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中，有一類與二戰有關的特殊世界遺產——二戰文化遺產。二戰是20世紀人類的浩劫，在夢魘散去、傷痛平復的70年后，面對當年的遺跡，我們如何看待和把握這一特殊的歷史遺產，成為一個復雜的課題。

    早在1979年，有“死亡工廠”之稱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就引發過爭議。作為納粹德國實施種族滅絕的罪證，一處令人生厭的大屠殺場地，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總會讓人心生不適。1996年，日本廣島和平公園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第二個與二戰有關的世界文化遺產。今天，法國諾曼底海灘、中國哈爾濱七三一部隊遺址也在積極申遺的過程中。那么，到底該如何看待它們？

    戰爭遺產，有人將之稱為“負遺產”，它指向人類曾經的罪行或屈辱，是人類的負面教訓與集體創傷記憶。而人們對創傷記憶的本能反應是遺忘。二戰結束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德國對納粹歷史選擇了集體回避。以文學為例，當時德國的文學流派廢墟文學，對二戰采取了不評價態度，創傷記憶游離在集體記憶的邊緣。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大審判為轉折點，德國才開始直面過去，清算罪行，對戰爭做出全面的反思與自省。奧斯維辛也才開始發揮其價值：不僅是罪行的追訴，而且是歷史的見證與警戒。

    一旦直面二戰文化遺產，挖掘遺產的價值，人類便會在此基礎上汲取源源不斷的精神養分。

    奧斯維辛之后，思想界通過哲學、神學、各種文藝方式，檢討奧斯維辛，將之作為“現代人類靈魂深處一個重大的精神事件”，對奧斯維辛進行了全面反思和挖掘，這一行為甚至影響了思想界的言說方式。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將“奧斯維辛之后”（After Auschwitz）作為一項哲學課題提出來。奧斯維辛作為一道分水嶺，成為考察現代哲學轉向的參照系。

    有學者評價：奧斯維辛“迫使哲學去重新理解人性，重新理解現代性和現代社會，重新理解自身在現代社會的位置和使命，并因而使哲學在精神氣質、思想內容、理論姿態等諸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轉折。”

    或許這是世界遺產委員會將奧斯維辛集中營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深層原因，也是我們如何正確看待二戰文化遺產的坐標系。二戰文化遺產的存在不是要彰顯仇恨，追訴罪行，而是要人類思考戰爭的根源，記住歷史教訓，避免悲劇重演，并將之作為人類進化的動力和源泉。從這個角度來說，二戰文化遺產不僅是物質遺產，更是精神遺產。

    二戰結束70年后的今天，不少地區依然彌漫著戰爭的硝煙，宗教、種族、文化沖突不斷，二戰文化遺產的價值日益凸顯。而歷史的路標總是指向著未來，在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的此時此刻，或許我們所做的應該不僅僅是紀念。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