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中看，干寶撰作《搜神記》“會聚散逸，使自一貫”，一方面是把散見于古書和前人書中的有關資料——所謂“片紙殘行”——搜集集中起來，這也就是自序中說的“綴片言于殘闕”，“承于前載”;但同時也從當代人口中搜集材料，所謂“博訪知古者”，也就是序中所說“訪行事于故老”，“采訪近世之事”。序稱：“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說的就是這兩個方面。干寶身在著作，有方便條件閱讀前人書和古書，這也就是他任著作郎時開始寫《搜神記》的原因。但據《隋書·經籍志序》云，本來魏晉秘書省藏書多達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經惠、懷之亂，國家藏書“靡有孑遺”，到東晉永和中著作郎李充校書時也才只有三千一十四卷，那已是干寶死后十幾年的事情了。因此干寶只利用秘府書是遠遠不夠的，還須自己采訪書籍。“博訪知古者”，“訪行事于故老”，“采訪近世之事”，這些話不光是指口頭采訪，也包含著訪書。

　
    此后干寶在外任縣令郡守十年，估計還在繼續撰作《搜神記》。本傳載干寶曾將《搜神記》拿給劉惔看，劉惔說：“卿可謂鬼之董狐。”這應當是《搜神記》成書后的事情。考劉惔于穆帝永和三年(347)十二月自侍中遷丹楊尹，卒官，年三十六[。傳載亡后孫綽作誅，詣褚裒言及惔而流涕，而褚裒卒于永和五年十二月。《世說·傷逝》載王長史濛卒時劉尹(丹楊尹)臨殯，而王濛卒于永和三年。由此來看劉惔約卒于永和四年(348)，生年則在建興元年(313)。到咸康二年干寶卒，劉惔才二十四歲。劉惔是東晉名士，本傳載“惔少清遠，有標奇。……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后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尚明帝女廬陵公主。”干寶咸康元年由始安調任王導司徒府右長史，劉惔既受王導器重，很可能當時也任職于司徒府，干寶給劉惔看《搜神記》，大約是供職司徒府時的事情，若此，必在咸康元年二年間，書成大約也在此間。從建武元年開始“發憤”著書，到咸康二年，歷時二十年。

　　
    干寶對劉惔出示其書，當然因為他是名流，品藻為世所重。劉惔對干寶書的評價是以春秋晉國秉筆直書的良史董狐為喻，似乎是稱贊，其實是譏諷干寶以史家實錄態度對待鬼神荒渺之事，所以《世說新語》以此事入于《排調門》。《世說·品藻》載劉惔自視極高，自許“第一流”人物，未必對年長于他三四十歲的干寶佩服。而且《世說·言語》載，劉惔曾說“吉兇由人”。又載：“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劉惔字)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看來他頗不信鬼神之事，屬無鬼論一派，所以拿干寶來調侃，意思是做董狐可做鬼董狐則不可。《晉紀》固為良史，《搜神記》則為妖妄。“鬼董狐”之評明揚暗抑，這是劉惔的品藻之妙，《晉書》從《世說》采入，則未解其意，以為稱賞，從此后世也就以“鬼董狐”為語怪美稱了。【原標題：干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