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鄭成功的“自我中心癥”
        
    歷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現一種顏色。
        
    人們習慣于歌頌文天祥的浩然正氣、愛國豪情，卻忘記了他亦有聲色享樂之求；習慣于揶揄錢謙益的貪生怕死、屈節降清，卻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資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過自新之舉；習慣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卻在不經意間錯過了一個機會——揭開隱藏在史籍文本深處的種種秘密。
       
    公元1662年二月初一，困守臺灣熱蘭遮城堡的荷蘭殖民者被迫與圍困該城達9個月之久的鄭成功集團軍達成投降協議。9天后，荷蘭殖民當局及其士兵舉著降旗，灰溜溜地離開臺灣，撤往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淪陷時間長達38年的寶島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率軍收復臺灣的鄭成功將軍，也就被描繪成了一位為了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利益而戰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畫成了一個正視世界、愈挫愈勇、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的行為，是否真的是出于“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愛國熱情而毅然作出的正義之舉呢？
        
    壹 鄭成功是明朝福建總兵鄭芝龍的長子。鄭芝龍從小不喜歡讀書，卻愛好舞槍弄棒，屬于天生的海盜性格。他18歲就外出闖蕩，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國文獻稱翁氏）為妻，生下一個兒子，也就是后來的鄭成功。不久，鄭芝龍憑著自己的能力成為一個“在日華僑首領”的義子，因此繼承了一支龐大的走私船隊，并逐漸發展成為“作亂東南沿海”的海盜集團頭目。被明廷招安后，鄭芝龍反戈一擊，因剿匪有功，升至總兵，掌握了福建10萬鐵甲軍的指揮權。同時，他以此為后盾，通過大規模的對外貿易，成為富甲一方的巨商。
        
    鄭成功回到父親身邊的時候，已經7歲。鄭芝龍給他取名為鄭森，字明儼，號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武將飽受文官歧視，因此武官們普遍重視子嗣的文化教育。鄭芝龍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請飽學之士給鄭森講解經史，終于使這個從小生長在異國的長子，于1638年五月間進學成為生員（俗稱“考取了秀才”）。1642年，鄭森18周歲，去福州參加鄉試。當時鄭芝龍已經加官都督，“富擬王者，遠交朝貴，近懾撫按，炙手可熱”。鄭森也因此而擺出了一副貴公子的招搖派頭，昂首挺胸地踱入試場。提學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順眼，就略施小計，沒讓他中舉。
        
    1645年六月，鄭芝龍的弟弟鄭鴻逵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權，朱聿鍵以恢復中原為己任，而鄭氏集團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想借隆武朝廷的權力來鞏固自己獨霸福建的地位。為了籠絡鄭芝龍，隆武帝不僅將鄭芝龍列為定策元勛，使之位高權重，而且賞賜鄭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這就是“鄭成功、國姓爺”等名字、名號的由來。 
       
    1646年正月，鄭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領兵出大定關，從此棄文就武，開始了他長達16年的軍事生涯。
       
    與此同時，清兵開始大舉進攻浙東，福建形勢驟然緊張起來。鄭芝龍接到了“附清同鄉”洪承疇的勸降書信，決意解甲降清，而鄭成功則堅決反對父親輕易交出兵權的行為。
       
    鄭成功之所以反對父親投降清軍，并不是忠心耿耿于復明大業，而是從保護鄭氏集團利益這一角度出發的。與鄭芝龍不同的是，鄭成功在7歲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傳統因子中有殺身成仁、渺視投降、爭強好勝等思維方式存在。鄭成功從小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必然秉承了這種思維方式。
       
    文化知識的積累，也使鄭成功輕而易舉地判斷出，只要鄭軍利用閩中地利上的優勢，傾盡全力層層抵御，在全國各大戰場上正窮于應付的清軍，自然也沒有足夠的兵力闖過福建的道道險關。他甚至精確地判斷出清廷誘騙鄭芝龍的真實用心。在鄭芝龍前往清營之際，他牽住了父親的衣襟，跪哭著勸說：“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可見，他為挽救鄭氏集團及其領袖鄭芝龍，盡了最大的努力。可鄭芝龍一意孤行，不但下令棄守仙霞關，放清兵一路輕松入閩，而且后來又不聽勸阻，親自趕赴清營投誠，結果被清軍扣押，他的掌權福建的美夢終于化作了泡影，并由此而開始了長達15年的軟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斬首于北京。
       
    鄭芝龍自尋死路，肇因于急功近利的海盜思維，加之文化層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斷形勢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還一意孤行，不聽良言，以至于一生心血毀于一旦，同時還將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于清兵，此舉大大增加了日后鄭成功在閩地抗清的難度。那么，深具文化修養的鄭成功，能否挽回父親一手導致的不利局面呢？
       
    遺憾的是，鄭成功雖有抵抗清軍、恢復中原的能力，但最終卻沒有如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影響制約了他人格的發展——西方心理分析學家阿德勒認為，一個人在生命起初的若干年，會在心靈和肉體之間建立起最根本的關系，從而發展出一套獨特而固定的行為模式、生活樣式，并產生相對應的情緒和行為習慣，而這樣的生活樣式及情緒、習慣幾乎會貫穿于其一生的所有表現中。
        
    洵非虛言，正是這一原因，使鄭成功一生都擺脫不了海盜思維、浪人性格。他的這兩大致命缺陷，表現在日后——那就是只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抗清，對于全國范圍內的其他抗清勢力只作聲援，不予配合，這種“隔岸觀火”、“不以大局為重”的價值取向，阻礙了反清勢力的戰略聯動，不能讓清軍腹背受敵、顧此失彼。各路清軍能擰成一股繩，全力打擊抗清勢力，而各股抗清勢力卻貌合神離，終于被清軍各個擊破。鄭成功在東南沿海難以立足，東渡攻臺，實為迫不得已。
  
    貳 1647年九月，泉州戰役結束后，鄭成功加強了自身力量的積聚，廣泛招募文武人才。在“反清復明”的口號中，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相繼而來。起初，鄭成功對他們禮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會征求他們的意見，逐漸形成了一個善于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時，他還憑借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鄭芝龍的舊關系網，招集兵將，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在他的宣傳攻勢中，陸續又有反清將領、隨鄭芝龍降清復又懊悔的閩中將領、深懷故國之思的降清明將奔走而來。
          
    隨著隊伍的不斷壯大，軍需供應問題很快浮出了水面。由于鄭軍控制的地區僅限于沿海島嶼以及小片濱海土地，而靠當地的物力與財力，根本不能維持一支龐大的舟師、陸戰部隊及其家屬的日常生活。鄭成功是如何解決后勤問題的呢？
       
    他采取了兩個措施：首先，他繼承了鄭芝龍開創的海上貿易事業，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師優勢，把內地出產的物資通過秘密渠道運往海外，從中賺取高額利潤，購買軍需品的費用即由此而來；其次，就是在攻占地區強行征收糧餉。此舉雖然解決了鄭軍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澤而漁，直接導致了民心的向背——百姓寧可做清朝的順民，也不愿做鄭軍轄下的“義民”。“民心盡喪”，這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