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仗那國周五千余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谷稼雖播，地利不滋。

    僧伽羅國周七千余里，國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缽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

    ——《大唐西域記》

    歷盡艱辛，玄奘西行取經

    作為神話小說《西游記》中唐僧的原型，在中國，玄奘是家喻戶曉的人物。1300多年前，他萬里跋涉，西行取經，《大唐西域記》一書就是他西行途中的見聞實錄。

    如今，無論是玄奘還是他的《大唐西域記》，都有著世界級的知名度，這足以令他的家鄉人引以為傲。

    玄奘俗姓陳，名祎，洛州緱氏（今屬洛陽偃師）人，生于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5歲喪母，10歲喪父，孤苦無依，只好到洛陽凈土寺投靠二兄陳素。13歲那年，立志“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他被破格剃度，從此正式遁入空門。

    當時洛陽佛學氛圍濃厚，少年玄奘天資聰穎，勤學不輟，很快嶄露頭角。可惜，到他19歲時，凈土寺因戰亂而不再是一片凈土，玄奘只好離開洛陽，到成都、長安（今西安）等地游學。幾年后，他的佛法修養已令京師長安的高僧刮目相看，大家稱他“佛門千里駒”，認為他肩負著光大佛學的重任，然而，玄奘知道他對佛學還有許多疑惑和期待。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秋，遲遲等不到朝廷批文的玄奘決定孤身涉險，前往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求取真經。

    這一路，玄奘歷盡千辛萬苦，多次身陷絕境。最終，他到達了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在那里留學5年，之后又周游印度。當地僧眾景仰他的人品學識，戒日王還為他召開了曲女城辯法大會，他的名氣越來越大。人們希望他能留在印度，然而，玄奘已完成西行使命，他義無反顧地回了國。

    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京師長安，并帶回了大量的印度佛經及佛像、舍利等。隨后，唐太宗在洛陽宮儀鸞殿召見了他，“君臣相見盡歡”。太宗對玄奘的才學十分賞識，甚至提議他還俗，當官輔佐朝廷。

    玄奘不愿還俗，但愿為朝廷出力，同時滿足太宗想要了解西域的愿望，他口授了西行見聞，由弟子辨機寫出，就是《大唐西域記》一書。

    沿途見聞，著成百科全書

    《大唐西域記》成書于公元646年，共12卷10多萬字，記載了玄奘在西域親歷的110個國家和聽說的28個國家。其中卷1所述為今天新疆和中亞的廣大地區，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經之地；卷2至卷11分述了印度各國概況；卷12則為返途所經帕米爾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緣諸國概況。

    此書雖名為“記”，卻并非單純的游記，涵蓋了這些國家的山川形勢、地理位置、歷史沿革、風土人情、宗教信仰、氣候物產等，內容豐富，相當于當時西域的一部百科全書。如卷1寫阿耆尼國（今新疆焉耆縣）：“阿耆尼國東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并注明“從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國”，資料詳盡，超過了以往其他文獻的記述。

    卷2之首為印度總述，寥寥數語，道出了其疆土形狀及氣候特征：“周九萬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分區，七十余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隨后，書中用大量篇幅對當時印度各國的情況進行了描述。

    在玄奘之前，印度歷史幾乎是一片空白。到了近現代，印度一些重要的歷史遺跡如王舍城、那爛陀寺等都是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而發掘的。因此，一位印度歷史學家曾說：“如果沒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19世紀開始，這部書被譯為德、法、英、日等各國文字，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玄奘也從此成為世界文化名人。他九死一生舍身求法的精神激勵著很多后來者，魯迅贊他為“民族的脊梁”，梁啟超也稱他為“千古一人”。

    版本較多，學術價值極高

    “《大唐西域記》對印度歷史上很多事件都有記述，國內外不少人利用它進行局部課題研究，如確定釋迦牟尼生卒年代、研究戒日王時期中印關系等，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洛陽古籍收藏家、白河書齋主人晁會元認為，玄奘留下的這部著作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今后必將在中外學術界發揮重要作用。

    據晁先生介紹，《大唐西域記》一書現存版本較多，其早期版本主要有敦煌唐寫本殘卷、北宋福州刻本殘卷、金趙城藏本殘卷、南宋資福寺藏本殘卷等。明洪武年間刻有南藏本，為其善本。“這些版本均為國家重寶，深藏國家級圖書館，民間藏家基本無緣得見。白河書齋所藏，只有一套清代刻本《大唐西域記》12卷。”

    玄奘歸國后，一直想回家鄉洛陽，潛心翻譯從印度帶回的佛經，可唐太宗讓他留在京師長安。直到公元664年圓寂，玄奘只回過兩次洛陽，前后停留了一年多時間。不過，他始終與朝廷保持著密切聯系，以爭取國家對譯經事業的支持。

    公元648年夏，玄奘將譯好的《瑜伽師地論》呈給太宗，并請太宗作序。太宗花一個多月時間通覽這部長達百卷的佛教經典后，親自撰寫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贊“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jù，意為“豈”)能方其朗潤”，對玄奘評價極高。

    唐高宗李治對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記》。一序一記，均為唐初大書法家褚遂良所書，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長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稱《雁塔圣教序》。它與后來偃師招提寺王行滿書《大唐二帝圣教序》、陜西大荔褚遂良書《同州圣教序》及懷仁集王羲之行書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稱四大《圣教序》。

    “四大《圣教序》是唐代對玄奘的重點紀念，也是書法史上的重要留存。白河書齋收藏有《圣教序》四大名碑的清代拓本，去年還在白馬寺舉辦了一次展覽。”晁先生說。（原標題：《大唐西域記》：玄奘西行的見聞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