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他一心為革命，一心為群眾的高貴品德，已成為全縣干部和群眾學習的榜樣。這一切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已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推動著蘭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道上繼續奮勇前進……”46年前，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的這些文字，讓人們記住了一個傳誦至今的名字“焦裕祿”，亦讓一種源自“縣委書記的榜樣”的強韌力量，蓬勃不息，歷久彌新。

一談起焦裕祿當年去世的事情，90歲的民兵戰友情緒激動。

    焦裕祿，我們始終未曾忘懷!焦裕祿精神，我們始終秉承發揚!

    “叔公焦裕祿”讓侄媳婦“可驕傲”

    無論是上世紀90年代的電影《焦裕祿》首映式，還是去年7月這部電視劇的封鏡地，都以“向焦裕祿致敬”的姿態，選在了北崮山村，讓身為焦裕祿侄媳婦的趙心艾，得以零距離見識“不同面目的叔公”。

    潔凈堅實的石板村路，蜿蜒于青瓦白墻間，眼前的北崮山村樸素自然，一切風物雅致靜謐。在村支部書記焦和方指引下，一座簡易古樸的門樓映入記者眼簾，不大的門楣上寫著“焦裕祿故居”。木門打開，等候多時的趙心艾笑吟吟地迎出小院。

    這座占地不足半畝的四合院，曾承載了焦裕祿的年少悲歡。而今，小院里3間正房、6間廂房、閑置的石磨、碼放農具的棚子以及4棵高聳的刺槐，皆已被當做文物保護起來。

    今年74歲的趙心艾，是目前唯一看家護院的焦家人。

焦裕祿的親筆信

    16歲的他扛起紅纓槍抗日自衛

    1938年日寇侵占了博山縣城(今山東淄博博山區)，經常到北崮山村一帶掃蕩。當時國民黨、漢奸、地痞流氓隊伍四起，老百姓被逼無奈，艱苦度日。此時，當地南古山村村民李星七組織了一個紅槍會，抗日自衛。

    “那時，焦裕祿16歲，剛上完高小輟學回家，他撂下農活，加入了紅槍會。”在北崮山村，焦裕祿的發小、已是88歲高齡的鄭汝信告訴記者，那個會比較迷信，會員不準吃蔥、韭菜、大蒜，不能吃肉，也不準和女人同床睡覺，每晚燒香磕頭，這樣就能刀槍不入，“有幾千人參加，每人扛一支紅纓槍，站崗放哨。”他說，當時焦裕祿具體干啥工作，他不清楚。

    對此，焦裕祿曾這樣描述當時自己的思想，“看到日本鬼子勢力那樣強大，國民黨，還有其他各種隊伍雖多，但只向老百姓要糧要錢，無人敢抵抗鬼子。仍然幻想蔣政府還能回來將鬼子打跑”。

    撫順煤窯苦役數月逃出虎口

    “他從小逃過荒，給地主放過牛，扛過活，還被日本鬼子抓到東北挖過煤。他帶著家仇、階級恨參加了革命隊伍……”這是《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對焦裕祿參加革命前的敘述，寥寥數語，內里詳情，并未深究。

    報道刊發幾年后，趙心艾聽人從報紙上讀起，方知“叔公原來在河南過得很苦”。“聽守忠說，他是先被鬼子抓走毒打，投進東北的煤窯，逃出來后才去江蘇逃荒的。”2012年11月2日，趙心艾受訪時回憶，1942年6月的一天，焦裕祿被漢奸抓住，叫他帶路去抓另外一個人，但沒抓著。隨后，焦裕祿被押上拉滿老百姓的汽車，拉到博山縣城的憲兵隊。

    在多年后的“情況介紹”中，焦裕祿寫道：“我被鬼子腳踢棍打灌涼水，醒過來承認了和共產黨有聯系才被投入牢中。直到1943年2月，被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窯做苦工，6月從煤窯跑出到一姓鄭老鄉處。8月，通過鄭老鄉坐汽車到沈陽買火車票到家。”

    照此推算，焦裕祿在撫順下煤窯不超過半年。

    焦裕祿回鄉不久，鄰村夏莊新成立一支隊伍，“名義是漢奸隊，實際以此掩護打鬼子。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與叔家弟弟焦裕禎便一同參加了這個漢奸隊，分到第四連當兵。”按照焦裕祿“自述”：隊伍只有二十余人，三四根破槍，吃的是谷糠窩窩頭，一頓分一個。過了三四天，一天夜里趁小便時跑了，躲到西山。后來，無奈與老婆帶著孩子逃荒到江蘇。

焦裕祿侄媳婦講述她所見到過的焦裕祿。

    在村里老屋秘密加入共產黨

    事實上，焦裕祿時年承認“和共產黨有聯系”，只是被迫說謊。他后來的個人檔案寫道，“那時只聽說有八路軍、共產黨，但還不知八路軍、共產黨是什么關系”。

    1945年8月，抗戰勝利，焦裕祿從江蘇宿遷縣(焦裕祿攜妻兒在該縣園上村胡長榮地主家當了近兩年長工)回到家鄉。當時，北崮山村所屬的博山縣尚未解放，村里成立了民兵連，支援博山解放。“民兵隊長叫焦方開，他動員焦裕祿當了民兵。”當年曾任民兵連班長的鄭汝信說，村里有27個民兵，28支槍，100多發子彈。“我們抓漢奸，去敵區偵察，碰上搶百姓糧食的地主還鄉團，也打。”在鄭汝信印象中，焦裕祿“作風快，啥事說干就干”。

    1946年1月，在焦方開的介紹下，焦裕祿在本村焦念禎家一間老屋，宣誓入黨。“那時入黨是絕對保守秘密的，也未舉行儀式……當時只知共產黨對窮人好，自己自從共產黨來了才有出路了。”1955年12月，身為大連起重機器廠機械車間副主任的焦裕祿，在干部歷史自傳中如是書寫。

    之后，焦裕祿調到山東渤海地區參加土地改革復查;解放戰爭后期，隨軍到河南，被分配到尉氏縣工作。

    “他常常開襟解懷，卷著褲管，樸樸實實地在群眾中間工作、勞動。貧農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文中所言，在鄭汝信看來“不假”。1964年春節期間，焦裕祿回鄉，和鄭汝信相處了兩個多小時。“我問他‘聽說你在河南當了大官，到底干啥?’他只說‘干活，跟以前在家一樣’。”話至此，老人突然情緒失控，眼角流下濁淚，啞著聲音：“回河南幾個月，他就死了啊，才40出個頭……”

    “只在老家見過叔公一次”的趙心艾，亦緣于焦裕祿最后的歸鄉。“娘家人眼氣我，說‘當官的叔公咋著也得給訂過婚的侄媳婦兩塊錢壓歲錢’，其實他一分錢也沒有。”趙心艾回憶，焦裕祿攜家帶口在家待了十幾天，拜望了村里所有當年的伙伴，“他很瘦，臉色難看得很。誰也不知道，那時候叔公的病已經很重了。”

    1964年開春，焦裕祿告別北崮山村，重返蘭考治沙“戰場”。當年5月14日，42歲的他英年病逝。

    “你是千千萬萬在嚴重自然災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產黨員和貧下中農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里!”回望“縣委書記的榜樣”成長歷程，于焦裕祿清晰可循的“革命底色”中，這些凝固了時代印痕的文字，今天重讀，依然蕩氣回腸。□記者 孟冉 通訊員 楊寶章 文 記者 李康 圖【原標題：焦裕祿16歲抗日 被鬼子腳踢棍打灌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