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調查，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類學對各門社會科學最大的貢獻,涉獵的范疇有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它是一種“直接觀察法”，使研究不再停留在傳統的“書齋”。早期人類學調查是“一個人的工作”，也有夫婦協作調查的，如以研究太平洋無文字民族而聞名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先生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薩摩亞群島(Samoa)研究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問題。與外界的維系是當地一個美國海軍基地。一個人知識有限，夫妻協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長期野外生活的孤獨和種種不適。

　　在國外，夫婦倆或男女同事一起相伴做田野調查并不罕見。問題是中國有中國的國情。

　　趙元任李方桂反對“禁止外出調查攜眷”令

　　1934年夏天，丁文江(在君)就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不久，即致函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孟真)，禁止研究人員攜眷外出調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語所二組(語言組)主任趙元任、專任研究員李方桂的激烈反對。兩人在國際語言學界都有影響。趙太太楊步偉的祖父是佛學大師楊仁山，李太太徐櫻的父親徐樹錚是北洋將領。這兩對新派夫妻一向被視為神仙眷侶。

　　趙元任、李方桂反對“禁止外出調查攜眷”令，甚至提出辭呈。面對趙、李的堅決意志，傅斯年萬般為難。按說，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會征求他的意見。他于8月4日致電三組(考古組)主任李濟：“趙堅持弟須同意攜眷調查原則；李仍辭。弟毫無辦法，乞兄主持。”這個燙手的山芋，李濟自然不會接，他回電傅斯年，“二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驅使自當遵命。”(臺北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元234-9；以下簡稱“傅檔”)這種事最好的辦法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可傅斯年的性格又做不到。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彈，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與元任當面細談兩次，一切已有比較滿意之解決”，“允將先前致史語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當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調查倮倮語的計劃，因禁令改弦易轍，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聞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態度：

　　云南調查事，弟始終主張。其所以中途變計者，在兄方面以為藉此調停，在弟方面則完全因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則而放棄。目前弟未進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發生任何誤會。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贊成。否則弟不主張。(傅檔：III：202)

　　直到9月3日，丁文江還向傅斯年談起此事的后遺癥：

　　彼允函方桂，力勸其不再辭職，望兄在平斟酌設法(元任云，適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確)。(傅檔：檔號III：205)

　　當時，胡適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任劉半農病逝后遺下的“語音學講座”教職。丁文江與胡適是朋友，越想越氣，處境甚是難堪，竟“以去就爭之”。后經中研院院長蔡元培斡旋勸阻胡適的“挖人”行動，最后改請羅常培出任“語音學講座”教職，事情才大體告終。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則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他帶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馬學良同行。后來馬學良成為彝族語言文化研究的權威，成了那次“反對攜眷風波”的間接受益者，此是后話。

　　此后，趙元任也未有過攜眷外出做田野調查的記錄。

　　董作賓攜女友同行

　　孰料一年之后，風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語所在河南安陽(舊稱彰德)侯家莊西北岡開始第十一次殷墟發掘，所獲極豐，震驚世界。發掘了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一十一座，出土牛鼎、鹿鼎、石盤、銅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鳥獸形儀仗等。4月初，董作賓(彥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前往考古工地監察殷墟發掘工作。他是史語所的元勛，殷墟第一次大規模科學發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參加殷墟的系統發掘，并開始對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斷代的標準，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譜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