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晚明時期，文士圈中閱讀、評述、刊行蘇軾詩文者層出。這一流行趨勢，與此際宋代詩文受到重新審視的文學境域有關，顯示了和晚明士人趨于相對開放、活躍的知識接受及精神訴求相應合的閱讀視界的某種擴展。借由人們的廣泛閱讀與多重詮釋，蘇軾詩文的文學審美價值得以重新型塑。從具體的接受態勢來看，一方面，晚明士人推重蘇氏之作流溢出的諸如宏博、奇詭及率意而出的風調；另一方面，又偏尚顯現其中的超曠與閑適的意致。這種多重的接受取向，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晚明士人文化性格及其表現在價值取向上的激進與退守相交織的復雜性。
 
　　【關 鍵 詞】蘇軾詩文/晚明/精神歸向/文學旨趣
 
　　【作者簡介】鄭利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出版過專著《明代中期文學演進與城市形態》等
 
 
 
　　在晚明文壇，文士圈中閱讀、評述、刊行蘇軾詩文者層出。后七子領袖人物王世貞曾于萬歷年間編輯《蘇長公外紀》，他在該書序文中表示，“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于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①。此番褒揚蘇軾文章之言，不啻為編者本人推尚蘇氏的表白，如其自言“意似好其人與其事，聊為纂集”②，則又道出了當時文人學士嗜好蘇氏之作以至“鮮不習蘇公文者”的情狀。焦竑在《刻蘇長公外集序》中指述“頃學者崇尚蘇學，梓行浸多”，并且因為時人熱衷于編刊蘇軾詩文，甚至“或亂以他人之作”，由是不免“紀次無倫，真贗相雜”③。陳夢槐《東坡集選》卷首所錄《集選長公文諸家姓氏》中，除王世貞之外，尚有李贄、錢士鰲、陶望齡、袁宏道、王納諫等晚明之士；又據萬歷至崇禎年間所刊蘇軾詩文諸選本，以及相關序跋文所載，他如當時的徐長孺、凌濛初、鐘惺、譚元春、焦竑、崔邦亮、鄭圭、凌啟康、閔爾容、吳京、朱之蕃、陳仁錫、陳紹英諸士，也曾參與蘇氏詩文的選輯④，各類蘇軾詩文選評本大量涌現⑤，這多少反映了蘇軾詩文在晚明文壇的流行情勢。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在晚明文士圈中呈現的這一“崇尚蘇學”的趨勢，究竟是在何種文學境域下展開的，蘇軾詩文和晚明士人的精神歸向及文學旨趣之間，究竟構成怎樣的一種關聯？冀望對于深入認識晚明文壇的發展勢態及精神內涵有所裨助。
 
　　一　“崇尚蘇學”與宋代詩文的再審視
 
　　縱觀有明一代不同時期詩文的宗尚統緒，特別是自弘治和嘉靖年間以來，隨著以前后七子為代表的詩文復古流派的相繼崛興和擴張，詩主漢魏、盛唐，文主先秦、兩漢的詩文宗尚系統得以確立。與之相對，尤其是基于反宋學的立場，宋代詩文則成為復古派成員及其追從者重點排擊的目標，這已是明代文學史上眾所周知的事實。時至晚明，伴隨文學復古思潮的逐漸回落以及變革呼聲的增強，由復古派及其追從者確立起來的詩文宗尚系統，乃更多受到質疑以至被突破。曾經為他們極力鄙薄的宋代詩文，則在此際相對開闊的文學境域中得到重新審視。
 
　　應該說，晚明文士對于宋代詩文的認知，盡管從總體上來看超離了此前確立于文壇的較為單一和偏狹的宗尚界域，而多出自相對開放、活躍的知識接受及精神訴求，然鑒于各自不同的閱讀經驗和審美趣尚，這種認知在諸文士那里又并非完全表現為不二的共識，而事實上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性。以公安派代表人物袁氏兄弟為例，如袁中道曾撰《宋元詩序》，述及作者關于宋詩乃至元詩的基本態度，提出：“文章關乎氣運，如此等語，非謂才不如，學不如，直為氣運所限，不能強同。故夫漢、魏之不《三百篇》也，唐之不漢、魏也，與宋、元之不唐也，豈人力也哉！然執此遂謂宋、元無詩焉，則過矣。”這無非是說，宋、元詩歌之所以不同于唐詩，主要受制于“氣運”而非作者才學，故不可謂宋、元無詩。并且以為，宋、元詩歌“取裁肣臆，受法性靈，意動而鳴，意止而寂。即不得與唐爭盛，而其精采不可磨滅之處，自當與唐并存于天地之間”⑥。凡此，又無疑在聲張宋、元詩歌獨特之風格，以及為其與唐詩相“并存”的合理性作辯護。在另一方面，袁中道并未因此忽略唐詩尤其是盛唐之作的典范意義，其《蔡不瑕詩序》指出：“詩以三唐為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⑦在《寄曹大參尊生》書札中他又表示：“蓋天下事，未有不貴蘊藉者，詞意一時俱盡，雖工不貴也。近日始細讀盛唐人詩，稍悟古人鹽味膠青之妙。”⑧以故其教人習詩，曾主張：“但愿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詩，要令云煙花鳥，燦爛牙頰，乃為妙耳。”⑨即使是那篇多為宋、元詩之價值地位進行申辯的《宋元詩序》，其文開端也提出，“詩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則覽之有色，扣之有聲，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發硎之刃，新披之萼”，相比之下，宋、元詩歌則“不能無讓”⑩。總之，在認肯宋詩乃至元詩特點及將其與唐詩比較的問題上，袁中道基本采取的是一種較為理性、平允的態度。
 
　　相較起來，袁宏道對于宋代詩文的評述，則明顯表現出為矯革時俗而針鋒相對的偏激之態，用他的話來說即所謂“多異時軌”(11)。如他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在答陶望齡的書札中談及自己“遍閱宋人詩文”的心得，以為“宋人詩，長于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為巨濤大海。至其不為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為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12)。在為江盈科《雪濤閣集》所作序文中，論及詩歌之法的變化問題，他又指出：“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這里，作者無論是申明宋代詩文乃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抑或強調宋詩“因唐而有法”，其基本立場，還在于反逆倡為“復古之說”的“近代文人”(13)，刻意顛覆其說的意圖顯而易見，猶如袁宏道在致張獻翼的一通書札中所云：“世人喜唐，仆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仆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14)然如此眷顧宋代詩文，并不意味著袁宏道已專注于此，視之為宗尚目標之極致。在他看來，要寫出“新奇”之作，關鍵還不在于以何者為法的問題，而在于如何突破前人固有的“格式”，如曰：“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15)換言之，其無非落實在了他所主張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談”(16)的抒寫原則。是以此處袁宏道對宋代詩文的標譽，與其說是為了重新確立可以循依的取法對象，還不如說是針對以復古派為代表的“近代文人”反其道而行之，意在破除為他們所建置的詩文復古的宗尚系統，或可以說，其“破”的企圖大于其“立”的用意。
 
　  應該看到，對宋代詩文尤其是宋詩的重新審視，也不同程度地從復古派后期的一些成員及其追從者那里反映出來。如王世貞在其晚年撰成的《讀書后》中評歐陽修文：“歐陽之文雅渾不及韓，奇峻不及柳，而雅靚亦自勝之。記序之辭紆徐曲折，碑志之辭整暇流動，而間于過折處或少力，結束處或無歸著，然如此十不一二也。”(17)此言歐陽之文較之韓、柳或有不及，然也有勝出之處，其記序碑志之辭特色尤為明顯。而王世貞此前所撰《藝苑卮言》評述歐、蘇之文，則以為“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18)，鄙薄之意居多，前后態度相比略有變化。至于他晚年為友人慎蒙所作而人所熟知的《宋詩選序》，涉及對宋詩的評說，盡管根本上未改變其早年確立的抑宋“惜格”的原則立場，認定何景明“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的評語“的然”，為“二季之定裁”，然同時以為于宋詩“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19)，其抑宋的姿態不能不說有所緩和。
 
　　又如與后七子陣營關系密切并被納入其羽翼群體之一“后五子”之列的汪道昆，萬歷十四年(1586)序馮惟訥《詩紀》云：“愿及崦嵫末光，操《詩紀》以從事，擇其可為典要者，表而出之。孰近于風，則曰緒風；孰近于雅，則曰緒雅；孰近于頌，則曰緒頌。如其無當六義而美愛可傳者，亦所不廢，則曰緒余。降及晚近二代，不可謂虛無人。”(20)對于詩之“典要”擇選，主張以風、雅、頌三體作為銓衡準則，同時不廢“美愛可傳者”，包括“晚近二代”的宋、元詩歌也應在選取之列。如此，較之前后七子大多排斥宋、元兩代之作的詩歌取法路數，已大為融通。胡應麟《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書札之八，憶及汪道昆當初囑其選“古今詩”，所言亦可印證之：“汪司馬伯玉嘗屬仆選古今詩，以《三百》為祖，分風、雅、頌三體隸之。凡題詠感觸諸詩屬之風，如太白《夢游》等作是也；紀述倫常諸詩屬之雅，如少陵《北征》等作是也；贊揚功德諸詩屬之頌，如退之《元和》等作是也。意亦甚新。仆時以肺病不獲就緒。今司馬公已不復作，言之慨然，以其旨不廢宋、元。”(21)據上，汪道昆囑咐胡應麟選詩的原則，與他在《詩紀序》中主張擇取詩之“典要”的方法相合，也就是，因為重以《詩三百》風、雅、頌三體為衡量標準，自然淡化了從時代的角度分辨詩歌審美價值之差異的做法，意味著即使為復古派諸子所鄙薄的宋詩乃至元詩，凡合乎風、雅、頌之旨者，自應列入詩選以供祖法，也因此胡應麟以為汪氏所囑，“其旨不廢宋、元”。
 
　　在這方面，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李維楨，其生平和王世貞、汪道昆等人多有交往。萬歷十一年(1583)王世貞作《末五子篇》，將他列入其中；萬歷十年(1582)前后，汪道昆在徽州創建白榆社，后曾招之入社。特別從李維楨的詩學主張來看，其宗唐意識還十分明顯，這或許正是他和王世貞等復古派人士相合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其《青蓮館詩序》云：“詩于唐最盛，而聲調氣韻類不相遠。”(22)即視有唐一代為詩歌鼎盛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其《唐詩紀序》也云：“漢、魏、六朝遞變其體而為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后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入中晚之下；后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昆侖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23)這又是從詩歌發展遞變的歷史層面，明確以唐詩為標格，不僅指示其在詩歌史上猶如“溟渤”、“尾閭”之盛勢，而且涉及唐、宋詩歌盛衰比較的問題，尤其所謂“后唐而詩衰莫如宋”的評判，顯在唐人與宋人詩歌之間，劃出了審美價值優劣相異的界線。然即便如此，李維楨在看待唐、宋詩歌審美價值之時代差異問題上并未趨向極端化，這一點，特別從他《宋元詩序》一文中可以明顯看出。應該說，該篇序文論及宋、元詩歌，并未完全脫卻作者以為繼唐詩之后宋詩乃至元詩走向衰落的總體判斷，如曰：“詩自三百篇至于唐而體無不備矣，宋、元人不能別為體，而所用體又止唐人，則其遜于唐也故宜。”又謂：“就詩而論，聞之詩家云，宋人調多舛，頗能縱橫，元人調差醇，覺傷局促；宋似蒼老而實粗鹵，元似秀峻而實淺俗；宋好創造而失之深，元善模擬而失之庸；宋專用意而廢調，元專務華而離實。宋、元人何嘗不學唐？或合之，或倍之。”不過，他同時又認為于宋、元詩不可偏廢，自言“比長而為詩，亦沿習尚，不以宋、元詩寓目，久之悟其非也”。在李維楨看來，“以宋、元人道宋、元事，即不敢望雅、頌，于十五國風者寧無一二合耶？”也就是說，“宋詩有宋風焉，元詩有元風焉，采風陳詩，而政事學術、好尚習俗、升降污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詩者，亦孔子錄十五國風之指也”(24)。這無異于在分辨唐、宋詩歌審美價值之時代差異的同時，指述宋詩乃至元詩的價值涵義。
 
　　晚明以來凸顯的對于宋代詩文的再審視傾向，它所展示的，不啻是在有宋一代詩文評斷上出現的變化之勢，從一定意義上看，也是當時文士圈在知識接受和精神訴求上要求突破原有畛域的價值觀念的某種異動�？梢哉f，晚明文壇“崇尚蘇學”現象的發生，與此際反思、質疑甚至顛覆尤其自有明中葉以來為復古派成員及其追從者所主張的有關宋代詩文價值評判之動向，實相呼應，同時也透出崇尚者所執持的特定的價值取向。關于后者，我們在下文中還將展開討論。正是在宋代詩文重新得到審視這種特殊的文學背景下，作為有宋文學大家的蘇軾，成了文壇聚焦的重點目標，在人們廣泛閱讀與多重詮釋中，其詩文的價值得到重新型塑，它們在古典詩文系統中不同凡常的典范意義也得到了空前的突出。焦竑在撰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的《刻坡仙集抄引》中云：
 
　　古今之文，至東坡先生無余能矣。引物連類，千轉萬變，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無不隨形立肖，躍然現前者，此千古一快也。(25)
 
　　作者在《答茅孝若》書札中也曾表示，“仆觀唐、宋之文，莫盛于九家，絕非近代詞人比也。韓、歐、曾之于法至矣，而中未有獨見，是非議論未免依傍前人。子厚習之，介甫、子由乃有窺焉，于言又有所郁渤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所謂了于心與了于口與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至子由直謂有文章以來無如子瞻者，真千古之篤論，但未易為俗人言耳”(26)。這意味著在作者眼里，蘇軾之文不僅蓋過唐、宋諸家文章，而且成為古今文章之冠。如此標置，自然將蘇文推向極致，若非出于作者極度的推崇心理，決不至于此。然在晚明文士中間，有近似焦竑這種看法的絕非偶見，如“生平慕說蘇子瞻”(27)的黃汝亨，其在《蘇長公文選集注序》中云：“六經之文不可與才子文人論，而虛動之宗，冒道盡神，惟《易》為至。千載而下傳其妙者，蒙莊、子瞻兩人而已。子瞻之文，風行波屬，秦漢以來作者第一。”(28)又陳繼儒《蘇長公小品敘》云：“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灶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古今一人而已。”(29)所謂“秦漢以來作者第一”、“古今一人”云云，于蘇文的評價同樣不可謂不高。
 
　　值得指出的是，蘇軾詩與文相比較，其文如其自言猶若“萬斛泉源”、“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30)，歷來多為人所稱道，至于詩則或受人訾議。早者如宋人張戒，他作出的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的斷言，顯然將蘇、黃視為詩風轉劣的始作俑者，其理由是“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31)。繼后的嚴羽重以“盛唐諸人”相標格，不滿“近代諸公”“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尤對蘇、黃詩風多有指責，認為“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直斥蘇軾詩風所導致的“殆以罵詈為詩”(32)的影響效應。在復古之士那里，基于反宋詩的詩學取向，其對包括蘇軾在內的宋代詩人多加貶抑。王世貞《藝苑卮言》云：“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其于蘇、黃詩風的定位，基本延續了張戒、嚴羽等人的論調，比較蘇、黃，其雖以為黃不及蘇，但并不表示對蘇詩的明確認可，如他又以為：“嚴又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讀子瞻詩，如‘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33)嚴羽《滄浪詩話·詩法》論及詩“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34)，上處謂嚴氏言詩“不必太切”即指此，謂蘇詩“太切”，當就其好“議論”、“用事”這一點來說的。王世貞《蘇長公外紀序》評蘇軾詩文的一席話更耐人尋味，如果說其中“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的評語，表明他對蘇文情有獨鐘，那么“即其詩最號為雅變雜揉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為吾用”(35)的說法，則于蘇詩顯有微詞，無異乎暗示蘇氏其詩不如其文。晚明時期隨著宋詩更多進入文士的閱讀視野，喚起他們的接受興趣，對于蘇詩的認知也出現明顯的轉向，鄒迪光《王懋中先生詩集序》曰：
 
　　今上萬歷之初年，世人譚詩必曰李、何，又曰王、李，必李、何、王、李而后為詩，不李、何、王、李非詩也。又謂此四家者，其源出于青蓮、少陵氏，則又曰李、杜，必李、杜而后為詩，不李、杜非詩也。自李、杜而上……無暇數十百家，悉置不問，而僅津津于少陵、青蓮、獻吉、仲默、元美、于鱗六人，此何說也？青蓮、少陵籠挫百氏，包絡眾匯，以兩家盡詩則可。李、何、王、李有專至而無全造，以四家盡詩可乎？三十年中，人持此說，謷然橫議，如夢未醒。近稍稍覺悟矣，而又有為英雄欺人者，跳漢、唐而之宋曰蘇子瞻，必子瞻而后為詩，不子瞻非詩也。夫長公言語妙天下，其為文章吾不敢輕訾，至于詩，全是宋人窠臼，而欲以子瞻盡詩可乎？后進之士惑溺其說，狂趨亂走，動逾矩矱，以是求詩，詩烏得不日遠？(36)
 
    據上序，鄒氏本人既不滿于世人談詩追從李、何、王、李諸子的風氣，也不滿于繼后轉向必以蘇詩為是的變化跡象。除開這一點，他觀察到，自萬歷之初以來三十年這一段時間，出現在詩壇從“必李、何、王、李而后為詩”轉至“必子瞻而后為詩”的變易動向。另一方面，鄒氏自言不敢“輕訾”蘇文，然謂蘇詩“全是宋人窠臼”，這也傳遞出一種蘇詩不及蘇文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對此，譚元春則不以為然，他在《東坡詩選序》中指出，“人之言曰：‘東坡詩不如文。文通而詩窒，文空而詩積，文凈而詩蕪，文千變不窮，而詩固一法，足以泥人。’夫如是，是其詩豈特不如其文而已也？雖然，有東坡之文，亦可以不為詩，然有東坡之文而不得不見于詩者，勢也。詩或以文為委，文或以詩為委，問其原何如耳。東坡之詩，則其文之委也”。并且認為：“唯東坡知詩文之所以異，唯東坡知其異而異之，而幾于累其同。則文中所不用者，詩有時乎或用，文中所有余于味者，或有時不足于詩。亦似東坡之欲其如是，而后之人不必深求者也。”(37)這是說，比較蘇軾詩與文，二者雖不相同，然各有特點，所以如此，乃蘇氏“知詩文之所以異”而“異之”，并非因為自身詩力不足。這既是在陳述蘇詩值得編選的理由，也是在駁正蘇軾“詩不如文”的成見。當然，相比起來，陶望齡說蘇詩“貫穴萬卷，妙有壚冶，用之盈牘，而韻致愈饒”(38)，又謂自己“初讀蘇詩，以為少陵之后一人而已；再讀，更謂過之”(39)，袁宏道甚至以為“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40)，其即使不能說全然言過其實，也難免偏頗之嫌，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形容蘇詩“有天地來，一人而已”(41)的奇特，這又不可不謂是在“崇尚蘇學”心理驅使下走向的一個極端。
 
    二　宏博、奇詭、率意：對蘇軾詩文多面的審美觀照
 
　　蘇軾詩文在晚明時期的流行，尤其是因為“議論”、“用事”或受前人訾議的蘇詩也間獲推崇，無疑成為此際文壇令人矚目的一道景觀。由此引出的問題是，蘇軾詩文何以在這一時期贏得文士圈如此的青睞，它們究竟在怎樣的層面上應合了晚明士人的精神需求和文學趣尚？就蘇文而言，有研究者指出，有明一代蘇文選本的推出，包括晚明時期各種選本的涌現，與具有功利目的的舉業取向關系密切，意在便于士人習得八股制藝文字的寫作，為其提供進身之階(42)。所謂“多采擇以裨公車言”(43)的蘇文與舉業的密切關系固然存在，考察有明一代蘇文選輯層出的現象，的確無法忽略這一客觀情狀。不過，蘇軾在晚明時期備受推崇，他的詩文作品不斷引發士人閱讀、詮釋的興趣并得以大量刊行，這一特殊現象的發生，則絕不是蘇文與舉業之間構成的功利關系在起主導性的作用。
 
　　首先可以注意到一個基本事實，乃不少晚明之士出于慕尚蘇軾的心理，或相比擬，或相引重，多從其品格文章中去發掘與體驗彼此精神上的共通。如“公安三袁”的袁宗道，生平“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以至“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閑適詩，或小文，或詩余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44)。不啻如此，“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45)。又如袁中道，曾為撰次蘇軾先后事，談及個中意圖，以為“子瞻本傳所載者，皆其立朝大節。然觀人者，其神情正在顰笑無心之際”，于是“取其散見者，都為一本。使其老少行蹤，一覽便盡云耳。片甲一毛，或猶見于他書者，今未必盡收”，重于記述蘇氏生平“瀟灑之趣”(46)。他在《龍湖遺墨小序》中則將李贄比作“今之子瞻”，謂贄“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忮害處，大約與子瞻等”(47)。其中對蘇氏許重之意，也可見一斑。與“公安三袁”相友善的雷思霈，曾序袁宏道《瀟碧堂集》，序中認為“石公胸中無塵土氣，慷慨大略，以玩世涉世，以出世經世，姱節高標，超然物外。而涇渭分明，當機沉定，有香山、眉山之風”(48)。曾可前序袁宏道《瓶花齋集》，指出“眉山長公，嬉笑怒罵，無非文章。石公妙得此解，隨所耳目，俱可書誦”(49)，則皆將袁氏為人之性行及為文之風格，更多地與蘇軾聯系起來。再如李贄，稱“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自己“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對長公披襟面語”(50)，或曰“心實愛此公，是以開卷便如與之面敘也”(51)，更像是視蘇軾為可以交心的前代知己；其《書蘇文忠公外紀后》又謂“余老且拙，自度無以表見于世，勢必有長公者然后可托以不朽”，于是將友人焦竑視為“今之長公”，聲言“天下士愿借弱侯以為重久矣”(52)，可說是借蘇軾之品望來標表其友。凡此表明，在不少晚明之士的心目中，蘇軾的品格文章儼然成為特立世間、延亙綿遠的某種精神象征。他們從自我或他者身上，勉力去感知這位歷史人物不同尋常的召喚力，體悟彼此心神相應的精神交匯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蘇軾給晚明士人帶來的，更多是切合他們心靈深處一種獨一無二的精神資源。而這一點，也特別表現在他們對蘇軾詩文不同層面的體味和解讀上。
 
　　激發晚明文士圈對于蘇軾詩文濃烈興趣的，首先是在他們看來從蘇氏之作流溢出來的宏博和奇詭的抒寫風格。還是引王世貞晚年在序《蘇長公外紀》時所云：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蘇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于集，而蘇公之奇不盡于集。故夫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53)
 
    王世貞特別標示蘇軾才識高超而凸顯在蘇文之中諸如“博”與“奇”的特點，自然表明其本人欣賞蘇文的重要理由，同時也似乎在指示一種時代的閱讀趣味。這種閱讀趣味的滋生，不能不說和晚明時期相對開放、多元的文化氛圍聯系在一起。在根本上，它指向晚明士人在特定文化氛圍之下趨向活躍、自在、豐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作為其重要表征而呈示在知識接受上更趨開博、益求奇穎的新特點。在這方面，蘇氏詩文正可謂切合這種時代的閱讀趣味、知識接受要求及滿足其中的精神訴求。就此，如焦竑《刻蘇長公集序》也指出，蘇文“神奇出之淺易，纖秾寓于澹泊，讀者人人以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為吾用之不暇，微獨不為病而已。蓋其心游乎六通四辟之途，標的不立，而物無留鏃焉。迨感有眾至，文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者異也”(54)。其無非認為，蘇文既有他人“所不能言”之奇拔，又有游心通途、“役使萬景”之博敏。而焦氏《東坡二妙題詞》針對蘇軾文風的一番評述，同樣透露著相關的信息，如他以為“坡公之妙”不盡在“論策序記之文”，“其流為駢語、佛偈、稗雜、諧謔，莫不矢口霏玉，動墨散珠”，“蓋公天才飆發，學海淵泓，而機鋒游戲，得之禪悅，凡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一入坡手，無不躍如”，于是“模山范水，隨物肖形，據案占辭，百封各意”，“嬉笑怒罵，無非文章，巷語街談，盡成風雅矣”(55)。這不僅是說，蘇軾才力不凡，學識淵深，善于描摹成文，也是說，蘇文因此顯得博洽而新奇，觸處皆是，出手非凡，不拘于為文之常格。與此相關，趙用賢《刻東坡先生志林小敘》品評蘇氏“皆紀元祐、紹圣二十年中所身歷事”之筆記文《志林》，則認為“其間或名宦勛業，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仙伎術，片語單詞，諧謔縱浪，無不畢具，而其生平遷謫流離之苦，顛危困厄之狀，亦既略備”(56)。以上評語顯然還主要是就《志林》一書記述博雜、奇致紛出、情狀畢具的特點來講的。
 
　  其實不僅是蘇文，此際一些文士涉及蘇詩的論評，也特別注意顯現其中的出奇善變的抒寫風格。如聲稱“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的袁宏道，曾將蘇詩和李白、杜甫詩作比較，在《與李龍湖》中提出“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57)；在《答梅客生開府》中又對比李、杜詩歌，以為“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奧，恍惚變怪，無非情實”(58)。有關蘇詩與李、杜詩的聯系，蘇轍就曾以為，蘇詩“本似李、杜”(59)，而于杜詩尤多習之。蘇氏本人稱“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60)，可見其于杜詩之傾心。王世貞晚年所撰的《書蘇詩后》，談及蘇詩和杜詩的問題，指出蘇氏“見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故獨于少陵氏而有合焉”。雖然王世貞也肯定蘇詩于杜詩“當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但由于重以杜甫乃至“盛唐之詩”格調相銓衡，因此他同時又直言，“所以弗獲如少陵者，才有余而不能制其橫，氣有余而不能汰其濁；角韻則險而不求妥，斗事則逞而不避粗，所謂武庫中器，利鈍森然”(61)。這是說，蘇詩雖習學杜詩而終究突破杜甫的詩格，流于逞才使氣、粗豪詭異之弊，故不及杜詩。比較起來，袁宏道則認為蘇詩對于杜甫乃至李白詩歌的變異，正是其突出之處。顯然，對比杜詩之“高古”，他更欣賞蘇詩之“超脫變怪”。在其看來，蘇詩這一善于奇變的風格特征，既超越了“唯一于虛，故目前每有遺景”(62)的李白，又勝過“唯一于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的杜甫，甚至也因此立于自古以來獨一無二的境地。
 
　　從另一方面來看，晚明士人接受蘇軾詩文興趣的激發，又多得之于蘇氏文章中率意而出、靈動自如的抒寫風格。毫無疑問，蘇軾生平自評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63)其既指涉關于文章抒寫的一種理想的審美要求，也即近于評謝舉廉之文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64)；同時，又是對一己之文臻于這一理想之境所作的自我評價。無論如何，一種率意為之、行止自由、脫卻定式的文章表現之道，顯然是蘇軾本人孜孜以求的。晚明文士圈對于蘇文的表彰，多關涉于此。黃汝亨《蘇長公文選集注序》云：
 
　　佛印師有言，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氣。夫惟以萬卷之貯，而行無一點塵氣之筆，故無者可有，有者可無，多者能少，少者能多；隨性效靈，驅役千古，如淮陰之將兵，鄧林之伐材，恣其所取，而從橫左右，無所不宜。故按于事而后知使事之妙，解于書而后知用書之妙。覽天地知圜方，歷山川知紆曲。學者誦習子瞻，而不知其學問所貯，神智所繇，益與搏虛躡影何異？豈惟不解實事，并其所謂虛動之妙，亦未解也。(65)
 
　　據黃氏所見，蘇文多有其“妙”，甚至因是成“秦、漢以來作者第一”，且為“異代同寶”，離不開其本人“學問”的積貯與“神智”的驅使，故能“隨性效靈，驅役千古”，無所拘牽，一任己意出之，縱橫自如�？吹贸鰜恚�序者企圖解釋蘇文之能恣意為之所擁有的知識底蘊和個人才智，與此同時，也表達他對蘇文這樣一種超卓抒寫風格的傾賞之心。再看袁宏道《識雪照澄卷末》所云：
 
　　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66)
 
　　袁氏在褒揚蘇文之際，也一語道破其間或“說禪說道理”的“作意”之失，而這一點在他看來，實系蘇文未能脫盡宋人習氣所致，如他在《德山麈譚》中又云：“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67)但認為除此，蘇文尚不缺乏“橫心所出”之作。至于蘇文何為“作意”，何為“橫心”，袁宏道乃分別舉蘇軾前后《赤壁賦》為例加以說明，他以為：“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著深衣，通體是板。后賦直平敘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饤饾，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68)于二賦的取舍之意，顯而易見。由袁宏道對蘇文得失的指點不難見出，引發他對蘇文另眼相看的，無外乎是凸顯其中率意所成、無由造作、揮灑自如的抒寫筆調，其猶如“晴空鳥跡”和“水面風痕”，自然而作，靈動而出，這顯然相對合乎袁宏道所強調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談”的抒寫原則。可以想見，對于力主這一抒寫原則的他來說，自然更愿意去體味蘇文“橫心所出”的獨特意趣，更容易去演繹與之有著某種審美共識的表現風格。就此而言，袁中道在《答蔡觀察元履》中為人熟知的一段陳述，可與袁宏道上述之言互相參照，其曰：“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69)聯系前后文意，其之所以將蘇文區分為“小文小說”和“高文大冊”而屬意前者，主要還不是因為二者比較起來“小文小說”體制相對短小的緣故，而在于這些“小文小說”多為作者“率爾無意”所出，往往有“神情”寄寓其中，不同于刻意為之的“莊嚴整栗”之作，因而令人愛之。由是，袁中道對于蘇氏“率爾無意”的“小文小說”的表彰，實近乎袁宏道重蘇文“橫心”而非“作意”所出之意。
 
    可以說，無論是傾心蘇軾詩文宏博和奇詭的風致，還是以“隨性效靈”或“橫心所出”來看待蘇文中率意而出、靈動自如的情韻，從根性上究之，乃和晚明時期趨于相對開放、多元的文化氛圍相聯結，實從不同層面折射出這一時期在士人中間逐漸擴張開來的注重自我或個性表現的價值取向。在明代歷史上，晚明社會以其思想文化的劇烈異動和裂變而為人所矚目，這種異動和裂變在士人精神歸向上具體之顯著表現，即是極力標立適于自我的特立獨行，專注一己之性情的表達。如李贄自言“其心狂癡，其行率易”(70)，袁宏道秉持以“率心而行”(71)、“任性而發”(72)為尚的主觀立場，自是典型之例。正是在這種重自我或個性表現的時代精神訴求主導下，蘇軾詩文的審美價值為一些晚明之士重新發掘并不同程度加以放大，蘇氏凸顯在其詩文中的一己之學識、才智、性情，以及由此呈現出的宏博奇詭與率意自然的抒寫風格，更與他們的主觀需求相契合，也因此被目之為“橫口所發，皆為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73)這樣一種更能表現自我心智與性情的文學書寫范式。
 
    三　超曠閑適之致的抉發與蘇軾詩文的另面品讀
 
　　如前所述，晚明士人對待蘇軾這位重要的歷史人物，更多將其視作切合他們心靈的一種獨特的精神資源。圍繞蘇軾詩文所展開的不同層面的體味和解讀，也成為他們分享這份精神資源的具體表征。只是應該看到，基于不同的精神訴求及其相關的文學趣味，晚明士人對于蘇軾詩文的接受，事實上也呈示出較為復雜的取向。
 
　　茅坤之子茅維，曾在作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的《宋蘇文忠公全集敘》中評蘇軾之文云：“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澹而腴，淺而蓄，奇不詭于正，激不乖于和，虛者有實功，泛者有專詣，殆無位而攄隆中之抱，無史而畢龍門之長，至乃羈愁瀕死之際，而居然樂香山之適，享黔婁之康，偕柴桑之隱也者，豈文士能乎哉！”(74)他在總述蘇文為一般文士所不及的特點時，不忘說明蘇軾雖曾處于“羈愁瀕死”的境地，卻在文中表現了“樂香山之適，享黔婁之康，偕柴桑之隱”的超曠與閑適，這似被認為是蘇軾為人和為文中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筆，也更是人所不及的卓異之處。的確，蘇軾一生經歷坎坷，幾度起落，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發生的文學史上聞名的“烏臺詩案”，成為他人生之旅的一個重大轉捩點，相繼貶居黃州、惠州、儋州的遭遇，使他陷入常人難以承受的困厄之境。但與其起落分明、屢遭貶黜的經歷相比，人們更多注意到的，則是蘇軾面對榮辱窮達而表現出的獨異的人生態度。特別是其身陷困境，然曰“絕境天為破”、“澹然無憂樂”(75)，又曰“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76)，可謂身入絕境而心超出之，持守主觀勉力化解人生苦難之立場。故被看作“超越或揚棄個人的悲哀”(77)，也被看作在根本上，緣自于對儒家入世進取和達兼窮獨、用行舍藏，以及佛家出世和道家遁世基本精神的融會貫通(78)。固然，蘇軾秉持的這一立場，蘊含對于人生意義的自我判斷，也體現了一種生存的智慧或策略，但顯然，它同時又著眼于個人與現實世界之間矛盾的調和或消解，以超曠與閑適的姿態擺脫一切苦難的侵擾，以化解的睿思淡卻抗爭的意識。這也是蘇軾詩文在歷代流演而受到傳統文士不斷詮釋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觀晚明士人對于蘇軾詩文的接受取向，蘇氏面向人生榮辱窮達而表現出的這種超然之心、順適之態，也成為他們品論的一個重要主題。如張大復《蘇長公編年集小序》曰：
 
　　自有宇宙而有三教圣人之書，學者各守其說，莫肯相下，然其究多有陽擠而陰用之者，于是乎五臟六腑之情爭擾于門戶，役役焉至老死而不得休息，曰吾師故常云爾。而眉山公獨能以圓神方致之用，游戲翰墨，談笑之間，玉堂瘴海，無不等觀，生老病死，視如聚沫，蓋古今一人而已矣。(79)
 
　　錢謙益為張氏所撰墓志，稱“君之為古文，曲折傾寫，有得于蘇長公，而取法于同縣歸熙甫”，又憶其曾謂“莊生、蘇長公而后，書之可讀可傳者，羅貫中《水滸傳》、湯若士《牡丹亭》也”(80)。張氏在上序中也說自己于蘇軾“自幼好讀其書，多所纂集，廢視以來猶能憶其什九”，又為次編年集，其慕蘇之意可見一端。而據序言，蘇軾以文諧戲，尤其是超然面對窮達甚至生死的態度，顯然最為張氏所傾重，被許為“古今一人”。其著可與三教之書并存，這也是其編次蘇集的緣起。故用他的話來說，主要的意圖在于“與三教圣人之書并存不朽，俾后之知書者有以適其性命之情”(81)。
 
　　由張大復慕尚蘇軾詩文的心向和編次蘇集的旨意推求開去，則還可以特別注意這一時期編纂的《東坡禪喜集》和《東坡養生集》兩部蘇氏選本。
 
　　《東坡禪喜集》為華亭徐益孫所輯，“取蘇軾談禪之文，匯集成編”，同邑唐文獻序而刻之，繼后凌濛初“以其未備，更為增訂”(82)。又據凌濛初天啟元年(1621)所作跋文，萬歷三十一年(1603)馮夢楨有吳閶之游，招凌濛初同往，聯舟以行，凌以是編相示，馮遂為“點閱”(83)。唐文獻在《跋東坡禪喜集后》中述及蘇軾和佛學的關聯時表示：
 
子瞻平生熟于荀、孟、孫、吳，晚遇貶謫，落落窮鄉，遂以內典為擯愁捐痛之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風流往往相類，而其借禪以為文章，二公亦差去不遠。香山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汰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詩歌樂其志，則分明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于生死二字雖不能與維摩、龐蘊爭一線，然其譚笑輕安，坦然而化，如其為文章，則鋪禪之糟，而因茹其華者多也。(84)
 
     蘇軾生平于佛學顯有浸染，蘇轍所撰墓志記云，“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85)。蘇軾《黃州安國寺記》也自述元豐三年(1080)謫至黃州后，“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思想“歸誠佛僧，求一洗之”。于是得城南安國寺，“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翛然，無所附麗”(86)。尤自貶謫黃州之后，蘇軾對佛學的興趣逐漸濃厚，后謫居惠州、儋州，習染佛學愈益趨深(87)。如其作于貶謫惠州后的《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即慨嘆年老而欲得“數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于無所得故而得者”，“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88)。《思無邪齋銘》敘曰：“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于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89)數度貶黜而導致的人生逆折，顯然是蘇軾染佛漸深不可忽視的原因，在廣闊的佛海之中尋求人生苦難的超脫、自我心靈的安頓，應是他委心于此的基本原因。上引唐氏跋文，認為蘇軾自遭遇貶謫以來浸濡佛學，意在“擯愁捐痛”，乃昭彰了蘇氏轉向習佛的主要因由。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以“譚笑輕安，坦然而化”來形容蘇氏超脫安閑的人生姿態，不僅是對他習佛所臻之境的高度評鑒，而且實際上也是對《東坡禪喜集》編輯及刊行意義的某種闡釋。
 
　　與上書可以并置相論的則是《東坡養生集》，編者王如錫于蘇集“廣搜眾刻，自詩文巨牘至簡尺填詞，以及小言別集，凡有關于養生者悉采焉”(90)，全書共分為飲食、方藥、居止、游覽、服御、翰墨、達觀、妙理、調攝、利濟、述古、志異十二門類。蘇軾生平習佛之外，也濡染道家身心攝養之術，其《問養生》曰，“余問養生于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91)。其《養生訣》又言：“近年頗留意養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百數，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為之，輒有奇驗。今此閑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長生非虛語爾。”(92)從蘇氏對養生之道的留意，實可見出超離塵俗、安養自全的一份曠適與淡漠，這又多和他數罹蹇厄的特殊經歷不無關聯，可說是“大抵患難中有托而逃”(93)。晚明盛賓為《東坡養生集》所作序文，也謂“流離遷徙多方厄公(指蘇軾)者，正公所以厚自養煉、借為證道之資者也”(94)，即將蘇軾貶謫流遷的經歷和他著意養煉的行為聯系起來，明其厚自養生之緣起及參證悟道之資本。有關《東坡養生集》一書的纂輯本旨，編者王如錫在序中述之頗詳，引人注意：
 
　　夫東坡之集，無所不有，讀者亦無所不取焉，而余獨概之以養生，不幾誕與？夫擬之于縱橫諸家，從其文章而為言者也；約之以養生之旨，從其性情而為言者也。是故肆出而為趣，旁溢而為韻；凝特而為膽識，挺持而為節義。俶儻踔絕，一無所回疚，莫不咨嗟嘆賞，謂為不可及。而不知其所以不可及，要有翛然自得，超然境遇之中，飄然埃壒之外者，乃能歷生死患難而不驚，雜諧謔嬉游而不亂。故嘗捧其篇章而想其豐儀，攬其遺跡而標其興寄，思其話言而窺其洞覽流略之指、懸解默喻之神。至今坡老風流依然未散，而高顴深髯、戴笠躡屐、把盞揮毫、嘻笑怒罵之態，猶栩栩焉，奕奕焉，往來于江山湖海之上。此中不有長生久駐者存耶？……則凡世所見窮通、得喪、妍媸、纖巨，東坡既已冥而一之矣，是養生之旨也。(95)
 
　　王序以為，蘇軾于養生的投注，由其性情而顯，故曰“約之以養生之旨，從其性情而為言者也”，因為善自養煉，遂有一己性情“翛然自得”的調養之獲，也鑒于此，人世間一切窮達得失、美丑巨細，被泯卻了彼此間的客觀區別，無不可等而視之。如此，正所謂是“超然境遇之中，飄然埃壒之外”，縱使面向生死厄難，也能一以超而出之，不為所困�？梢哉f，這番論議既是對蘇軾養生所得的評述，也是對編輯此集以品賞和傳揚蘇氏詩文“養生之旨”之意愿的概括。在這方面，又可注意王季重針對蘇軾“刻刻作生計”養生之道所作的解釋，他在《東坡養生集序》中謂蘇氏：“無論其參悟濟度，功貫三才，解脫明通，道包萬有，即最纖之事，飲有飲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游消遣有行游消遣之法，土宜調適，不燥不濡，火候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而養之者，老髯亦無所不用其極矣。是故有嬉笑而無怒罵，有感慨而無哀傷，有疏曠而無逼窄，有把柄而無震蕩，有順受而無逆施，燒豬熟爛，剔齒亦佳，柱杖隨投，曳腳俱妙，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謂能養生。”(96)在王季重看來，對于養生蘇軾不僅無所不及，即使連日常行止起居“最纖之事”，一本于養生之法，并且善于攝養，“無入而不自得”。唯其養煉之中無不自得，故能不以哀怒為懷，處之以疏曠，受之以順應。要而言之，這還是由蘇軾詩文表露出來的超然自適的心境，追究其和蘇氏本人重于養生的內在聯系。
 
　　應該說，對蘇軾詩文中這樣一種超曠與閑適之致的關注，反映了晚明文士圈中另一面的閱讀趣味，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另一面的精神歸向。此際士人精神世界發生劇烈震蕩，重視自我或個性表現這種激進的價值取向趨于擴張，此已是學人在晚明思想文化研究領域多所注意到的歷史事實，無需贅言。然而，這一切并不代表傳統的根性在士人文化性格中全然消去，特別在面向個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關系的問題上。如果說，秉持重自我或個性表現之激進價值取向，難免突出二者之間的矛盾，那么，超離塵俗，逍遙容與，出入佛道，意在調和、消解二者之間的矛盾，也成為一些晚明士人所傾向的生存決策，其多少表明他們文化性格的兩面性。試以在晚明士人中頗具典型意義的袁宏道為例，宏道早年受禪宗影響頗深，其自言“弱冠即留意禪宗”(97)，后致友人張獻翼書札也言：“仆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98)萬歷二十五年(1597)，其在《馮秀才其盛》書札中又表示：“割塵網，升仙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99)說明他早年已濡染佛學尤其是禪宗，以后又萌生超世離俗、修性戒行的心念。萬歷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述古德要語，附以己見”，勒成《西方合論》一書，此被袁宗道看成是“箴諸狂禪而作也”(100)，其自謂：“余十年學道，墮此狂病，后因觸機，薄有省發。遂簡塵勞，歸心凈土，禮誦之暇，取龍樹、天臺、智者、永明等論，細心披讀，忽爾疑豁。”(101)因而這一年也被認作是袁氏佛學態度發生顯著變化的分界線，即由早先重于禪宗悟覺，歸向重于修持的凈土。這也如袁中道為宏道所撰行狀所述，以為自此年起，“先生之學復稍稍變，覺龍湖等所見，尚欠穩實。以為悟修猶兩轂也，向者所見，偏重悟理，而盡廢修持，遺棄倫物，偭背繩墨，縱放習氣，亦是膏肓之病”，“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102)。雖然這主要就其佛學取向而言，然而從中也可看出袁宏道人生態度的明顯轉向，即由早年率性之“狂”，趨主超俗之“澹”之“靜”，其嚴于律戒、順適淡冷的退守意識，由是分明可見。這一點也多少從他的文學意趣中透露出來，最能說明問題的，還屬其《敘咼氏家繩集》所言：“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灸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卻，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103)是處所謂文之“淡”，實具兩重涵義，一是指自然之意，故謂其不可造作，與“人力”所為、“刻露”所示相對；一是指閑淡之意，故以陶詩比擬，又與“率”、“放”之作相區分。如果說，前者尚顯出其與袁宏道原先“信心而出，信口而談”這一重“性靈”發抒之論的聯系，那么，后者則當是“以澹守之，以靜凝之”意識主導下以閑適淡泊為尚文學意趣的流露。值得指出的是，敘言以蘇軾偏嗜陶詩相標，也無非示意作者和蘇氏詩趣之合調。
 
    總之，蘇軾詩文表現出的超然之心和順適之態，在指向一種生存的智慧或策略的同時，也提示了作者面向人生困境而以調適乃至消釋現實矛盾為指歸的一種淡退心向。晚明文士圈在接受蘇軾詩文之際，對于其中的超曠與閑適之致的品論和推重，反映出其文學趣味的另一極。在深層次上，蘇軾詩文中的這種超豁而非執固、淡宕而非激亢的人格特征及獨特意致，正應合了一些晚明之士基于其文化根性的一種勉力協調個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關系的生存取向，一種有異于重自我或個性表現之激進姿態的退守意識。其稱道蘇軾其人其作所謂“玉堂瘴海，無不等觀，生老病死，視如聚沫”也好，所謂“翛然自得”，以至“超然境遇之中，飄然埃壒之外”也罷，無不指示了這一特點。至于袁宏道拈出蘇氏于陶詩“貴其淡而適”的偏嗜以及對于“淡”之本色的詮釋，如結合其“遂簡塵勞，歸心凈土”的佛學取向乃至人生態度的轉向觀之，則更成為可以說明此問題的一個典型案例。
 
    結語
 
　　綜觀蘇軾詩文在晚明文壇的流行趨勢，其與這一時期宋代詩文受到重新審視的文學境域形成不可分割的聯系，它反映了同晚明士人趨于相對開放、活躍的知識接受及精神訴求相應合的閱讀視界的某種擴展。對于此際眾多的文人學士而言，蘇軾的文章，被他們視為與其心靈世界頗相契合的一份獨一無二的精神資源，乃極力予以表彰。與此同時，借由人們的廣泛閱讀與多重詮釋，蘇軾詩文的文學審美價值得以重新型塑，尤其是對于向來多受到訾議的蘇詩的認知，也出現明顯的轉向，是以它們在古典詩文系統的典范意義進一步凸顯。從具體的接受態勢觀之，蘇軾詩文以其獨異的抒寫風格，在一定意義上切合了晚明士人不同層面的精神訴求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文學趣味。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他們推重蘇氏之作流溢出的諸如宏博、奇詭及率意而出的風調；另一方面，又偏尚呈示其中的超曠與閑適的意致。這種多重的接受取向，歸根結底，與晚明士人既重自我或個性表現而又未全然脫卻傳統文化根性的特定的精神歸向相勾聯。這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晚明士人文化性格及其表現在價值取向上的激進與退守相交織的復雜性。有鑒于此，對于蘇軾詩文的接受，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晚明時代精神和閱讀趣味的一個縮影。
 
　　注釋：
 
　�、偻跏镭憽稄m州山人續稿》卷四二《蘇長公外紀序》，明刻本，第13a頁。
 
　　②《弇州山人續稿》卷一八二《徐孟孺》，第21a頁。
 
　　③焦竑《焦氏澹園續集》卷一《刻蘇長公外集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4冊，第539頁。
 
　�、荜惾f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臺灣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曾述及包括晚明之士的明代蘇文諸選家。
 
　�、輧H據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巴蜀書社1990年版，第85—96頁)載錄，萬歷至崇禎年間刊行的各類蘇軾詩文選評本主要有：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十四卷，陳仁錫評《東坡先生詩集》三十二卷，茅坤等評《蘇文》六卷，歸有光編、倪元璐評《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九卷，李贄選《坡仙集》十六卷，鐘惺選評《東坡文選》二十卷，陳仁錫選評《蘇文奇賞》五十卷，陳紹英輯《蘇長公文燧》，詹兆圣選評《蘇長公密語》十六卷，王納諫選評《蘇長公小品》四卷，鄭圭輯《蘇長公合作》，王世貞輯《蘇長公外紀》五卷，茅坤、鐘惺評《蘇文忠公策論選》十二卷，《東坡尺牘》五卷，《蘇長公二妙集》二十二卷，《蘇長公表啟》五卷，馮夢楨批點、凌濛初輯《東坡禪喜集》十四卷，王如錫編《東坡養生集》十二卷，朱之蕃輯《新刻蘇長公詩文選勝》六卷，陳于廷編《蘇長公文腴》三十卷，《詩腴》八卷，袁宏道、鐘惺輯《東坡詩文選》，《宋蘇文忠公居儋錄》五卷，《宋蘇文忠公海外集》四卷，《寓惠錄》四卷，王同軌編《蘇公寓黃錄》二卷，閻士選評釋《蘇文忠公膠西集》四卷，崔邦亮選《蘇文忠公集選》三十卷，錢士鰲選《蘇長公集選》二十二卷，陳夢槐選《東坡集選》五十卷等。
 
　　⑥袁中道著、錢伯城點�！剁嫜�齋集》卷一一《宋元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冊，第497—498頁。
 
　　⑦《珂雪齋集》卷一○《蔡不瑕詩序》，上冊，第458頁。
 
　�、唷剁嫜�齋集》卷二四《寄曹大參尊生》，下冊，第1029頁。
 
　�、帷剁嫜�齋集》卷二四《答秦中羅解元》，下冊，第1053頁。
 
　�、狻剁嫜�齋集》卷一一《宋元詩序》，中冊，第497頁。
 
　　(11)袁宏道著、錢伯城箋�！对�宏道集箋校》卷一八《敘梅子馬王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中冊，第699頁。
 
　　(12)《袁宏道集箋�！肪矶�一《答陶石簣》，中冊，第743頁。
 
　　(13)《袁宏道集箋校》卷一八《雪濤閣集序》，中冊，第710頁。
 
　　(14)(16)《袁宏道集箋�！肪硪灰弧稄堄子凇�，上冊，第501頁。
 
　　(15)《袁宏道集箋�！肪矶�二《答李元善》，中冊，第786頁。
 
　　(17)王世貞《讀書后》卷三《書歐陽文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285冊，第45頁。
 
　　(18)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七《藝苑卮言四》，明萬歷刻本，第21b頁。
 
　　(19)《弇州山人續稿》卷四一《宋詩選序》，第20b—21a頁。
 
　　(20)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四《詩紀序》，明萬歷刻本，第15b頁。
 
　　(21)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一八《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0冊，第869頁。
 
　　(22)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二四《青蓮館詩序》，明萬歷刻本，第14a頁。
 
　　(23)《大泌山房集》卷九《唐詩經序》，第20b頁。
 
　　(24)《大泌山房集》卷九《宋元詩序》，第29a—30b頁。
 
　　(25)蘇軾《坡仙集》卷首焦竑《刻坡仙集抄引》，明萬歷刻本，第1a—1b頁。
 
　　(26)《焦氏澹園續集》卷五《答茅孝若》，《續修四庫全書》第1364冊，第610頁。
 
　　(27)黃汝亨《寓林集》卷首熊明遇《寓林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68冊，第591頁。
 
　　(28)《寓林集》卷二《蘇長公文選集注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68冊，第632頁。
 
　　(29)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二《蘇長公小品敘》，明崇禎刻本，第22a頁。
 
　　(30)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六六《自評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冊，第2069頁。
 
　　(31)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載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上冊，第452、455頁。
 
　　(32)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頁。
 
　　(33)《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七《藝苑卮言四》，第18b、22b頁。
 
　　(34)《滄浪詩話校釋》，第114頁。
 
　　(35)《弇州山人續稿》卷四二《蘇長公外紀序》，第14a頁。
 
　　(36)鄒迪光《調象庵稿》卷二七《王懋中先生詩集序》，明萬歷刻本，第29a—30b頁。
 
　　(37)譚元春著、陳杏珍標�！蹲T元春集》卷二二《東坡詩選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下冊，第596—597頁。
 
　　(38)陶望齡《歇庵集》卷四《及幼草序》，明萬歷刻本，第30a頁。
 
　　(39)《歇庵集》卷一一《與袁六休》，第39a頁。
 
　　(40)《袁宏道集箋�！肪矶�一《答梅客生開府》，中冊，第734頁。
 
　　(41)《袁宏道集箋�！肪矶�一《與李龍湖》，中冊，第750頁。
 
　　(42)《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第5—7頁。
 
　　(43)《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二《三蘇全集敘》，第20a頁。
 
　　(44)《袁宏道集箋�！肪砣�五《識伯修遺墨后》，中冊，第1111頁。
 
　　(45)《珂雪齋集》卷一二《白蘇齋記》，中冊，第533頁。
 
　　(46)《珂雪齋集》卷二一《次蘇子瞻先后事》，中冊，第918—919頁。
 
　　(47)《珂雪齋集》卷一○《龍湖遺墨小序》，上冊，第474頁。
 
　　(48)《袁宏道集箋�！犯戒浫�雷思霈《瀟碧堂集序》，下冊，第1696頁。
 
　　(49)《袁宏道集箋�！犯戒浫�曾可前《瓶花齋集序》，下冊，第1694頁。
 
　　(50)李贄《焚書》卷二《復焦弱侯》，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8頁。
 
　　(51)李贄《續焚書》卷一《與焦弱侯》，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4頁。
 
　　(52)《續焚書》卷二《書蘇文忠公外紀后》，第67頁。
 
　　(53)《弇州山人續稿》卷四二《蘇長公外紀序》，第13a—13b頁。
 
　　(54)焦竑《焦氏澹園集》卷一四《刻蘇長公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64冊，第135頁。
 
　　(55)蘇軾《蘇長公二妙集》卷首焦竑《東坡二妙題詞》，明天啟刻本，第1b—4b頁。
 
　　(56)趙用賢《松石齋集》卷八《刻東坡先生志林小敘》，《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集部第41冊，第104頁。
 
　　(57)《袁宏道集箋校》卷二一《與李龍湖》，中冊，第750頁。
 
　　(58)《袁宏道集箋�！肪矶�一《答梅客生開府》，中冊，第734頁。
 
　　(59)《欒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2冊，第767頁。
 
　　(60)《蘇軾文集》卷七○《題吳道子畫后》，第5冊，第2210頁。
 
　　(61)《讀書后》卷四《書蘇詩后》，第48頁。
 
　　(62)《袁宏道集箋校》卷二一《答梅客生開府》，中冊，第734頁。
 
　　(63)《蘇軾文集》卷六六《自評文》，第5冊，第2069頁。
 
　　(64)《蘇軾文集》卷四九《與謝民師推官書》，第4冊，第1418頁。
 
　　(65)《寓林集》卷二《蘇長公文選集注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68冊，第632—633頁。
 
　　(66)《袁宏道集箋�！肪硭囊弧蹲R雪照澄卷末》，下冊，第1219頁。
 
　　(67)《袁宏道集箋�！肪硭乃摹兜律谨孀T》，下冊，第1290頁。
 
　　(68)《袁宏道集箋�！肪硭囊弧蹲R雪照澄卷末》，下冊，第1220頁。
 
　　(69)《珂雪齋集》卷二四《答蔡觀察元履》，下冊，第1045頁。
 
　　(70)《焚書》卷三《自贊》，第130頁。
 
　　(71)《袁宏道集箋�！肪硪哗枴稊㈥愓�甫會心集》，上冊，第463頁。
 
　　(72)《袁宏道集箋�！肪硭摹稊⑿⌒拊姟�，上冊，第188頁。
 
　　(73)《焦氏澹園集》卷一四《刻蘇長公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64冊，第135頁。
 
　　(74)《蘇軾文集》附錄茅維《宋蘇文忠公全集敘》，第6冊，第2390—2391頁。
 
　　(75)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二○《遷居臨皋亭》，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冊，第1054頁。
 
　　(76)《蘇軾詩集》卷四一《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第7冊，第2245頁。
 
　　(77)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版，第164頁。
 
　　(78)詳參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
 
　　(79)(81)張大復《梅花草堂集》卷一《蘇長公編年集小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80冊，第313頁。
 
　　(80)錢謙益著、錢仲聯標�！赌笼S初學集》卷五四《張元長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冊，第1359頁。
 
　　(8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東坡禪喜集》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下冊，第1537頁。
 
　　(83)蘇軾《東坡禪喜集》卷末凌濛初跋，明天啟刻本，第4a—4b頁。
 
　　(84)《東坡禪喜集》卷末唐文獻《跋東坡禪喜集后》，第1b—2a頁。
 
　　(85)《欒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2冊，第767頁。
 
　　(86)《蘇軾文集》卷一二《黃州安國寺記》，第2冊，第391—392頁。
 
　　(87)王水照《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1期。
 
　　(88)《蘇軾文集》卷一二《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第2冊，第390頁。
 
　　(89)《蘇軾文集》卷一九《思無邪齋銘》，第2冊，第574—575頁。
 
　　(90)《東坡養生集》卷首王如錫《東坡養生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版，集部第13冊，第92頁。
 
　　(91)《蘇軾文集》卷六四《問養生》，第5冊，第1982—1983頁。
 
　　(92)《蘇軾文集》卷七三《養生訣》，第6冊，第2335頁。
 
　　(93)《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東坡養生集》提要，下冊，第1537頁。
 
　　(94)《東坡養生集》卷首盛賓《東坡養生集序》，第88頁。
 
　　(95)《東坡養生集》卷首王如錫《東坡養生集序》，第90—92頁。
 
　　(96)王思任《謔庵文飯小品》卷五《東坡養生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368冊，第240頁。
 
　　(97)《袁宏道集箋校》卷五《曹魯川》，上冊，第253頁。
 
　　(98)《袁宏道集箋�！肪硪灰弧稄堄子凇�，上冊，第503頁。
 
　　(99)《袁宏道集箋�！肪硪灰弧恶T秀才其盛》，上冊，第480頁。
 
　　(100)袁宗道著、錢伯城標點《白蘇齋類集》卷二二《雜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頁。
 
　　(101)《袁宏道集箋校》附錄一《西方合論》，下冊，第1638頁。
 
　　(102)《珂雪齋集》卷一八《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中冊，第758頁。
 
    (103)《袁宏道集箋校》卷三五《敘咼氏家繩集》，中冊，第1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