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修身進德，蔣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一生不間斷地閱讀修身進德方面的傳統典籍，相對而言，蔣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斗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嘆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孫子》十三篇完。《孫子》一部書，惟在專一迅捷，審機察勢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孫子》完，甚覺有益。再以反間之法告各將領慎用之。

　　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于政治學，猶孫子之于軍事學也”，并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有其能也。” 1939年，蔣介石指定“干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

　　蔣閱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后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余之心理無一不合也。”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自稱“閱《墨子》自遣”。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閱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的思想太古太舊。【原標題：《孫子》最常翻閱 《韓非子》極度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