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河南博物館職員合影，前排居中者為關百益。蕙的風供圖
 

    筆者在開封大學東側開封大學家屬院里采訪了關百益的長子關立言教授。據關立言介紹，“艮園”有東西兩個院落。東院即 22 號院，是一座二進四合院建筑，現除垂花二門拆除外，其余尚保持原貌，只是明三暗五的西屋上房南間因屋頂塌陷無法居住。西院房屋保存比較完好，北邊臨街的二層樓房如今空閑，樓下開有大門，東、西兩院不通。這種建筑格局在開封民居中還是不多見的。

    關百益是上世紀30年代河南省的著名學者，近代考古學的先驅，河南博物館的奠基人之一。他學識淵博，著述很多，在河南期間從事文物收集和整理。他對于史學、金石學、考古學、甲骨學等皆有深邃的造詣和卓絕的創(chuàng)見，對河南博物館的創(chuàng)建與開拓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關百益，名葆謙，字百益，滿族人，1882年出生于開封。關百益先祖于清康熙時期，隨八旗軍入關，初居北京，后被派往開封。關百益的先輩是享受特殊待遇的滿族旗人，隨著清王朝的滅亡開始過著平民生活。1907年，關百益畢業(yè)于京師大學堂，曾任北京第三中學堂校長、北京第一中學堂校長，兼任八旗高等學堂校長。1913年，他任北京內務部古物陳列所參事，1917年回到河南開封后，受聘于河南省教育廳，歷任河南省教育廳公署科員、河南優(yōu)級師范學校校長、河南省立師范學校校長、河南省立第一中學校長、河南省省長秘書、河南博物館館長和河南省通志館編纂等職。

    1929年，關百益受聘為河南博物館編輯。1930年12月23日，河南省教育廳委任關百益為河南博物館館長。當時河南古物保存委員會與民族博物館并入河南博物館。河南博物館創(chuàng)建于1927年7月，是我國成立較早的博物館之一，館址初設在今三圣廟街。關百益到職后，采取一系列建館措施，協(xié)助教育廳制定出《河南博物館組織條例》。此為河南博物館建館后的第一個條例，也是中國博物館系統(tǒng)較早的法規(guī)之一，明確博物館的宗旨為：“一、發(fā)揚固有文化；二、提倡學術研究；三、增長民眾知識；四、促進社會文明。”

    關百益十分關注對專業(yè)人員的培養(yǎng)，當時館中有古物研究員、植物搜集研究員、動物搜集研究員、植物和動物練習生及一些技術員。關百益重視文物的征集和收藏工作，設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兩個部。當時，河南博物館館藏文物有青銅器、甲骨、金石、陶、瓷、玉、牙角等。1931年至1935年，各方贈送博物館的物品，還有動物、植物、礦物標本等。其館藏文物琳瑯滿目，成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觀，有“統(tǒng)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自價值論，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的贊譽。

    關百益任期5年間，收集保藏的歷史文物有數千件。特別是1935年至1936年，其館藏之新鄭古銅器中，有8件展品，送英國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展出3個月，這是河南博物館館藏第一次出國展覽，也是西方國家第一次接待中國文物展覽，取得了良好效果。這批文物出國前，曾在上海展覽6個星期，自英國倫敦返回后又在南京展出4個星期，深受國內外觀眾的贊賞。

    關立言說，他的父親曾經教誨他說，有兩件事最好不要涉及，一是募捐，二是放賑，這兩件事最后都是說不清楚的事情。“我父親到倫敦參加文物展覽，當時華僑熱心支持中國文化事業(yè)，曾募捐一些錢財給河南博物館，我父親無法拒絕，沒想到回來卻因募捐賬目不清而遭到彈劾。當時募捐有的華僑只是給了捐贈數目，并不一定都如數捐款。”關立言說。

    二

    1930年9月，關百益編著出版《南陽漢畫像集》。魯迅在致臺靜農信中曾說：“南陽石刻，關百益有選印（中華書局出版）……”關百益以河南省的重要石刻及博物館藏石刻進行了系統(tǒng)考證。1922年3月，在調查開封繁塔宋石刻后，關百益編著了《繁塔石墨擷英》一書。其序云：“繁塔雖殘廢，尚有宋刻多種，散置于洞壁盤登間，然墨本流傳甚少，藝林引為憾事。壬戌三月，余同祖徠宗懷璞，髯燈甸旬而進。上下內外凡是足跡能到之處，無不備至。共尋得一百六十品，略加考證編成《繁塔石刻志》二卷，置諸書笥，因人事紛繁未及付梓。”

    1932年，關百益自張鈁那里得漢殘石百余塊，經篩選，擇其精華，選一字至九字者60余塊，以行字寡多為次序，編成《漢熹平石經殘字譜》一書。這些石經殘片，可補七經之闕，備史家之考，為研究漢熹平石經提供了實物資料。關立言說，《漢熹平石經殘字譜》就是他們家的“文化傳薪社”印制的。“當時我父親在西院掛牌成立了文化傳薪社，有兩臺石印機和鉛印機，并有攝影圖片制版室，傳播新文化，大量印制了不少開封地方文化小冊子，如《繁塔》、《龍亭》等，現在房屋還存在。”關立言說，他的父親還對魏三體石經進行研究，著有《魏正始石經殘石影本附跋》、《魏石經考》、《魏三體石經殘石釋證》、《魏正始石經春秋尚書殘石跋》等，對后世研究經學史、版本學、漢魏書法藝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1923年8月，在新鄭縣城關鎮(zhèn)李家樓一座古墓中，出土各種古器物700余件，其中完整的青銅器亦有百余件。據一方盤銘文鑒定，古物皆為鄭國宗廟祭祀遺物。這一重要發(fā)現，震動世界，為中外學者所關注。為此，還成立了河南省第一個文物保存、管理機構——河南古物保存所和河南古物保存委員會，有力地推動了河南乃至全國金石學和考古學研究。當時，靳云鶚等人曾用4個月，草著《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公布于世。因書系速成，器物定名不準，且原器物未及修整，殘破不堪，圖版極欠清晰。關百益認真審視這批古物，反復進行研究，又補充一些續(xù)收器物，編著成《鄭家古器圖考》和《新鄭古器圖錄》兩書。《鄭家古器圖考》是1925年編著的，書中以三禮名物制度與新鄭出土古器物相對比，對新鄭出土的60件古銅器的尺度、造型、紋飾及用途進行了詳細考證。此書還把王國維、馬吉樟持不同觀點的文章皆收入書中，以供讀者博覽是正，為研究新鄭古器物和春秋鄭國歷史提供了方便。1929年，關百益編著的《新鄭古器圖錄》共收錄完整器物93器，分攝成57圖編輯而成。該書內容選材準確，考證精密，所選器物均由名技師修理，圖版特請北京攝影師拍照，并得康有為、馬叔平、羅振玉、王國維等著名考古學家鑒定，為研究周代鄭國史提供了清晰、準確的文物資料，比《新鄭出土古器圖志》更加完美。關百益的這兩部書出版發(fā)行后，在學術界廣為流傳，影響深遠。郭沫若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云：“新鄭器物余均未見，近有關百益氏編著《新鄭古器圖錄》一書，采收其青銅器93器，并別錄考釋諸事為一卷以附之，始得識其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