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眾所知，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爭論由來己久，主要是南陽說和襄陽說。

   持南陽說者之主要根據是：諸葛亮本人在上后主劉禪的《出師表》中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持襄陽說者之主要根據是：東晉襄陽人習鑿齒所著《漢晉春秋》言：“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以及習鑿齒的另一部著作——《襄陽記》中的記載，還有《水經注·沔水》所述。

   仔細分析，襄陽說者引用之材料并非真實，令人疑竇叢生。


   我們先來看看習鑿齒及其《漢晉春秋》。據載習鑿齒并不是一位“行不違言”者，其本身也欠缺尊重史實之品德，而他所著的《漢晉春秋》也不完全是一部信史。

   作為文人的習鑿齒，曾官晉之滎陽太守，司馬氏待之可謂厚矣。任職期間，他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晉書·習鑿齒傳》）。歷史的發展，不是隨個人的意愿為轉移的，如果出現了個人不喜歡史實，我們亦應尊重客觀事實，要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方謂之實錄，不貽誤后人。作為獻帝禪魏，曹奐禪晉，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獻帝春秋》記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帝時召群臣卿士告祠高廟，詔太常張音持節，奉策璽綬，禪位于魏王。乃為壇于繁陽故城，魏王登壇，受皇帝璽綬”至今壇及記述這一過程的碑刻尚在。《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記載 了曹魏禪晉的過程：“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時在公元265年。顯而且易見，連這樣清楚的的歷史事實，習鑿齒竟敢歪曲、抹殺，其它的事情就更不用說了。

    習鑿齒本人是個“背義圖榮”，行違其言之人。自永嘉亂后，晉室南遷，從此一蹶不振。“及襄陽陷于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得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 晉書·習鑿齒傳>》。正是這位主張以晉繼漢,對司馬氏忠貞不二的習鑿齒,在苻堅攻陷東晉的襄陽之后,與苻堅的一席談話,博得苻堅“大悅之”,且接收了苻堅“賜遺甚厚”的禮物。要不是有疾在身,他還會為苻堅繼續效力呢!史臣對其和徐廣的評價截然不同:“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瘴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指習鑿齒）跡淪寇壤，逡巡于偽國。野民（指徐廣）運遭革命，流連于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晉書》列傳第五十二“史臣曰”）。由上可見，史家評論習鑿齒是個言行不一背義圖榮之人。俗話說，文如其人，那么習鑿齒著述的真實性令人懷疑。

    《襄陽記》有爭奪南陽人文資源之嫌。

    《襄陽記》是習鑿齒的另一問部著述，屬早期的地方志類性質。作為廣場之書，本應記載本轄區內的建置概況、方位四至、歷史沿革、山川形勢、戶口賦役、物產狀況、風土人情、著名人物等。但《襄陽記》卻用不小的篇幅記載南陽轄區內所發生的事情，諸如有關諸葛亮之事。具體內容不在這里一一引述。翻遍古今地方志從來沒有這種寫法，這真是件怪事。連小學生都知道命題作文不能跑題的道理，習鑿齒怎么卻如此糊涂。可以說，這是見于地方志中，襄陽方面最早爭奪南陽方面的人文資源——歷史名人的見證。 

    《水經注》關于諸葛亮躬耕地的記載，經不起推敲，矛盾頗多。

    《水經注·沔水》把“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臥以當世之事’，即此宅”，與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時，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和“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定為是同一地方，實則大誤。劉季和祭諸葛亮事發生在晉永興年間（304年—305年）。“天子命運我于沔之陽”，即漢水之北，而并非在漢水之南。而《水經注》言劉季和觀亮宅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作銘。”查永興后六十年及其前后均勻無出現永平年號，《水經注》記載失誤，所以其文不可相信。在這里還需補充說明一點是：中華書局本《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王隱《蜀記》中所載之劉季和立碣表閭之文與清代金石學家王仁俊所著錄之劉季和《諸葛武侯故宅碣》的內容不一致的地方多達數處。特別應當指出的是：石刻為“登龍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詳見《荊州記九種襄陽四略》第291頁《諸葛開侯宅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一句，到了《蜀記》中卻變也了“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龍山”和“隆山”雖一字之差，但十分關鍵。碑刻為原始之資料，當以上石時文字為正，建議中華書局在《三國志》再版時加以修改。

    諸葛亮耕躬地方事，何以會出現今天的局面，這也是有其歷史的原因。諸葛亮作為一代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世人敬仰。諸葛亮去世后，大凡其經歷過的地方人們紛紛舉行祭祀紀念活動，其心情可理解。加之文人人為記述方面的原因，躬耕地逐步發生演化。我們可以從習鑿齒《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到其《襄陽記》干脆拋棄“南陽”改作“襄陽有孔明故宅……”等等，其蛛絲馬跡十分昭然。再者，永嘉亂后，中原人士大量南遷。南遷之中原之人，不可能再回到南陽諸葛亮的躬耕地這塊當時晉朝的敵占區去舉行紀念活動，為寄托哀思，便就地舉行祭祀活動也是情勢所致。久而久之，真假躬耕地也就無所謂了，因為懷念故土的人們既然能夠造出許多僑置州郡，那么還有什么不可為之呢！
                                        
    （作者簡介：袁祖亮，男，漢族，1944年11月生，河南南陽人，研究生。曾任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教授，民進十屆中央常委、河南省委會主委，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政協副主席。 現任鄭州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點第一學術帶頭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歷史人口和秦漢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人口史專題研究》、《中國古代邊疆民族人口研究》、《絲綢之路人口問題研究》、《〈授堂金石跋〉校點》等，參編著作6部，發表論文60余篇，獲國家優秀圖書三等獎、省社科一等獎、二等獎等10余項，被評為河南省優秀專家、河南省優秀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