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氏“寡婦院”，前面小院已被毀，現僅存后面天井院。翻拍于中華所存資料圖片

　　尉氏賓館院內，青磚灰瓦的兩層樓房，組合成一座四合院落，看上去莊重典雅，比周圍貼著白瓷磚的現代建筑有氣質多了。

　　從高處俯視，這個四合院讓人感覺不免有些封閉壓抑，但當進入院內天井，卻又感到幾許安穩通透。

　　這個院子，是劉青霞興建的師古堂的一部分。師古堂原是一座奢華、雄偉的大型四合式建筑群，有房屋三百多間，現存建筑是其東北角的一個天井院，有房三十多間，尉氏民間稱其為“寡婦院”。

　　我們原本認為，“寡婦院”是因為劉青霞是寡婦而得名，經文史專家、劉青霞研究者于中華介紹，才知道這名字另有來歷。該四合院南邊，原本附有一個小院，當年劉青霞曾安排30多個劉氏家族的寡婦居住。“這些寡婦大部分是20多歲，甚至十多歲的年輕女子。”于中華說，“劉家人有錢，不少人娶好幾個小妾。男人活著的時候，這些小妾就是大老婆的眼中釘，等男人死了，有孩子的還好些，沒生育過的處境非常凄慘，為了顏面，劉家絕對不允許她們改嫁，留在家里則受盡屈辱。劉青霞深知她們的處境，就將家族內的寡婦都安排在師古堂的這處院落，盡可能地照顧好她們。”

　　這件事，僅是劉青霞眾多俠義之舉中的一件。丈夫去世后，劉青霞開始出面管理家里的財產，表現出過人的才干，在家庭剛剛經歷重大變故后，迅速穩住了局面，“執事者二三百人聽指揮焉”，此后，她勤勉持家，善于理財，“凡屬青霞所管理者，皆有盈無虧”。勤勉的劉青霞不貪圖享受，自奉甚儉，但凡需仗義疏財之時，每每慷慨出手，不做“守財之奴”。

　　婆母去世時，適逢尉氏大災，她借婆母葬禮，舍飯一月。每天備大量饅頭、粥飯，只需在婆母靈位前燃一兩支香、燒一兩張黃表紙，即可隨意用餐，此舉救活了不少災民。

　　尉氏通往開封的官道要經過賈魯河，河上橋被沖毀，行人過往十分不便，劉青霞捐出7000兩銀子，修筑了一座堅實漂亮的大石橋。

　　自丈夫去世后，部分謀奪財產而不得的族人對劉青霞百般攻擊，甚至謾罵、侮辱，使她痛苦萬分，倍感艱難。為了爭取輿論、贏得一般族人的支持，劉青霞對家族事務多有襄助。她獨自出資4萬兩銀子，在劉氏發跡地大橋村興建劉氏祠堂，買地十五頃設立“劉氏義莊”，凡六十歲以上的族人，每月可從義莊支領小麥三斗（約合75斤），并在義莊附設義學一所，劉姓子弟均可免費入學。

　　1905年科舉廢除后，全國各地興起辦新式學堂之風，劉青霞意識到新式教育的重要，大舉出資助學，捐助尉氏高等小學堂3000兩、開封女學堂3000兩、中州公學1000兩，尤其大手筆捐助北京豫學堂3萬兩，贏得了省內外的交口稱贊。樂善好施的劉青霞聲望日增，光緒皇帝降旨誥封她為“一品命婦”。

　　到此為止，劉青霞所有義舉尚未超出樂善好施的傳統范疇。隨后的一次日本之行，劉青霞的生命軌跡出現重大轉折，這位出身名門的“一品命婦”迅速轉型為革命事業的捐助者。

　　【留日學生開啟生命之窗】

　　“一品命婦劉馬氏，系本籍紳士、翰林院侍讀馬太史吉樟之妹，而已故山西試用道劉觀察德煦之妻也。熱心學務，考求實業。茲擬攜子候選主事劉鼎元前赴東洋，調查女學堂及各項實業、學堂規則。由其兄馬侍讀具呈學部請轉咨外務部發給護照。并咨外務部發給護照。并咨照出使日本楊大臣一體保護，俾得從容考察云。”

　　這是1907年《河南官報》的一則消息。在當時，“一品命婦”劉青霞出國考察，算得上河南一條不大不小的新聞。

　　這次赴日考察，已經醞釀了一年有余。1906年初，劉青霞家來了幾位不尋常的客人，這是四位留學日本的河南學生，其中一位是劉氏族人劉恒泰，按輩分，他是劉青霞的侄孫。劉青霞樂善好施、熱心助學的名聲廣為傳揚，深為時人感佩。留日學生張鐘端、潘培祖等聞其大名，利用回國省親之機，經劉恒泰引薦，專程前來拜訪劉青霞。

　　四位留學生中，張鐘端、潘培祖都是同盟會員，張鐘端更是日后河南辛亥起義領袖。在劉家，張鐘端等談及清廷腐敗、外強入侵及日本明治維新、女子教育等情況，鼓動劉青霞親赴日本，考察學務、實業發展狀況，以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對國計民生有更大的作為。

　　張鐘端等人的到來，如同給劉青霞打開了一扇敞亮的窗戶，使她倍感新奇，后來她回憶說，“青霞自游學以來，當與學界接洽，其有出類拔萃之士，甚至引為同志歡若平生”。劉青霞素有俠義之心，出于對這些青年才俊的贊賞，與第一次謀面的張鐘端等人，已結下“歡若平生”的同志之誼，救國濟世的共同理想，使他們此后肝膽相照，共謀大業。

　　與張鐘端等人暢談之后，劉青霞萌生赴日開闊眼界、考察女學和實業的強烈愿望。恰好這年4月，清政府學部上奏，請“從翰林院中遴選志趣正大、學問優長并愿意出洋考察者赴日”，劉青霞的二哥馬吉樟被選中，她聽到消息，便請二哥代為申請護照，經由官方途徑辦理赴日考察手續。

　　官方手續十分遲緩，到第二年才得以成行，劉青霞次年攜子隨兄一起前往東瀛游歷考察。

　　此時正當留日高潮，中國留日學生有七八千人之多，成為當時中國最為活躍的群體之一。

　　據著名近現代思想史學者、洛陽師院副院長張寶明介紹，近代中國留學目的地最初是歐美，甲午戰爭后留學熱點逐漸轉向日本。

　　甲午戰爭后，中國人的民族危機空前加劇，不少知識分子急于了解日本速強的原因，一些重量級的大臣也希望借鑒日本經驗，他們看到了留日的諸多優勢，欲以日本為媒介學習歐美，如張之洞、劉坤一曾上奏說：“獎勸游學……以日本為最善，文字較近，課程較速；其盼學生成就之心至為懇切。傳習易，經費省，回國速較之學于歐洲各國者，其經費可省三分之二，其學成往返日期可速一倍。”這基本說出了留日的好處。

　　由于上述原因，當時的留日熱迅速升溫。1896年第一批留日學生僅13人，兩年后增加到77人，以后逐漸上升到數百人、上千人，到1905年，廢除科舉，轉由留學生中招考人才、授予功名，而倡辦新學卻缺乏師資，凡此種種，使留日學生猛增到8000人。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曾驚嘆，認為這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

　　【入同盟會共匡國難】

　　劉青霞一到日本，便受到了河南留學生的熱烈歡迎。

　　當時河南留日學生集資創辦有《豫報》，有人以“古中原夷”的筆名，在該報發表《捐巨資興學之可嘉》，盛贊捐資辦學的劉青霞和溫縣人原邦用，認為“這等熱心識時、慨捐以救祖國的人，在我們河南很為難得了”。因這篇文章，劉青霞其人其事在河南旅日學生中廣為人知。因此，劉青霞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