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證，從商代始（公元前１６００—１１００年）就有人用金銀箔、皮革或絲織品進行接空刻花制作裝飾品。西漢時，人們用麻纖維造紙，傳說漢武帝的寵妃李氏去世后，帝思念不已，臥不安度，食不甘味，于是請術士用麻紙剪了李妃的影象為其招魂，這大概是最早的剪紙。公元１０５年，蔡倫改進和推廣前人的經驗開始大量造紙，這種鏤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從而誕生了剪紙藝術，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唐宋時期，流行“鏤金作勝”的風俗。“勝”，就是用紙或金銀箔、絲帛剪刻而成的花樣，剪成套方幾何形者，稱為“方勝”；剪 成花草形者，稱為“華勝”，剪成人形者，就稱之為“人勝”。南朝梁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記載：“正月七日為人日，（《東方朔傳•歲時節》：天地初開，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 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陰則災。 八日之中，尤以人日為重，又稱“人勝節”）以七種菜為羹；剪彩 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于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

　　唐代大詩人杜甫以《人日》為題作詩：“此 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 酒，勝里金花巧耐寒。”另一位唐代著名詩人李 商隱也作有《人日》詩，詩中說：“鏤金作勝傳 荊俗，剪彩為人起晉風。”唐代李遠《剪彩》詩寫　道：“剪彩贈相親，銀　綴鳳真，雙雙御綏 鳥，兩兩度橋人，葉逐金刀出，花隨玉指新，愿 君千萬歲，無處不逢春。”　六十年代在新疆出土的文物中，還有一件唐代的人勝剪紙，七個女子人形排列成行，此勝用于圍飾發髻。

　　在日本的正倉院，保藏有兩枚唐代華勝，據日本齊衡三年（公元８５６年）《雜財物實錄》載：“人勝二枚……天平寶字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獻物”，日本天平寶字元年即為唐代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年）。其中一枚為羅地金箔字，上面剪祝頌吉語：“令節佳辰，福慶惟新，曼和萬載，壽保千春。另一枚則用金箔刻了復雜的邊飾，并飾以紅綠羅的花葉，中心是一兒童在竹林下戲犬。

　　當時，還流行著一種用雙絲絹帛剪成的小幡，叫做春幡, 或稱幡勝、春勝，在立春那天，作為節日禮物，或簪于頭上，或掛在柳枝上，亦或貼于屏風。李商隱在《驕兒詩》中寫：“請爺書春勝，春勝宜春日。”意為驕兒袞師請父親在剪彩制成的春幡上寫“宜春”二字。因為立春之日為春天的首日，象征萬物復蘇欣欣向榮，所以唐宋時期，人日剪彩這一民俗活動漸漸集中到立春這天，人們剪制各種幡勝、春幡、春燕、春蝶等等，作為節日禮物。皇帝在這一天也接見群臣，并分別賜以金銀幡勝或者羅幡勝。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一首“菩薩蠻”中寫道：“燭底鳳釵明，釵頭人勝輕。”有一種鳥，因頭項長有金黃色大羽冠很像插著一枝幡勝，而被命名為戴勝鳥，韋應物《聽鶯曲》中“伯勞飛過聲局促，戴勝下時桑田綠”，勝成為春歸大地的象征。

　　宋代陳元靚《歲時廣記》載：“元旦以鴉青紙或青絹剪四十九幡，圍一大幡，或以家長年齡載之，或貼于門媚。

　　在宋代，隨著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許多工藝美術應運而生，并出現了專業剪紙藝術家。周密《志雅堂雜鈔》載：當時京城沛梁“向舊天都街，有剪諸色花樣者，極精妙，隨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余敬之者，每剪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類。更精于二人，于是獨擅一時之譽。

　　明清人的筆記和地方志中也有記載剪紙名家的。如《蘇州府志》載：“趙萼，嘉靖中制夾紗燈，以料紙刻成花竹禽鳥之狀，隨輕濃暈色。溶蠟涂染，用輕綃夾之。映日則光明瑩徹，芬菲翔舞，恍在輕煙之中，與真者莫辨。”

　　《嚴州建德縣志》載：“林文耀，字綱齋，幼即工書，中年失明，乃剪紙為字，勢飛動若龍蛇，點畫不差毫發。室人裝璜成軸，……人稱之日“林剪。”《保定府志》載：“名女，張蔡公之女也。有巧思，與人接談，袖中 細剪春花秋菊、細草垂楊．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大+區），絕巧奪目，得之者珍藏焉。

　　清代陳云伯《畫林新詠》說：“剪畫，南宋時有人能于袖中剪字，與古人名跡無異。近年揚州包鈞最工此，尤之山水、人物、花鳥、草蟲，無不入妙。”并有詩曰：“剪畫聰明勝剪書，飛翔花鳥泳瀕魚；任他二月春風好，剪出垂楊恐不如。”清康熙時，有位宮廷畫家鄒元斗，畫有一幅祝福新年伊始的風俗畫《歲朝圖軸》畫的上端繪有垂掛著的五枚彩色剪紙“門籠”。門箋的形式即是由春幡演變而來。在清代，因滿族人有剪紙的習俗，致使剪紙進入宮廷。在故宮，歷代皇帝舉行婚禮作洞房的神寧宮，墻壁按滿族習俗裱紙，四角貼著黑色的雙喜字剪紙角花，頂棚中心貼著龍鳳團花的黑色剪紙；在宮殿兩旁的過道壁上也貼有角花。據說有人用紙剪成有鹿。鶴、松的“六合春”圖案，加以彩繪，貼于朝服上，連西太后都以為是繡出來的。

　　可以說剪紙藝術自誕生以來，就沒有中斷過。她流傳面之廣、數量之大、樣式之多、基礎之深比任何一種藝術都更加突出。在各種民俗活動中，她無時不在、無處不有，附麗于生活，充實了生活，以她特有的方式默默地喚起人們對生命的追求，對生活的信念，對國富民康的企盼；她將人們平凡的生活點綴得如此瑰麗多姿，充分寄托和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她為滿足人們更高的社會性的精神需要而茁壯成長。

　　如今，剪紙的天地更為廣闊了，它早已走出了莊戶人的小院，走入現代設計的廣闊天地，在產品包裝設計、商標廣告、室內裝演、服裝設計、書籍裝幀、郵票設計、報刊題花、連環畫、舞臺美術、動畫、影視等各個方面都有她的清影；她也走向世界，名揚四海，成為全人類的文化財富與藝術瑰寶。隨著歷史的進程，許多民族的、傳統的東西被漸漸淡化、湮沒了。然而，真正文明的標志應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并存，共同發展。愿這棵古老的藝術之樹常綠常新。

    民間剪紙是勞動人民為了滿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創造，并在他們自己當中應用和流傳的一種藝術樣式。它生存于勞動者深厚的生活土壤中，不受功利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制約，體現了人類藝術最基本的審美觀念和精神品質，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和生活情趣。

    從技法上講，剪紙實際也就是在紙上鏤空剪刻，使其呈顯出所要表現的形象。勞動群眾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在長期的藝術實踐和生活實踐中，將這一藝術形式錘煉得日趨完善。形成了以剪刻、鏤空為主的多種技法，如撕紙、燒燙、拼色、襯色、染色、勾描等，使剪紙的表現力有了無限的深度和廣度。細可如春蠶吐絲，粗可如大筆揮抹。其不同形式可粘貼擺襯，亦可懸空吊掛。由于剪紙的工具材料簡便普及，技法易于掌握，有這其他藝術門類不可替代的特性，因而，這一藝術形式從古到今，幾乎遍及我國的城鎮鄉村，深得人民群眾的喜愛。

    在人類的童年時期，藝術本沒有“民間”與“非民間”之分的。隨著文明的不斷發展，社會階層、職能分工的出現，形成了相對于“宮廷藝術”和“文人藝術”而言的“民間藝術”這一歷史的概念。不同品類作品體現著不同階層的審美標準，應是相互間分界的根本。就剪紙而言，并非凡是用紙剪刻的作品都可謂之“民間剪紙”。歷史上不乏有應貴族市民階層節日習俗需求而專營剪紙的藝人，也不乏文人畫家為藝人繪稿、或專業藝術家運用剪紙技法創作的例證。這類作品與勞動群眾為自己而創作的作品有著質的區別，多已脫離勞動者的審美本色，也不可能為大眾所普遍接受。有的作品雖也在某些地區流傳，但最終必將因為并非民眾自己的創造而在變異中面目全非。即使在今天，許多地區的群眾性美術創作活動中出現的剪紙作品，也不能與民間剪紙混為一談。群眾性創作活動也可以采用民間剪紙的形式，創作出群眾喜聞樂見的好作品，繼而在民間流傳，但其創作目的往往已脫離自身生活的需要，甚至是表達輔導者的意圖。二者之間雖有密切聯系，但不是一個概念。

　　因此，在研究民間剪紙的范圍時，切不可只從表面形式去看，認為凡是用紙剪出來的都是民間剪紙，而忽視了是否為民眾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須，是否被群眾普遍理解和接受，是否在民間廣泛流傳這些民間藝術的基本條件。當下民間文化基礎理論的薄弱，造成認識上的混亂，使得不少人認為，凡是生活在民間的藝人或工匠所作一諸如象牙雕刻、鼻煙壺之類，都可歸類于民間藝術的范疇，這是應予糾正的。包括民間剪紙在內的民間美術，其創作、審美、應用與勞動者生活的土壤不可分離，使之和與其并存的其他藝術品類清楚地區別開來。

　　民間剪紙最能體現自身本色精神的作品，大多保留在偏鄉僻壤的山區農村，即以農村婦女為基本隊伍的勞動者應民間習俗和個人審美喜好而傳承或創作的。這也是本文所重點談及的內容。

民間剪紙之所以能夠歷經中國漫長的歷史演進，而不失其純凈和清新的特質，與中國農村穩固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它自身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互為矛盾，又互為統一的不同特性，決定了其對于不斷變革側自然選擇方式，從而與宮廷藝術、文人藝術拉開了間距。

    1． 依附性與獨立性的統一

　　民間剪紙是附合民間習俗的必不可少一種藝術活動。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于民間特定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環境。家中有白事，窗戶上不能貼得紅紅火火；娃娃不生病，老奶奶也不肯剪一串吊魂的小人人；用于擺襯禮品的，要看是辦喜事、喪事還是做壽；一對老夫老妻的屋里如果貼上一對坐帳喜花，那肯定是年輕人的戲耍；久旱無雨，如果剪的不是求雨的“獨女搗棒槌”，而是求晴的“掃天婆”，那不知要遭多少人的咒罵。這種受存在目的作用制約的依附性特征，表現在具體作品的構圖處理上，也就是作品的裝飾性特征。如懸空吊掛的門箋、碗架云子之類，必須線線相連；貼在窗戶上的則要求與窗格適合，并多鏤空，否則迎光看去只是一個大紙片片；貼作炕圍的，就最好少剪零碎花紋，否則時間長了很容易損壞。

　　諸多的限制，也形成了藝術上的獨特語言。民間剪紙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極力顯示著自身存在過程中的獨立性----即美的特性。一張剪紙，不論它用于何種場合，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必然貫注自己的審美感情。只要人們以美的標準肯定了它，它也就有了存在中的審美價值。當然民間剪紙這種藝術形式的獨立性，對于民俗的限定不是拋離，而是充分駕馭民俗形式的隨心所欲。因而。其存在價值也超越了陪襯民俗的行為目的。

    這種藝術上的獨立性，正隨著社會變革和舊民俗的逐漸消失而漸趨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