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所編的《二程全書》。

絮絮叨叨地數落皇帝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皇帝接受御史中丞呂公著的推薦，提拔程顥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里行。

監察御史是言官，其職責是規勸皇帝、糾察百官。官職低者任監察御史，加“里行”。對于當這個官的人來說，糾察百官還好辦，規勸皇帝卻是門技術活。不提吧，職責所在。提吧，皇帝臉上無光，萬一生點意見、來點態度，這帽子都說不定難保。所以，很多監察御史履職，或礙于情面，或擔心權威，或害怕打擊，往往形式重于內容，走走過場，不過讓皇帝表現一下納諫的姿態而已，至于納不納、納什么、怎么納，不予深究。

程顥任御史，卻執拗、較真，他常常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數落，不厭其煩。問題是他不厭其煩，那些侍從卻大厭其煩。有一天，午餐時間都過了，程顥還在那里一二三地擺道理，大說特說。宋神宗饑腸轆轆，又不好明言。侍從便正色對程顥說：“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還沒吃午飯呢！程顥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來。

程顥在京任御史期間，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國推行“熙寧變法”。當時，凡與改革有關的機構調整、法令推行等，王安石皆全權負責，甚至官員任命這樣的大事，宋神宗也讓他根據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憂心于大宋王朝的經濟衰落、軍備薄弱，以矯枉過正的態度推行改革，甚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態度在以祖先崇拜和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中，無異于離經叛道。所以，“熙寧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

士大夫里即使是反對變法者，態度也不盡相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翰林學士范鎮，御史中丞呂誨等人對新法明確表示反對，其中司馬光最為激烈。他曾對宋神宗說：“臣之于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說自己和王安石勢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顥作為反對者陣營中的一員，態度上卻溫柔敦厚多了。王安石對程顥也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敬，盡管王比程還年長11歲。

王安石與大臣們討論變法事宜，大家思想上想不通，王安石聲色俱厲，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顥受命前來議事，不慌不忙地勸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愿平氣以聽。”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發雷霆了，但見是程顥，“為之愧屈”。

程顥說話做事，有理有節，不動真氣，但他反對變法的態度卻是一貫的。他任御史期間，多次上書宋神宗，指出不可變法的理由。見勸說無效，最后說了一句：“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對者太多，總有反對的理由，天下沒有反對者過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對改革人數的多寡來預測改革的成敗與否，這倒與當時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長相、品格貶低改革有所不同。不過程顥這一反對的理由，最終也確實一語成讖。

因為宋神宗堅持讓王安石改革，程顥打了辭職報告，請求解職外調。王安石對程顥反對變法的堅定態度感到失望，但仍然推薦他為提點京西刑獄，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獄監察，在職位上沒有降，反而升。程顥認為這個任命“恩典過頒”，過于隆重，堅決推辭。王安石又推薦他為簽書鎮寧軍（治所在澶州，今河南省濮陽市）判官，程顥這才卷起鋪蓋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