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到，朱買臣的故事有好幾種不同的講法。但關(guān)鍵處并無二致，都是說朱買臣被迫給妻子寫下一封休書，受此羞辱，他發(fā)憤讀書，終于一舉得中。從《漁樵記》開始故事都是這個套路，那位或姓劉或姓崔或姓趙的女人在大雪紛飛寒風徹骨之日，不惜一切地逼朱買臣休了自己，而這次“逼休”正是朱買臣最終成功走上仕途的轉(zhuǎn)折點。想否認“逼休”的關(guān)鍵作用很難，按照戲里的說法，當時朱買臣已經(jīng)４９歲，結(jié)婚后至少長達二十年時間里一無所成，按照后來的戲里越來越清楚的寫法，當時的朱買臣已經(jīng)考過九次科舉――三年一次，他應(yīng)該是從２０歲開始進科場，遭遇了連續(xù)九次失利。這位連續(xù)九次進考場都鎩羽而歸的老童生被結(jié)發(fā)的妻子劈頭一頓臭罵之后，居然就高中頭名狀元，不由人不想起那句名言――每個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位女人――女性的偉大作用在這里畢露無遺。

　　可惜這個故事并不是歌頌一對夫唱婦隨的婚姻楷模，相反，戲劇里那位或姓劉或姓崔或姓趙的女性，在逼休時顯得很沒有品位和教養(yǎng)，一點也不像是可以做狀元夫人戴鳳冠霞帔的角色，她在逼丈夫休了自己時，也不像史書里所說只是有點羞恥心，不愿意丈夫在大街上裝瘋賣傻。從歷史到戲劇，朱買臣的境遇越來越顯得可憐，而女主人公則越來越刻薄，而正是由于朱買臣的可憐與她結(jié)發(fā)妻子的刻薄，才使得從失意到得意的朱買臣順利地榮登勵志故事中正面典范的寶座。

　　因此我們可以說，朱買臣正面形象的塑造過程，就是一部完整的典型生成教材，更是一部成功運用了反襯法以烘托出一個光輝典型的形象生動的教材。

　　是啊，在元雜劇里，那位姓劉叫玉天仙的女性，面對的本是個實在難以容忍的丈夫。至少從玉天仙和她父親的角度看，他們逼朱買臣寫下這紙休書并沒有任何的不當，用玉天仙的話說，“你是一個男子漢家，頂天立地，帶眼安眉，連皮帶骨，帶骨連筋，你也掙 些兒波。”元雜劇最精彩的是大量的市井語言，《漁樵記》也是這樣，讀讀這個劇本里朱買臣夫妻怎么吵架，是很讓人開眼界的，你刀我槍真讓人感慨是天生一對地配一雙，朱買臣耍起無賴根本就不讓玉天仙半分；但是按照戲里的寫法，當玉天仙講出這句話時，朱買臣受不了了。我怎么也想不出玉天仙這段話有什么毛病，她無非是叫自己的丈夫要有點出息，那前提是在當時，朱買臣確實是個沒一點出息的男人，而當老婆抱怨家里沒米時他居然還狡辯道咱家里不是還有柴嗎？我想聽到這樣的話這世界上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女人都會比玉天仙更憤怒。但是朱買臣好像唯一受不了的就是老婆說他沒有出息――我們可以把這看成是夫妻斗嘴時玉天仙說出的最接近于事實的真話，而殘酷的真話總是比起哪怕是很惡毒的假話更有可能刺疼人心――他就是聽到這句話以后才下決心給玉天仙寫下休書，并且走上了他獲取狀元的陽關(guān)大道。

　　《漁樵記》的結(jié)局很勉強，朱買臣做了官回到故鄉(xiāng)，聽說玉天仙想復(fù)婚，前思后想，“想著那凜冽寒風，大雪漫天，想著我那身上無衣，肚里無食，懷內(nèi)無錢”，因此是“當初你要休離我便休離，你今日呵要團圓我不團圓”。他自然是斷斷不能與劉氏重歸于好，而玉天仙只不過罵罵咧咧地說：“我想他在俺家做了二十年夫婿，每日家偎慵墮懶，生理不做。今日做了官，就眼高了。這廝原來是個忘人大恩，記人小恨，改常早死的歹弟子孩兒。”但是故事前面有個元雜劇里很常用的伏筆，說是劉氏逼休本是他父親的激將之計，是由于“男子漢不毒不發(fā)”，用劉二公的話說，“他每日家偎妻靠婦，四十九歲，全不把功名為念。我生逼的他求官去，我是歹意來？”而即使劉氏逼他寫了休書，以前幾十年的情分總無法否認吧，“他全不想在我家這二十年，把冷水溫做熱水，熱水燒做滾湯與他吃。” 按照這樣的設(shè)計，朱買臣雖然也很牛地讓劉氏把一盆水潑在地上眼看著她無法收回，最后卻還是依情依理地與劉氏復(fù)婚，覆水難收的典故在這里，就顯得有些可笑。

　　但是在傳奇和京劇里，朱買臣的夫人就沒有那么好的命，元雜劇里的這個伏筆不用了，而且那盆決定朱的結(jié)發(fā)妻子――現(xiàn)在她姓崔――命運、也很讓小人得志的狀元郎解氣的水也由朱買臣自己潑了，而且他還要趁機憶苦思甜大唱特唱，以京戲為例：“想當年我將你娶家下，實指望夫唱婦隨我宜室又宜家。朱買臣貧窮并非假，正所謂家徒四壁我日對著芙蓉花。日用三餐費用雖不大，怎奈是我肩不能擔擔，手不能夠提籃，我又不能買賣做生涯。那一日深山把柴打，偏遇著北風冽冽、大雪飛飛上山滑，我才無可奈何轉(zhuǎn)還家。你逼定我休書來寫下，那時節(jié)鴛鴦兩分叉。也是我買臣福份大，你看我身穿大紅，腰扣玉帶，足蹬朝靴，頭戴烏紗，是顫顫巍巍兩朵紅花。十字街前攔住了馬，你叫我將你帶回家。我若是將你帶家下，豈不被街坊鄰人恥笑咱。千差萬差你自己差，恩愛的夫妻就變成了活冤家。來來來，將桶水潑地下。你若能收覆水我?guī)�你回家�?rdquo;

　　且不說朱買臣拒絕復(fù)婚的理由越來越充分，在這里朱的結(jié)發(fā)妻子崔氏也不再像在元雜劇里那樣讓人同情，當朱買臣越來越像一個落魄的文雅書生時，他的妻子越來越像是個蠻橫無理且絲毫不通人情人性的市井潑婦，一場“逼休”，倒是越唱越生動。唯因崔氏一步緊似一步地撒野，且句句刺痛朱買臣的軟肋，朱買臣在她的語言暴力面前才顯得困窘、無奈。“逼休”很讓男人的自尊受創(chuàng)，被這樣的悍婦逼休以后的男人，終于有咸魚翻身的一天，當然是很讓人激動和興奮。

　　這個有教育意義的勵志故事就這樣變了味，但如果我們從女性的角度解讀這同樣一個故事，就讓人一點也激動和興奮不起來，因為這個故事里充滿了嘲諷的意味。是的，朱買臣故事就是被后人，主要是被后世的讀書人用來嘲諷女性的，如果說在《漢書》的朱買臣故事里，朱買臣那位妻子還算有自己的尊嚴的話，那么在后來的版本中，這位女性就處于不斷被粗鄙化的過程中。但我要強調(diào)，朱買臣的夫人被不斷粗鄙化并不是由于歷朝歷代的戲劇家們仇恨女性，我并不認為朱買臣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被粗鄙化的過程，是一個單向度的針對女性的陰謀，問題在于即使是在最刻薄地指斥朱夫人的版本里，同樣也包含了對她非常內(nèi)在的同情與理解。問題在于，面對一個行將垂暮還沒有什么發(fā)跡預(yù)兆的五十歲的老人，還有誰能比這位夫人更有耐心？其實真正的問題在于，要讓朱買臣成為令人景仰的典型模范，好像只有損一損他的結(jié)發(fā)妻子，為他成才道路上制造出一些或大或小的坎坷。

　　這樣的手段并不是古代戲劇的獨門暗器，從歷史到今天，只要寫勵志故事的人可以有機會不擇手段地塑造他的主人公，類似的現(xiàn)象就會次第出現(xiàn)。這里剛好有個很接近朱買臣故事的新劇目，它是鼎鼎大名的河南省豫劇三團新近演出的現(xiàn)代戲《村官李天成》，為了把這位村官寫得感人，不僅他那個支部里幾乎所有伙伴都被寫成只顧自己“先富起來”的“落后干部”，最后成為墊背的，恰恰就是他的結(jié)發(fā)妻子。為了寫好塑造李天成高大形象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筆，他那位看起來挺賢慧的妻子到最后終于也忍不住落后了，舞臺上的李天成就像當年的朱買臣一樣遭遇逼休，那場面男主人公和《爛柯山》的“逼休”一樣眼淚漣漣，而結(jié)局的區(qū)別唯在于朱買臣成了狀元而李天成做了先進。據(jù)說《村官李天成》也和《漁樵記》《爛柯山》一樣是以真人真事為底本寫的戲，不知道現(xiàn)實生活中李天成的夫人看了這戲，是不是覺得自己的落后符合實情，如果不幸李天成真是那樣的好村官而夫人又一直很有境界，那她會不會覺得為了塑造丈夫的光輝形象而將自己糟踐一番是否值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大力編演現(xiàn)代戲的高潮中，類似的現(xiàn)象曾經(jīng)屢屢發(fā)生，最典型的就是武漢市楚劇團演出的現(xiàn)代戲《劉介梅》，它寫土改翻身戶劉介梅新婚后與其妻仙梅向往發(fā)家致富，統(tǒng)購統(tǒng)銷時不愿向國家多賣糧食，合作化時又不積極參加合作社；１９５７年大鳴大放中，說黨支部書記劉敏三所辦的農(nóng)業(yè)合作社糟得很。劇作稱劉介梅的這些言語行為受到了富裕中農(nóng)曹老七、二地主周少賢賞識，于是他又與曹合伙放高利貸，并在他的好友周大清之子病危時上門逼債。縣委針對劉的言行，在群眾中開展今昔對比教育，劉介梅經(jīng)過自我反省，思想得以轉(zhuǎn)變。一時間全國各地許多劇種和劇團移植上演，但劉介梅本人提出了抗議，他給文化部寫信，認為各地根據(jù)他“忘本回頭”的事件編寫的各種《劉介梅》劇本大部分情節(jié)與他本人的事實不符――他既沒那樣可恥地“忘本”，也沒那樣光榮地“回頭”。文化部因此專門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下發(fā)《關(guān)于文藝作品中寫真人真事問題的通知》，指出“這種情況已發(fā)生不止一次，從歌劇、戲曲《劉胡蘭》，到最近上演的話劇《白鷺》，都因為劇中人物使用真名真姓，而引起了一部分當事人的不滿。”通知指出，“有一些用真人真事為題材的作品為了加強戲劇效果，把現(xiàn)實生活中的落后分子寫成右派或者反革命分子，或者為了美化正面的英雄人物而作了一些現(xiàn)實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虛構(gòu)，這就容易引起群眾?特別是當?shù)厝罕?的不滿，認為與事實不符”，因此，文化部建議類似題材的創(chuàng)作中“情節(jié)上的改動和藝術(shù)上的加工，必須首先考慮到作品的政治效果和群眾影響，一定要力求不傷害當事人?包括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政治道德品質(zhì)。”但文件并不能阻止人們做出更離譜的事情，那個著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在被搬上舞臺和銀幕時，當年救了小姐妹生命的右派哈斯朝魯，就被改寫成了故意將羊群趕到暴風雪里去的“沒有改造好”的反動牧主，這個冤案直到１９７８年才因胡耀邦批示而得到平反。

　　為塑造與樹立某個典型模范就不惜無端地糟踐一個可能是好端端的人，實在是既不公平，也不道德。然而，有了“教育大眾”這個看似很高尚的理由，誰又能阻這類事情出現(xiàn)？北島當年有名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但好像“崇高”也可以并經(jīng)常被用為卑鄙行為的護身符。這其實向我們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么那些希望用高尚的道德教育人的藝術(shù)家總是率先摒棄對自己的道德要求，他們從哪里獲得合法性的證明，以至于可以毫無愧疚之心地去肆意丑化最多只是稍嫌不夠完美的好人？朱買臣的原配夫人是可以發(fā)出這種疑問的，不僅她，我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