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以后，在我國文學史上，剽竊的故事代代有之，而且手法多樣，有的虛冒姓氏，有的重金收買，有的哭求誆騙，有的公然劫奪，有的移花接木，有的稍加點竄……真是無奇不有，現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冒名頂替，竊人詩文
 
    剽竊是把別人作品的部分或全部竊為己有，古有“偷語、偷義、偷勢”之說，等級是不同的。顧炎武說有一等“鈍賊”，本事不大，就只有簡單地冒名頂替了。《唐詩紀事》中記載了一則這樣的故事。中唐時，有個詩人叫李播，元和進士，年老時在蘄州做官，一天，有個姓李的書生拿了一首詩來投見。他取過詩一看，卻是自己的《見志》一詩，驚異地說：“此仆舊作，何乃見示?”李生惶愧地說：“某執公卷行江淮已矣，今乞見惠。”李播遂云：“仆老為郡牧，此已無用，便可相借。”李生道謝告別而去。李播問他將往何處，李生說：“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李播笑道：“秀才錯矣！盧乃仆表丈，何復冒此？”李生羞懼說：“承公假詩，則并荊南表丈一并見假。”李播大笑而遣之（見《唐詩紀事》卷四十七）。
 
    這個李生因與李播同姓而冒名頂替，當他遇見真李播時，不僅求李播把詩送給他，而且把表丈也借給他，這真令人忍俊不禁。他盡管厚顏無恥，但仍感到羞愧惶恐，不像今日有些文壇竊賊，上了法庭仍毫無懼色。
 
    古代有一種“鈍賊”，自己筆拙，不能作文，就把他人文章“拿來”，直接換上自己的姓名，竊為己有。明萬歷年間有個卓明卿，原是個國子監生，其人不學無術，卻官至光祿寺署，他的兩部書都是偷來的：一部是張之象的《唐詩類苑》，書稿流落，為卓明卿所得，他便換上自己名字，竊為己有。另一部是《藻林》，原為王氏所作，“亦為明卿攘而有之”，“今竟為《卓氏藻林》矣”。
 
    明景泰年間有個晏璧，也與卓明卿同類。他任提刑按察司僉事時，吳澄著《三禮考注》“舊藏康震家”，晏璧從康震之孫手中“得之，遂掩為己有”。現在這部書即標名“晏璧”著，凡書中原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稱“澄按”者皆改作“愚謂”，“用粉涂其舊字而書之，其跡尚隱然可見”，真是恬不知恥、欲蓋彌彰。
 
    顧炎武說明弘治以后經解之書，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有者不勝枚舉。到了現代，還流行一種從國外雜志上把論文翻譯過來，加上自己的大名蒙騙國人的手段，則是這種手法的現代化了。
 
    公然索討，奪人詩文
 
    剽竊本是一件可恥的事，一般多是暗地里進行的，但“剽者，劫也”，劫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古代有些讀書人，自己不能立言、立功、立德，而又急于仕進，情急無奈，便赤裸裸地公然索要、搶奪了。在“十八家晉書”中，有一部何法盛的《晉中興書》就是公然索要不得而偷來的。據《南史·郗紹傳》記載，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書未成時，曾幾次拿給友人何法盛看。“郗”為當時大姓，紹已顯貴，何法盛便對郗紹說：“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但郗紹不肯。書成之后，郗紹把書藏在書櫥里。何法盛訪紹，見紹不在，就直入書房從櫥中偷走。郗紹沒有副本，于是《晉中興書》遂為何法盛所有。今“十八家晉書”中的《晉中興書》，即署名何法盛作，且頗獲好評。
 
    竊人詩文也有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求名的，所謂“功欺一世，而名垂千古”。“名”比“官”更為誘人。初唐著名詩人宋之問，與沈儉期齊名，合稱“沈宋”。他有個外甥叫劉希夷，也是當時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劉希夷25歲中進士，好為宮體，詞情哀怨。他曾苦吟得句：“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自感不祥，復苦思冥索，得“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佳句。宋之問“苦愛”這兩句詩，知劉希夷未曾示人，便“懇求”劉希夷割愛送給他，想靠這兩句詩傳名千古。劉希夷礙于舅舅情面口頭答應，后又反悔不肯。宋之問“怒其之誑己，使奴以土囊壓殺于別舍”(見《唐語林》卷五、《唐才子傳》卷一)。這個宋之問，公然索取兩句詩的著作權，已是無恥，為傳名后世，竟害人性命，這就是犯罪了。
 
    重金收買，據為己有
 
    我國古代有些高官，為了附庸風雅、抬高身價，常花費重金請人代筆，或直接購買他人著述，以成自家之名。這類故事很多，比較有名的當推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為清順冶四年(1647年)進士，做過戶部主事，順治十三年(1656年)調任提督浙江學政僉事，《明史紀事本末》就是他任浙江學政時編撰的。此書80卷，始于朱元璋起兵，終于李自成攻克北京，三百年間的重要史事分為80個專題，每個專題為1卷，先記述歷史事件的始末，后附有“谷應泰曰”的史論，計65萬字。
 
    這樣一部皇皇巨著，谷應泰只花了短短兩三年時間就大功告成了。谷應泰未經長期資料的積累，任學政兩三年中，還要到全省11個府去按試，哪有時間獨立完成一部長達65萬字的巨著？因而前人早就議論紛紛，懷疑此書不是出自谷應泰之手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為谷應泰“禮聘”代為捉刀的還不止一人，史事方面有張岱、談遷、徐綽等，史論方面有蔣棻、陸圻、張溥等。他還以重金收買了不止一種著作，邵廷采在《思復堂文集·明遺民所知傳》中說：“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為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
 
    今人將二書相比時，即發現《紀事本末》對《石匱書》、《石匱書后集》頗多因襲。至于每篇之后的史論，大部分采自明末清初蔣棻的《明史紀事》，還曾“募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見孫志祖《讀書勝錄》卷三)。也有人說此書為“谷應泰典試浙江時購于張溥后人”，故“今書后多張溥論語，其說應事出有因”(見劉惠孫《中國文化史述9571頁)。因而這部書實是谷應泰花費重金請人代筆，購取他人之作而成。與此相類，李慈銘說趙翼的《陔余叢考》也是“以千金買之一宿儒之手”(見《越縵堂日記》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日)，但近年來海內外學者多認為李輕于立論，不足為憑。
 
    稍加改竄，掩為己有
 
    抄襲和剽竊常常并稱，但二者還是有區別的。抄襲基本上是全文一字不易地照抄，而剽竊則往往需要動點手腳遮人耳目。而剽竊者也不全是“鈍賊”，有些如今之教授還頗為有“才”，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前文所言剽竊始祖郭象就屬此類。
 
    郭象少有“雋才”，“能言老莊”(《世說新語·賞鑒》)，他注的《莊子》“清辭道旨”，時出雋語，其胸襟筆力與向秀略不相下，頗獲時人好評。他剽竊的手法不像那些“鈍賊”，一抄了之，而是頗動了些腦筋，較為高明。《莊子》33篇，向秀注原缺《秋水》、《至樂》兩篇，郭象就自注補足；《外篇》中《馬蹄》1篇，郭象重注更換；其余各篇文句也一一作了“點定”。向秀注在宋代已經失傳，后人用殘存的向注與郭注比對，發現二者在文字上有的“一字不易”，有的“大同小異”，有的“互有出入”，有的“此有彼無”，這說明郭象不僅在篇章上有所補綴，而且在文字上也有所修訂，手法十分狡猾。
 
    與郭象同道的還有沈約剽襲《宋書》。沈約是南朝著名文學家，“永明體”的創始人之一。他一生身歷宋、齊、梁三朝，齊永明五年春奉敕修《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見《宋書·列傳自序》)，僅花了短短一年零兩個月就編成了一部100卷的《宋書》。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并指出此書“大半乃徐爰舊本”。據史書記載，沈約之前先有何承天撰《宋書》，后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續撰。蘇寶生被害后，又命徐爰繼之。徐爰基本上已修成一部完整的史書，至宋亡只缺最后的十余年，尚非完本。沈約“全抄舊文”或“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僅“永光以后至亡國十余年，記載并缺”，為他所補，大部分是抄襲的，已不是修史“賴前人述造”了。更可惡的是他抄了徐爰的書，還蓄意貶抑徐爰，在《宋書》中把徐爰列入《恩幸傳》，這就更見其用心險惡了。
 
    逢迎權貴，代為剽竊
 
    剽竊一般多是竊取他人之書以為己作，但在我國古代也有用自己之作以成他人之名者，僅在《萇楚齋隨筆》中“讓己之撰述成他人之名”條內，就舉了20多例；更有一種竊取他人之書以成他人之名者，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間的徐乾學為納蘭性德刻《通志堂經解》。納蘭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出身滿洲貴族，是大學士明珠之子。明珠是康熙的寵臣，歷任內務府總管、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等職。其子容若，17歲進學，18歲中舉，22歲中進士，被授予三等侍衛，多次扈從康熙出巡，后升為一等侍衛。父子二人都深受皇帝寵信，權傾朝野。
 
 
    徐乾學，昆山人，是顧炎武外甥，與其弟徐元文、徐秉義合稱“昆山三徐”，學識淵博，名震一時。納蘭容若就讀太學時，徐元文任國子監祭酒，十分賞識納蘭，介紹他與其兄徐乾學結識。徐乾學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任順天鄉試副主考，納蘭適于這一年中舉，拜徐乾學為老師。徐乾學為了攀附明珠父子，不惜費盡心力為納蘭講授經史，還取出家藏的宋元經解，“俾成德刻之”，名《通志堂經解》。這部大書共收140多種宋元解經之作，全都嫁名成德。清人周壽昌在《思益堂日札》卷五《竊襲前人書》中嘲諷說：“徐既愛其才華，復逢迎權貴……其心術行事為儒林輕蔑久矣。”并云：“竊他人書以為他人之作，斯又添一書林掌故，可哂也。”據說納蘭容若為了酬報“恩師”，曾送給他“四十萬金”。徐乾學不僅在仕途上得到納蘭氏的奧援，而且又“獲巨額賂遺”(嚴元照：《蕙榜雜記》)，可謂權和利雙收。康熙皇帝聽說這件事，曾下旨批評說：“成德借名，徐乾學逢迎權貴。”(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四)這堪稱剽竊史上的絕唱了。
 
    美國唐納德·肯尼迪在《學術責任》一書中說：“造假被認為是學術研究中最不可原諒的錯誤。”剽竊則是在學術研究中明目張膽地造假。這不僅盜竊了他人的“智力財產”，是一種無恥的盜賊行為，而且也是腐敗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污染了學術生態環境，因而無論在古在今都不能聽之任之，必須予以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