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出生在河南一個貧寒農家的閻連科，如果沒有遭遇命運中的那些偶然，他的人生或許跟千千萬萬生長在鄉村的孩子不會有多大不同，與那些靠天吃飯的父輩們的生活也不會有多大差別。

　　“這是60年代中期，”他回憶道，“似乎我的覺醒，比如自尊，比如對男女與城鄉的理解，還有對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時。”

　　那一學期，他有了一個新同桌，是一個洋娃娃似的城里女孩。“她成為我命運中的第一個偶然，一個幸運……她學習很好，每周測驗考試，都九十幾分，這不僅證明著她和我學習上的差距，也還證明著一種久遠的存在，即與史而存的城鄉差別；證明著她在課桌上畫的那條中軸線，不僅合法，而且蘊含深意。”為了一個鄉下男孩的自尊，他開始了日日夜夜學習上的追趕。這場暗自的較量，撞上了停課鬧革命的時代大潮，無果而終。“那些住在鄉村的城市戶口的漂亮女孩的存在，時時提醒我一種與生俱來的城鄉差別，正是一種我永遠要逃離土地的開始。”

　　上世紀70年代，記憶深刻的是饑餓和無休止的勞作。那一年，村里來了一批知青。他們衣著光鮮，日日在街頭漫步吹笛。在村里人連紅薯面還吃不飽的時候，知青們卻頓頓細糧白面。這些外來者的存在，讓饑腸轆轆的閻連科隱約地明白：“與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種命運，遠不如努力地去逃離土地，去試著改變一下什么。我開始渴望，有一天真的離開土地，走進城里。如同急著要從土地逃走的賊一樣。”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從大姐的床頭，拿到了一本長篇小說，書名是《分界線》，作者是張抗抗。書的內容提要里寫著作者是從杭州下鄉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寫了這部小說，由于到哈爾濱出版社進行了修改，于是小說出版之后，張抗抗留在了省會哈爾濱。閻連科猛地一驚，“原來寫一本書可以讓一個人到城里去。萌動了寫作的念頭，播下了寫一部長篇小說，到城里出版并調進城里的一顆狂妄的種子。”

　　因為貧窮輟學、背起包袱去打工的少年閻連科，仍繼續著他的夢想。在火車站搬運煤沙回來他不停地寫，在大山上撬石頭放炮回來繼續寫。不久恢復高考，離考試還有4天的時候回到家里復習。集體填報志愿的時候，全縣上百的考生，無一人知道中國有什么大學。向往首都的青年們集體填報了北京大學，結果集體落榜。

　　這一年，閻連科20歲。“在我意識到我已經沒有能力考上大學，再不當兵就永無機會離開那塊苦難的土地去實現我的貪念時，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親的床前。我說：‘爹，我要去當兵。病重的父親坐在床頭，淡淡地卻是肯定地說：“當兵去吧，總在家里能有啥奔頭呢。”于是，便當兵走了。這一走，也便背上了無法償還的“債”。

　　離家30個年頭的時候，閻連科在散文集《我與父輩》中寫下了對父親的愧疚：“與其說我是參軍入伍，不如說我是逃離土地；與其說我是逃離土地，不如說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說我是棄絕一個兒子應該對父親和家庭承擔的心債和情務。那一年，我已經二十周歲。二十周歲的我，肩膀已經相當硬朗……可父親讓我有了抵抗命運的力量之后，我便用這樣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著狂奔去了。”

　　4 那些紙上的凜冽與溫暖

　　他這樣描寫四季：

　　“初春悄然而至而又轉瞬即逝著。先前還覺得麥田里只是透著綠色和腥氣，可在三朝兩日間，在沒有任何預兆的那一夜，我一覺醒來后，屋子里塞滿了仲春濃烈的清新和溫潤。空氣里是濕的，眼前是綠的。”（《四書》）

　　“漾蕩饃味的秋天，太陽如餅如球，四野陣陣飄香，世界都是暖氣，都是甜味，膩得人倒胃。” （《情感獄》）

　　他同時這樣描寫災難：

　　“你看呦，酷夏里落了一場大熱雪，茫茫白白的一片哩。……不消說，……耙耬山脈的這場雪，讓整個山脈和山脈間的受活莊人遭了天災了。”(《受活》)

　　“千古旱天那一年，歲月被烤成灰燼，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樣粘在手上燒心。”(《年月日》)

　　閻連科的小說就是這樣，不斷交織著希望與絕望、溫暖與殘酷，如同水與火的交融。2009年，《我與父輩》的出版，讓人們看到一個溫情的閻連科。那些父輩的故事，因了命運的殘酷，更加讓人動容。2007年秋天回河南老家奔喪。69歲的四叔不在了。也就是在某一瞬間，他“明白了父輩們在他們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勞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溫暖，原來都是為了活著和活著中的柴米與油鹽、生老與病死”。在這部書里，可以看到閻連科內心最溫暖也最柔軟的角落。正是這樣一個貧苦卻溫暖的家庭，造就了他。

　　在城里打工的四叔，激起了少年閻連科對村外世界的向往。每年四叔坐著火車從新鄉回家探親時，都讓閻連科著迷和向往。一年夏天，四叔回來時，穿了件白底藍格的花襯衣。那襯衣的布料不是土織布，而是一種細膩、光滑的“的確良”。村人們圍著布衫說了許多許多的話，表示了對都市的羨慕和對鄉村的厭惡感。“我遠遠地站在一邊，知道了那布衫其實不是布衫兒，而是一種幸福和生活。我渴望得到那幸福和生活。”這樣，憋足了勁兒，在村人們都從四叔家里走了，“我說了一句驚天動地的話：‘叔，把你的布衫給我吧。’這話讓四叔有些吃驚，他站在那兒怔了怔。忽然我又紅著臉朝四叔補充了一句：‘給我穿吧，我都是我們班的學習委員了。’四叔什么也沒說，脫掉那件他新做的布衫疊了疊，用一張舊的報紙包起來，塞到我手里，又拿他的大手在我頭上摸了摸，像我大伯給了我一把糖后，在我頭上摸摸一樣那件布衫就成我的了。因為那糖，那布衫，直到三十幾年后的今天，我都能感到大伯、四叔在我頭上撫摸的溫暖和親情。”

　　《我與父輩》感動了許多讀者，但是對于閻連科來說，這只是一種生活記錄，是他“疼痛寫作”的一種放松。“我的小說寫的是我對于人的靈魂和社會的思考，所以它凜冽、殘酷和荒誕；散文只是我對親人情感的認識，所以它溫暖、善良和美麗。苦難什么都可以帶給人們。善、惡、罪和溫暖。我們說‘窮是萬惡之源’，但貧窮也更容易產生溫暖。《我與父輩》寫的正是這一點。對于老百姓的生活，我想不在于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子，而在于你用什么樣的眼光看待那種生活。”

　　無論是書寫溫暖還是苦難，閻連科對自己的寫作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嘗試不同的文體和敘述語言，因此也被稱為文體家。用閻連科自己的話說：“在文體上，我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每次寫作都是一次新的嘗試，有難度的寫作對我才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