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
未來中國的城市規劃體系,一定要融合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優秀規劃傳統,并結合新的時代需求和國際規劃成就進行整體創造,從歷史智慧中尋找中國城市規劃的文化根基,探尋中國歷代規劃先賢始終堅守的文化理想和價值觀念,使我們在激蕩的城市規劃變革之中,始終守住中國人文傳統。
□□王樹聲
幾乎每一個古代城市都有自己的“八景”“十景”或“十二景”,這已成為中國城市風景營造的一個傳統。“八景”的景致涉及山水、古跡、標志建筑、自然景觀等不同對象,有遠眺型、登臨型、憑吊型、紀念型、民俗性等不同的內涵,以及不同時節和氣象條件下的特殊景象。
中國城市規劃有重視風景營造的傳統,會以風景的思維進行城市規劃和建設,因此,城市也就成為風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城市的規劃與建設中,對風景的發掘不僅是在經濟富裕地方,就是貧弱地區也有一樣的追求。
從城市規劃來看,“八景”傳統中有兩方面對當今有很大的啟示。一是,“八景”傳統讓中國城市始終有“風景意識”和“風景責任”,能夠自覺對城市及周邊環境進行風景發掘、營造、保護和提升,形成多樣化的地方風景。
盡管不同地方的“八景”也有一些雷同之處,有的名不副實,但畢竟這個傳統使得我們以最簡便和通俗易懂的模式,讓全社會有一種“風景自覺”的意識,能夠把本地區最富有特色的景致發掘出來,保證了即使在風景稟賦一般的地區也能有一個基本的風景基準。
二是,“八景”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或因戰爭而毀滅,或因生態環境的變遷而消亡,或因自然災害而損壞,也可能因人物的崛起而勃興。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八景”的內容也會有所變化和調整。因此,“八景”并不是一個教條,而是一個風景模式。
另一方面,對于“八景”的記錄和表達方式也頗有啟示。城市除了八景圖、八景詩之外,一些城圖上也標清了“八景”的名稱和方位。當然,這不是一種城市規劃圖,也不是風景規劃圖,它是中國人表達城市人居環境的一種習慣、智慧和經驗。它啟發我們,城市規劃應該有一種風景意識,城市規劃圖應該有一種表達地區風景的新手段,讓我們更好地把握地方風景營造的關鍵點。
中國歷史上雖然講“天人合一”的文化觀念,但確實也出現了因人的活動影響乃至破壞生態環境的情況。記載中,中國古代城市尤其關注種樹、水的防與用的問題,并將這些事從人文角度去提升和傳承,成為一種人文精神,注入到地方傳統中去。
不過,這一切的關鍵還是在人。人要有一種整體觀,一種“不與水爭地”和“順自然之勢”的態度,還要有一種整體觀,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當然,中國生態環境建設往往還有一種家園意識和人文精神,把植被、水利和文化、風景聯系起來,創造出具有中國特點的生態環境文化。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歷史上古代城市規劃形成了“文人+匠人”營造模式。中國城市是“文人”與“匠人”共同創造的結果,在這種模式下,可謂村村有巧匠,縣縣有文人,共同建構了一個愛鄉土、愛家鄉的“鄉土班底”,支撐了地方城市的規劃和建設。
中國歷史上規劃人物可謂星斗薈萃,代有賢哲。隋代宇文愷當然是其中最為耀眼的一位,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譽之為“曠世奇才”。他集規劃、建筑、風景、技術于一身,是中國城市規劃的一位集大成者。
隋以后,中國依然有宇文愷式的人物出現,如劉秉忠、“樣式雷”等,但從中國后世城市規劃的整體發展來看,特別是地方城市規劃,形成了一個新的規劃模式,即“文人+匠人”的營造模式。
中國文化中對人居環境的境界追求決定了文人在此期間的重要地位,每一個地方都有一批文人,他們傳承中華文化,守護地方精神,把對中華文化的責任、地方鄉土的熱愛和自己特有的修養與才情注入到城市空間環境的營造之中,他們可謂中國城市規劃的傳道人、地方精神的守護人、城市藝術秩序的創造人。各地關于文人參與城市規劃建設者的典型案例非常之多,特別是一些循吏本身就是文人,例如柳宗元、蘇軾等,他們對城市規劃卓有貢獻。此外,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文人群體,他們都是一方規劃設計的骨干。
與文人一樣,每一個地方也都有技術熟練的匠人群體,他們往往支撐著一方的工程技術任務,形成獨特的地方工程經驗。文人在謀劃,經營格局,匠師則是負責具體的營建。建造往往是一方重要的事情,對匠人的選擇也是十分慎重的。匠人群體不僅包括熟悉具體技術的普通匠人,如柳宗元在《梓人傳》中所謂的“執用之工”,尤其是指“舍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即具有工程經驗且能具體創作的建筑師。
由蘇東坡式的文人和魯班式的匠人共同所形成了一個“文人+匠人”式的“鄉土班底”,這是中國城市規劃獨特之處。豐富多彩的地方城市及其精妙絕倫的建筑都是出自他們之手,工程與人文、技術與藝術的有機融合,可謂是中國式城市營造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