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的名作《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序曰：“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詩曰：“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表面上寫強盛的漢朝終于滅亡，漢宮的銅人為魏所拆，連銅人都流下了眼淚，實際上借漢諷唐，對唐王朝日趨敗亡既憂且痛，對自己懷才不遇無盡悲涼，江山社稷之哀和身世無援之悲，匯入漫漫秋風，彌漫整個天地。但是天自無情，漠然地看著王朝傾覆、才子不遇、繁華遠去，人生如此無助如此荒謬，卻向誰哭？

　　李賀的一生短暫而凄涼，即使他決不短暫的“身后名”，也仍然延續了他生前的坎坷。在唐代，自從韓愈賞識之后，李賀在當時的聲譽是極高的：“意新語麗，當時工于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太平廣記》卷四十九）。“（賀）手筆敏捷，尤長于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仿佛者”（《舊唐書·李賀傳》）。他辭世后十多年，晚唐詩壇最杰出的詩人小李、小杜都熱愛和推崇李賀，杜牧以浪漫奇美的筆墨對他的詩風進行了概括：“云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邱壟，不足為其怨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李長吉歌詩敘》）李商隱更是李賀的私淑弟子，他不但懷著強烈同情寫了《李長吉傳》，還在自己的創作中苦心模仿、刻意追隨李賀，并以過人的才華達到酷似的地步。但是到了宋代，對李賀的評價急轉直下。占據主導的評價是：“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陋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史繩祖《學齋佔畢）》），“長吉樂府、五七言，調婉而詞艷，然詭幻多昧于理”（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二十六），諸如此類。連大詩人陸游對李賀也“未許之”，認為“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于用，無有也。”（范晞文《對床夜語》卷二）明代甚至有滿心嫌惡而不無恐懼地目李賀為“妖”者，“然則李賀為妖乎？非妖何以惑人！故鬼之有才者能妖，物之有靈者能妖。賀有異才，而不入于大道，惜乎其所之迷也。”（陸時雍《詩鏡總論》）到了當代，學界對李賀的評價仍不一致，“保留”者認為：“內容過于狹窄，情緒過于低沉，一意追求怪異，難免走向神秘晦澀和陰森恐怖。”（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344頁）贊美者認為：“賀詩以其奇峭、冷峻、深秀、含隱，異軍突起，輝映詩壇。”（黃世中評注《李賀詩》前言）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持論似最公允：“其詩呈現出一種凄艷的、有時甚至是凄厲的美，這是中國以前的文學所沒有出現過的，也是李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獨特貢獻。”“李賀的作品顯示出唐中葉詩歌在表露個性色彩方面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

　　《開愁歌》中寫到“秋風吹地百草干，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秋風無情，百草枯干，途經華山，晚寒陣陣，正當二十大好年華，空有才華卻不能應試，前途阻塞，心愁苦得像枯蘭一樣萎謝。“一心愁謝如枯蘭”何等貼切，何等別致，從此在我心目中，李賀的形象就是“秋風枯蘭”了。以蘭自比并非偶然，李賀在《公無出門》中，在霜雪肆虐、猛獸毒龍噬人的世界里，以“佩蘭客”來代表才品俱高之士，可見他對蘭草的喜愛。李賀受《楚辭》影響很深，而以“蘭”作比，也正是繼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傳統。潘向黎【原標題：  一心愁謝如枯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