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蘇橋鎮政府向南，車子曲折行進在鄉間的土路上，緊依清　河畔，有一座像農家院落的建筑，隨行的許昌縣委宣傳部新聞科孫俊峰科長指著這座“四不像”的院落，有些尷尬地說：“這就是華佗墓園。”　　墓園不算小，有二三十畝的樣子，空曠的原野上出現這樣一座建筑，顯得有些孤單冷清，十二月份的天氣本來就很冷，再聯想起華佗身前死后的境遇，讓我心中禁不住涌起一種難以名狀的悲涼。轉過一座小橋，出現在眼前的是未完全修好的大門，據說是仿打虎亭漢墓的格局，但那水泥刷出的痕跡，怎么也感覺不出漢代的古意。　　

    整座院落的核心就是一座高大的墓冢，墓高５米，周圍３０余米，冢上新砌的花墻，環墓一周，呈六角形。冢前豎一碑樓，碑上鐫刻著正楷書寫的“神醫華公之墓”幾個字，是清乾隆年間的東西。碑樓經過新近修復，高約２米，樓頂結構為北方農村門樓式樣，花脊翹拱，幾只瓦制魚獸立在其上，古色古香。墓周圍有十幾株松柏槐榆在風中搖曳，給墓地增添了幾分肅穆。　　
       
    墓冢的左前方，是北方農村常見的三間瓦房，里面供奉著神醫華佗的塑像，在華佗的左側陪祀的居然是關公，看來《三國演義》的影響著實不小，“關云長刮骨療毒”的故事深入人心。只是在這里，關二爺不是關帝，不是武圣，他僅是華神醫的一位病人。醫乃仁術，普同一等的觀念在這里展現得比較充分。　　

    中國醫學因為關系人身健康，更關系到達官顯貴的健康，所以歷來頗受重視。中國古人有一種理想：“不為良相，愿為良醫。”這是因為醫生跟宰相一樣也是一種“仁術”，所不同的是，一個治國，一個治人。雖然西方也很重視醫生的仁愛道德，卻沒有將醫生提到這么高的程度。　　
       
    但醫術被重視并不意味著醫生被重視，這話看起來有些矛盾，實質上的確如此。自從漢初“士農工商”的次序被排定以后，士就成了“四民之首”，成了當時很多人的追求，而醫者則淪為一種賤業。張仲景曾經感嘆那些只知“競逐榮勢”、“唯名利是務”的輕生之人，“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忘身徇物，危若冰谷”。《三國志·華佗傳》中也曾謂華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就因為這一句話，后世便對華佗的人品甚至醫術產生了懷疑，說華佗以醫術相挾，以圖在曹操那里討得功名利祿，或者說他根本不可能進行真正的外科手術，“斷腸湔洗”之類，只不過是小說家言，這種說法是真的嗎？　　
       
    華佗之死為做官？　　

    進行本文寫作的時候，記者看到一些文章，這些文章不約而同地說華佗真正的死因是想做官“想瘋了”。文章稱，在華佗生活的年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根深蒂固，他對自己“卑微”的醫生身份耿耿于懷，并以之為恥。所以，時時刻刻都在尋找走上仕途的機會。在奔向仕途的道路上急于求成，暴露出其道德上的缺陷，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曹操患頭風病，日益嚴重，所以“使佗專治”。他看了曹操的病情后說“此近難濟，事攻治，可延歲月”，意思是說，這個病一時難以治好，需要假以時日方可。在為曹操治療的過程中，華佗開始故意拖延，找借口回家，而到家以后，又以妻子生病為由，數次逾期不歸。究其本意，乃是要挾曹操，謀以官職。曹操屢召不回，遂“大怒，使人往檢”，但沒有馬上給他定罪，交代手下“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結果當然不言而喻，華佗的妻子并沒有生病，華佗最終系于獄中，死于囹圄。　　

    固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官本位的國度，學而優則仕，經商富了也要買官，人們不論做什么，做到好處，總要擠到官場上去，好光宗耀祖。帝王朝廷以此為餌，加官晉爵，籠絡天下才俊，但在我看來，華佗怎么也不像貪圖功名利祿之人。早年他曾因博學多才，相繼被沛相陳　舉為孝廉，太尉黃琬聘做幕僚，但華佗都謝絕了。或許有人認為華佗自恃才高，不屑“為五斗米折腰”，因此不應征辟，這樣說其實是完全不了解漢代的官制。當時的士人，只要不是世家望族，想當官都要從小吏做起，舉孝廉與征辟之類，已經是仕途捷徑，不應征召而希望一舉得到高官，是極不現實的。　　
       
    所謂“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很大程度上是史官對醫者的偏見所致，這樣的“曲筆”，也不只《三國志》、《后漢書》中有。如果這個“士”解作“方士”，倒也還說得過去，因為救治別人，使自己不能修身養性，長生延命，因此“意甚悔之”，也算不枉把華佗歸在《方技傳》中，只是這種解釋太過迂曲，很難令人信服。　　

    不過有良心的史家，盡管他為尊者諱，盡管他不敢得罪官方，但他不會完全拜倒在官方的腳下，其筆端仍然能透露真相的一角出來，只要動動腦子分析分析，就不難得出正確結論。陳壽還是公平的，畢竟在引用了曹操殺人的借口之余，他還以第三者的客觀筆調幫華佗解釋了一句：“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這里的“食事”指的是什么，即所謂“食君之祿，忠君之事”者也。　　

    曹操為滿足一己之私，強留華佗，想讓他成為自己的侍醫。但華佗稟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這種形同仆役的侍醫。另外醫者父母心，常懷仁德。但曹操為人兇狠殘暴，為報父仇，討伐徐州的陶謙，坑殺徐州百姓數萬人，尸體壅塞，泗水為之不流，接著又連屠取慮、夏丘諸縣，所過“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徐州是華佗早期游學、后期行醫之地，他與百姓休戚與共，內心豈不憤慨！所以他“去家思歸”，甚至推說回家鄉尋找藥方，一去不返，終致殺身大禍。　　

    一段相同的歷史，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千多年過去，我們已經無法考證華佗當時的真實用心，也就無法知道他是為什么而死的。這樣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如果你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可以把所有的歷史都來一個顛覆。但是起碼可以肯定一點，華佗對醫術的精通是毋庸置疑的，他不是一個俗人，是一個真正能為他人解除病痛的醫生。　　　
        
    曹操疑心殺華佗？　　

    《三國演義》上講，曹操聽華佗說要用利斧將他的腦袋砍開，疑心華佗要害他，便把華佗殺掉了。網上有人曾撰文說，如果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待曹操殺華佗的事情，則華佗完全應該被殺。為什么呢？因為華佗對曹操說要想根治，一定要開顱。按照當時的醫療條件，如果曹操被開顱，必死無疑，因為曹操過不了手術三大關：第一，曹操過不了感染關。細菌無處不在，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華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無菌，曹操必然在術后發生顱內感染，而當時沒有有效的廣譜抗生素，僅一個感染就足以置曹操于死地。第二，華佗過不了解剖關，他無論如何也不會知道大腦的精細解剖結構。術后曹操即便不死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要不就是口眼歪斜、記憶喪失，鬧不好會因為手術中碰到生命中樞而死亡。第三，華佗過不了麻醉關。麻沸散一鍋草藥，其藥理作用、麻醉程度、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等都是未知數，怎么能用來進行精密手術的麻醉呢？除此之外，華佗開顱面臨的醫學問題還有不少，像急救等，不論哪一項不具備開顱條件都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當然，《三國演義》中為曹操開顱僅是小說家言，或許是羅貫中為了給華佗臉上貼金，實不足為憑。看他把“關云長刮骨療毒”移到華佗頭上，就可以想見他對這位神醫的偏愛了。查《三國志·華佗傳》，曹操殺華佗是因為華佗“不應征召”，激怒了曹操，因此將華佗捉來殺掉，并無華佗要為曹操開顱一說。不過，開顱之事，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并非沒有成功的可能。據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５日的英國《衛報》報道，考古學家在英國約克郡中世紀小鎮遺址沃林珀西發現了一具４０歲約克郡農民的頭骨，上面有一道１０厘米乘９厘米的傷痕復原痕跡。　　
      
    考古學家認定，該次手術約于公元９６０年進行，其中涉及把頭顱鉆開、把健康頭骨移正及取走碎骨等復雜步驟。該農民接受手術后健康地活了多年，最后因其他病因去世。當時的英國同樣不具備進行現代開顱術的條件，甚至連麻沸散之類的麻醉藥品也不具備，手術卻取得了成功，可見很多事不是單憑想像就可以認定其成與不成的。　　

    中國古代也有類似讓人意想不到的手術。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曾令人驚嘆地論述到腸吻合術的實施方法步驟、術后注意事項等。腸吻合術應和于腹部創傷腸管斷裂者，取斷腸兩端可見者，迅速以針縷如法，邊續斷腸，后取雞血涂于縫口上，勿令氣泄，推入腹內。術后護理重點在于二十日內研米粥飲服，不可飽食，術后百日方可正常進食。雖然我們不可能了解到這種腸吻合術如何消毒，如何抗感染以及它的成功率有多高，只要想到這是公元７世紀的外科手術記載，便足以感慨不已了。　　
     
    更為讓人驚奇的是，《諸病源候論》還記載了大網膜的切除術，它包括壞死大網膜部分的血管結扎及壞死大網膜的切除。采用生絲線將腹部外傷中受損的大網膜動脈結扎一夜，造成供血區域的扇形壞死，次日將其壞死部分一并切除；切除術后不可立即縫合腹腔，須將腹腔內血汁導出（引流）；縫合部位有嚴格的縱橫、陰陽、逆順、緩急等層次區別，使腠理皮膚，復愈如常。這一記錄證明了《諸病源候論》所介紹的外科腹部手術水平是公元７世紀以前人類外科醫學的最高峰。　　
      
    事實上，早在秦漢之間的《五十二病方》中，已有用酒與溫水對被犬嚙者清瘡、止痛、消毒的方法，并叮囑“毋以手操痛”（不要用手接觸傷口），說明了當時已經有消毒的觀念。對于解剖，據說王莽時期曾準許醫者可以用死囚犯人來作醫學解剖。而在魏晉時代，諸如割瘤、截肢、拔牙、補唇等外科手術皆見載于史籍，這些外科手術，年代最近的距華佗僅有幾十年，可見當時的外科手術已經非常流行。因此，對華佗醫術的懷疑，大可不必。　　
        
    醫為小道不堪為？　　

    那么好的一個神醫死于刀下，無論如何是一件令人為之悲哀的事情。假如曹操不殺華佗，憑華佗的醫術不知道能夠為多少病人解除病痛。人們常常感嘆，曹操把華佗一殺，中醫上外科手術就沒了。在醫學發達的今天，像法正、周瑜、郭嘉、曹丕等人，多活個十年二十年應不在話下。甚至可以大膽推論，如果他們生病的當時，有華佗在身邊，這些人多活個十年二十年也應該沒有問題！甚至我們也可以架空一下，想像如果這幫人多活幾年的話，歷史肯定將會改寫。如果曹丕得以壽終，恐怕不會有司馬氏的晉朝；假如法正得以壽終，那么劉備不一定會兵敗虢亭；按照曹操的想法，如果郭嘉不死，赤壁之戰未必失敗，即使戰敗，也不至于大敗。　　
      
    這幫人真的不懂醫學的重要嗎？看來不是假的。至少他們沒有認識到像華佗這種人，完全有可能改變歷史。就連曹操這么英明的人，也愣是沒有意識到醫學的重要，腦子一熱，就把華佗殺了，直至兒子曹沖夭折，才想起華佗，懊悔不已，最后自己也死于頭風。或許那時的人更相信宿命。民諺曰：讀書不成，算命醫生。所以陳壽在寫《三國志》的時候，將華佗列入《方技傳》，與算命的同傳，并且寫了不少沒譜兒的事，“狀華佗之神而近乎妖”。至于張仲景的境遇，更讓人悲哀，正史里干脆就沒有他，悲乎！　　

    在戰亂紛爭的年代，如果有大量像華佗、張仲景那樣的醫生的話，對部隊戰斗力的恢復應該有很大的作用，這一點在現代戰爭中已經得到驗證，野戰醫院已經成為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連吳國太都意識到這一點，她認為方士于吉能醫護將士，勸孫策不要殺他。可惜在古代，醫學乃至整個科學都一直被統治者置于旁門左道、雕蟲小技的地位，未加重視。或者，在一個政治永遠高于一切的社會，科學才是宿命的。　　
     
    坐落在許昌市蘇橋鎮清河畔的這座像農家院落的建筑就是華佗墓園，華佗墓冢前，清乾隆年間修建的碑樓。（原標題：“許都之畔華佗墓”系列之 四華佗之死竟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