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綿延數百年的廟底溝類型仰韶文化，放在更大的中國相互作用圈的背景下觀察，就會發現，早期中國文明的第一縷曙光，已經在廟底溝時代出現。

　　定義“早期中國文明”，首先它必須是“中國”的，這個問題，在上面有關中國相互作用圈的討論中已經說明；其次它又必須是“文明”的。文明的定義千差萬別，一般理解文明就是早期國家。而社會分化，是早期國家形成的顯著標志。

　　我們在河南靈寶鑄鼎原所做的調查顯示，這里的廟底溝類型仰韶文化最為繁盛，已經發現的19處遺址已經出現明顯的分層。最大的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第二等的西坡遺址約40萬平方米、東常遺址約12萬平方米，其他的遺址多只有三、五萬平方米。從遺址的大小看，這個聚落群顯然是分級的，至少可以分為三個層級。這個現象與我們在西坡遺址的發現，可以相互印證。西坡遺址夾在東西兩條河流之間，南北又有人工開挖的壕溝，形成一個嚴實的防御系統。遺址的中心，有至少3座大型房屋。西北角的F106，略呈五邊形，室內面積240平方米，地面和墻壁經過多層夯筑，表面還涂成朱紅色。西南角的F105，室內面積204平方米，四周還有回廊，總面積達516平方米。東南角的F108，室內面積超過160平方米。三座房屋的門道均大體指向中心廣場。這些房屋顯然不是一般的住房，而很可能是氏族、部落或更大規模的社會組織舉行某些公共活動的場所。有學者推測，像F106這樣的房子，大概需要100個勞動力，連續工作三個月才能完成。

　　西坡遺址南壕溝的外側高地，是它的墓地。已經發掘的34座墓葬，也有等級差別。從墓壙和隨葬品來看，至少也可以分為三個層級。M8、M27和M29，規模都很大，皆在1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M27, 面積多達16.9平方米。墓室的二層臺和腳坑上鋪墊蓋板，蓋板上覆蓋麻布；死者的腳端附設腳坑，是專門放置隨葬品的地方。墓壙全部以混有多種植物莖葉的泥塊封填。大墓M8和M27都有一對彩繪的大陶缸，M8除了陶缸，右手外側還隨葬一把玉鉞。西坡墓葬的隨葬品好像已經有一定之規，幾乎所有的隨葬陶器都是專門為死者制作的明器，墓葬雖大，隨葬器物卻不多（M27只有9件陶器；M8只有11件，其中也有9件陶器）；隨葬品雖有差別，但并不特別突出；大墓和中小墓交織在一起，說明雖然已經出現貧富或者地位的分化，但還沒有發現龍山時代比如良渚或陶寺那種專門的貴族墓地。玉鉞在此前的仰韶文化中沒有發現過，一般認為它是一種脫胎于石斧的專門性武器，它的出現，暗示戰爭或沖突與日俱增，這可能跟我們在西坡看到的防御設施和廟底溝遺址的亂葬灰坑是可以相互印證的。不過，有人推測玉鉞是長江下游崧澤文化或者凌家灘文化影響的產物；如此說來，也許M8出土的一對陶簋，也可能是東南方史前文化影響的結果。這或許說明，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會分化，也有不少來自東南方文化的影響。

　　西坡遺址的發掘，揭示仰韶文化中期的中原地區，已經開始走上了社會分化之路。嚴文明先生拿它跟東方的大汶口文化、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長江中下游的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等做比較，指出它是一個“務實進取”的文化，它“強調軍權和王權，講究氣派（如大型房屋和大型墓葬）卻不尚浮華”。（嚴文明：《重建早期中國的歷史》，《中華文明的原始》，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6頁）韓建業先生則直接提出“中原模式”，認為西坡大墓“闊大特殊而珍貴品不多”的現象，正說明這是“中原模式”的質樸習俗。

　　同屬于廟底溝時代的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和屈家嶺文化，卻有不很相同的表現，但也有不少共同因素。比如差不多都出現了聚落的等級分化；都出現了規模很大的墓葬，大墓中多隨葬數量眾多的高等級玉器、精美陶器及某些特殊隨葬品；顯示社會分化的程度已經相當顯著。比如，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它的典型遺址大汶口，面積約80萬平方米；大汶口早期大墓M2005，開口面積約8.2平方米，有熟土二層臺， 隨葬品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角器和獐牙器，多達104件，有的陶器中還擺放豬下頜骨和牛頭。這種墓葬跟同墓地一無所有的小墓，形成鮮明對比。凌家灘遺址的面積，多達160萬平方米。最高等級的墓葬07M23， 墓坑雖不足7平方米，隨葬品竟多達330件，僅玉器就有200件�？赡芨�軍事有關的石鉞和儀式用石錛，在墓底竟然鋪了好幾層，多達數十件。墓葬中出土的內置玉簽的玉龜形器，可能是掛在死者腰間的法器。而墓葬填土中發現的重達88公斤的既寫實又抽象的玉豬，也可能具有某種特別的宗教含義。發掘者因此推測墓主人在手工業生產、軍事和宗教方面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紅山文化的墓葬，集中發現在遼西牛河梁地區的數十處積石冢上，隨葬品皆為玉器，有玉人、玉鷹、玉龍、玉鳳等宗教用品和玉鐲、玉耳墜等裝飾品。墓葬也有大小之別，還出現了男女并穴合葬墓，隨葬品雖沒有大汶口文化和凌家灘文化豐富，但卻帶有強烈的宗教神秘色彩。雖然沒有發現與此相匹配的高等級聚落，但無疑紅山文化的社會也是明顯分層的。有學者注意到，紅山文化墓葬里不出玉鉞，推測它憑借的不是武力，而是強烈的“宗教信仰和有效的組織能力”，也有人因此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以區別于“中原模式”和以大汶口文化等為代表的“東方模式”。這些模式是否恰當當然還要接受今后考古研究的檢驗，當現有的證據已經證明，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廟底溝時代，中國相互作用圈里面的幾個文化，都已經走上了社會分化的道路。一方面彼此的交往越來越緊密，文化越來越趨同，另一方面社會卻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分層。這種分化，雖然還達不到考古學上所見二里頭青銅文明早期國家的水平，但是古史上所謂的“萬國”時代，就要到來了。因此也可以說，廟底溝時代，見證了早期中國文明的第一縷曙光。（本文據2013年5月21日作者在十九屆中國（三門峽）國際黃河旅游節“仰韶文化探秘”專題講座上的講演整理而成，為便于讀者，最低限度地補充了參考文獻）作者：陳星燦【原標題：廟底溝時代：早期中國文明的第一縷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