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中解救了出來。沒有曹操，漢獻帝可能很快就死在軍閥手里了，要活到234年才壽終正寢，幾乎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曹操是漢獻帝的生命在兵荒馬亂的內戰中得以保護和存活的屏障，也是漢朝的生命在四分五裂的局勢下延續到220年、曹操生命終止之后的屏障。曹操對漢朝的忠，一些史家認為已經是過當的了；同年他推行屯田制，對于解決百姓的生計和贏得戰爭的勝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203年，下令各郡國恢復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學校教育。204年，頒布了懲治豪強兼并土地的法令。205年，頒布了整頓社會風俗的法令。在此前，還頒布了百姓不得報私仇、禁止厚葬的法令。在曹操集團的努力下，國家北方開始從“江淮之間，人跡斷絕，人與人之間互相啖食”、“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戰爭廢墟中，變成為了一個初步有序的北方。一個失去綱常，處于無序狀態的北方社會，重新有了禮儀法律、行為規范、文明教化，人民勤勞耕作、安居樂業的社會景象開始出現了。

　　曹操在207年以后對歷史的貢獻非常豐富，文化上的、法制上的、發展生產方面的、重用人才方面的、安定邊疆方面的貢獻都很突出。特別值得肯定的是，在處理與漢室的關系上，他終生沒有“還權”于漢獻帝劉協（曹操的軍隊是自己興義兵討董卓建立起來的，不是朝廷分撥給他的，所以在還權上加引號），這是曹操非常了不起的歷史功績。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平定天下，就必須建立一支絕對忠于最高統帥的軍隊，才能做到無往不前、戰無不勝。在長年累月的戰爭中，必然地會因戰爭的特殊情況，形成一大批出生入死的、只以生命捍衛締造這支部隊的首腦、只服從締造這支部隊的首腦指揮的將帥。如一定要以封建道德苛刻的忠君標準去要求曹操，必須把軍事指揮權交給漢獻帝才為忠，那么，這支軍隊缺乏了締造它的首腦強有力的控制，必然出現內變導致天下再次大亂。曹操在210年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上，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曹操在臨終前把軍事和政治大權，交給有相當軍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太子曹丕繼承，（曹丕出生于中平四年，即187年）是對身后國家命運負責的重大舉動，而曹丕在接過實權后，如不能盡快稱帝，盡快統一人心，漢天下名義上屬于漢天子劉協，實權卻屬于曹氏，名、實的沖突會給國家潛伏下重大的政治危機和嚴重的軍事危機。他不具備其父那樣深厚的政治基礎，越遲稱帝，國家越易出亂子。曹丕的代漢而立，在歷史上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然而，就是曹丕這個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的稱帝舉動，不僅在封建歷史評價上殃及了自己，被史書寫成為一個十分惡劣的小丑，也殃及了曹操這位偉大的、終生致力于民族安居樂業，為國家統一事業九死一生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這位一生勤儉，史上罕有帝王相媲美的大英雄，這是曹操在一些史書上被厚誣的重要原因。中國歷史上反動的血統論，最早就是為了迎合封建正統統治的需要而產生的。曹操沒有“篡位”，他的兒子“篡了位”，當老子的也脫不了干系！一鍋端的、誅連式的“批判”，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某個朝代，不論統治得好與不好，都能夠千萬年延續不變的統治下去。這個思想，與儒家“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的思想也是相悖的。曹丕建立的政權，仍然和其父掌握政權時期一樣，是一個堅持以儒家思想治國，重視法治、文化、人才、生產的政權，曹丕本人同時還是中國歷史上了不起的文化大家。“三曹”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是后世沒有哪個帝王家族可以相比的。可以說，曹氏家族對漢末因戰亂斷裂了的中華文明的延續，起到了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承接作用。魏國在歷史上，是遠比蜀、吳兩個軍事化管制的“國家”，在政治和生產、文化、法治領域上進步的。226年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繼位，曹叡仍然是一位能干的軍事家，有的史書上把他的軍事指揮寫得很無能，那是歪曲。曹叡在一邊鞏固北方統一成果，一邊與蜀吳和邊疆少數民族進行戰爭的同時，在尊儒重教、發展生產、選拔人才、審理刑獄、賑災救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曹叡時代制定的法律《魏律》，直承以《九章律》為主體的漢律，較漢律在結構、內容與篇名等方面都有進步，并直接影響到了《晉律》的制訂，在中國法制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曹氏祖孫三代終生都堅持恢復漢朝以儒家思想作為治國、興國的指導思想，漢朝的皇帝雖然易了姓，但漢朝延續而來的，以儒家思想作為國家的治國思想這個靈魂沒有變。在當時僅有的各種治國學說中，儒家學說無疑是最先進的治國學說。曹叡的文學成就雖遠不及“三曹”，但在三國的帝王中，也是蜀、吳兩國的皇帝不可同日而語的。魏國在歷史上不僅遠比蜀吳兩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要好，也比漢末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好得多。北方政權不是邪惡，而是進步的政治力量。諸葛亮207年《隆中對》中所提到的討伐北方，北方政權也是不應當被討伐的。曹操不是董卓，不是秦二世，也不是“曹賊”，而是國家北方和百姓的安全所系。這是207年國家面臨統一大好形勢下，《隆中對》不當提出所包含的第二個理由，或者說“即統學說”包含的第二層含義。

　　三．統一的動機不一定都是好的

　　諸葛亮在封建專制時代一些史家正統的歷史觀看來，最大的歷史貢獻就是讓劉備當了皇帝，續了漢室的正統，并輔佐劉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忠君”是諸葛亮存在的核心價值，忠君的價值在歷史上遠遠高于了諸葛亮智慧的價值和其它價值。劉備是不是代表著漢室正統，史學界歷來有爭議，普遍的認為不是，就算是，由此而產生的《隆中對》及其“先三分后北伐”的實踐，也是否定的。在封建社會，忠君應不應當提倡？答案是肯定的，當君主利益和國家、人民利益趨向于一致時，忠君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應當提倡。封建社會的不少時間，歷史情況都是這樣的，即君主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是比較吻合的。只要君主還能通過他的政治系統控制好國家大政，并希望國富民安，哪怕他是一個昏君，只要還有這么一點希望，忠君都有利于國家和人民。歷史上不少冒死的諫臣，就是忠君的例子。但當君主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徹底地走向了反面，即維護君主的利益，就必然嚴重地損害人民、國家利益的時候，這時候的忠君就走向了國家需要設置君主意義的對立面，這時候不強調人民和國家利益，一味盲目地忠君，就是反動的、阻礙歷史進步的，諸葛亮的忠君就恰恰處于這個時候。漢天下因自身的腐朽、沒落，是漢朝皇綱失常，184年黃巾農民起義爆發和189年董卓擾亂出現、190年天下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北方經過曹操17年的統一戰爭，一個有利于人民和國家的新政權已經出現，諸葛亮在國家面臨全國性統一這個大好形勢出現后，非要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去幫助劉備“匡扶漢室”，這樣的忠君，恰好與歷史進步的必然規律背道而馳，按《隆中對》“先三分再北伐”的方案去“匡扶漢室”，這種忠君的代價，是要把全體人民都重新拉回到長年累月的戰爭中去，實際上就是讓歷史倒退。如前面所述，即使“匡扶漢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