看他的紙片，發(fā)現(xiàn)上面書寫的都是詩歌，或一聯(lián)，或一句。而以后，這些苦吟得來的斷章，便成了他詩歌中的警句、絕對、神來之筆。

    大文豪歐陽修一輩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對梅堯臣卻心悅誠服，“自以為不及”，還以“窮而后工”對其人其詩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艱辛造就了梅堯臣和他的詩歌，可謂一語中的。對于奔竟于途的人，官運亨通，或許是好事，但對于詩人來說，官運不通，倒也不見得是壞事，多一個明心見性詩人，總比多一個碌碌無為的庸官甚至胡作非為的壞官要好。（原標題：梅堯臣的官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