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真以“攜女友在辦事處”相責，弟前書已言此乃“風氣”問題，與“風紀”無關，此語孟真亦以為然。故兄來書所言在彰德住宿詳情，當然不成問題。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為女友“往安陽參觀，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賓縱是好友，不能強攜之去，更不能強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紹其參觀……當然無請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遠道參觀之女賓……□之住冠帶巷辦事處者，此為發掘團主持人思永之責。…賓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監察殷墟發掘工作，亦是客人，無權支配發掘團辦事處房屋”，兄草此時當系盛怒未消。此時事過多日，仔細思之，當亦覺上列各語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態度皆如吾兄，則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經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陽(或其他工作處)參觀，兄誠思之，事實上有是理乎?

　　允許住冠帶巷辦事處者誠為思永，然茍無兄之介紹，思永何以識某女士，何以而許其住辦事處乎?

　　兄雖為文化機關代表，同時仍系本院職員，此次不管責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當系情感激刺時所發。此時當亦未必堅持此意。弟為公、為私，不能不向兄解釋，并非欲以此相詰責也。

　　至于兄與孟真個人關系，弟尚有數言欲為兄告。

　　第一，孟真為人極易沖動。沖動之時如火山爆發，自己不能制止。彼對于任何人(弟亦在內)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負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沖動是否合理，姑不具論：而其沖動乃系實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親見之)。

　　第三，彼不函責吾兄而自引咎辭職，正因彼與兄私交較深之故。假如系吳定良而非吾兄，則彼必不肯引咎辭職。

　　關于最后一點，弟還有聲明。兄等與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跡極端脫略，弟常引以為憂。因遇有公務時雙方反因此而易生誤會。弟每見遇有“上司”觀念不應完全不顧時，大家皆只知顧全友誼，反之朋友平常忠告與所謂“上司”毫無關系者，言者常有顧忌，聽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舉動皆不免受此種影響。兄如信弟言之不謬，則氣亦可稍平也。

　　弟之結論如上次。在中國今日覓工作機會，談何容易。兄對于本院、對于朋友、對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論，欲求如傅盂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憶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覺得兄等皆幸運之驕子也。余托適之面陳。(《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253-259頁。)

　　丁文江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終于使董作賓回心轉意。4月30日，李濟致電傅斯年，“請示彥堂行期”；同日，羅常培致電李濟，“請電迎彥堂南下”。(傅檔：元23-35、36)5月1日，李濟致電董作賓，“希即日命駕”。次日，董作賓回電“將抵京”。5月10日，董作賓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狀況”。(傅檔：元16-1)

　　一池春水，又歸于靜。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年冬天，董作賓與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結婚。他后來回憶此事談到丁文江說：

　　丁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國二十四年，那時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寫長信去勸我，他以擺著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寫了許多誠誠懇懇的話語，舉出許多他自己的經驗，諄諄教導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動，于是放棄自己的偏見，服從在他的指示之下。(董作賓：“關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叢刻》”，載《丁文江這個人》183頁)。

　　那年，董作賓四十歲。1940年，避難昆明，他為自家在龍頭鎮皮營村的齋號取名“平廬”。五十歲后，董作賓號“平廬老人”，在書寫的甲骨文書法中也常使用“平廬老人”的印章。董作賓夫人名海平，有人臆測。平廬者，愛妻之心也。

　　(本文參考了潘光哲《丁文江與史語所》一文，載《新學術之路》，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出版，特此致謝。)作者: 岱峻【原標題：學者董作賓民國時攜女友外出調查引發學界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