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張上世紀30年代的雞公山全圖上，虛線區域為原東北中學校區故址，靳家大樓就是頤廬等7所建筑的俗稱



東北救亡七杰雕像：左起王卓然、孫恩元、閻寶航、張學良、王化一、杜重遠、盧廣績，均為東北中學校董

  新國保“雞公山近代建筑群”系列之四

  □首席記者 孫斌 姚偉 通訊員 華帥 文圖

  引子

  PREFACE

  雞公山得名于報曉峰。不過，在李培基題刻之前，雞公山叫“雞公頭”、“雞翅山”。

  雞公山管理區旅游文化局局長何軍說，李培基當時任河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到雞公山處理豫鄂兩省邊界糾紛，游覽興之所至，題寫“報曉峰”，并勒石。這一題刻從此讓“雞公山”出了名。

  雞公山對公眾開放，得感謝兩篇內參。1978年改革開放，廣大群眾要求開放久負盛名的雞公山景區。1980年，河南日報駐信陽記者站主任魯嘉賓，看到雞公山破敗不堪，且全被部隊占用，寫了一份內參。次年4月，新華社記者陳喬炎、何成章又寫了內參。總書記胡耀邦作出批示，經中央調查組調查核實最后議定：以公路為界，公路南劃為雞公山景區，以北劃歸部隊療養區。從此，雞公山部分景區開始對公眾開放。

  像雞公山對公眾開放一樣，隨著史料的解密，一些雞公山來客幕后所做的事，為我們展開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

  友人贈山地

  辛亥元勛居住雞公山

  雞公山報曉峰西南半山的靈化山（現稱靈化寺），隱藏著辛亥革命志士、首義甲等功勛一段鮮為人知的神秘往事。

  1936年齊光著《雞公山指南》說：“靈化山……初為宦途失意人蘇斐然氏以神道之力，獨手創建，而自成一道教活動之區，此山之得名，即為蘇氏所命出。蘇氏在山頗久，信徒眾多，聞達官顯宦，亦不乏其弟子，所惜于民國二十二年冬夜中失蹤，羽化登仙歟？云游海外歟？局外人所不知也。”可見，時在雞公山管理局任職的齊光，對于蘇斐然的情況并不知曉。

  隨著事件的解密和文件的開放，蘇斐然幕后所做的驚天動地的事為我們所知。

  蘇斐然，原名蘇成章。清末秀才，1910年前加入孫中山組織的“老民黨”（同盟會前身）。他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關鍵人物，因做事不密暴露，同黨被捕入獄遇難，而獨他獲救幸免。由于直接組織領導起義的蔡濟民、熊秉坤等都無法勝任這場大革命，便推舉在清軍中有些威望的黎元洪做都督。黎恐負叛清之罪，固辭不就，最后被槍逼上都督位子。

  義旗初舉，諸事紛雜，原先發動起義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或傷或逃，一時不能臨場主事。于是，蘇成章等十多人商定，由蘇成章起草組織了參謀部，辦理一切事務。參謀部成立后，宣布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國號為中華民國。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背叛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蘇成章看到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被蔣介石所破滅，雖然“革命尚未成功”，卻失去了“同志仍需努力”的信心，棄政從醫。后被國民黨特務關押經營救出獄，蘇成章經此一劫，萌生退隱思想。

  編著《雞公山志》的姜傳高先生說，1929年，適逢友人贈送雞公山一塊山地給蘇成章，另有友人贈送了一筆錢，于是，他在雞公山修建房屋，全家遷住在這里。蘇成章每日誦經講道，與眾不同的是，他只敬奉“靈”字，招徒手續非常簡單，只需寫明入道介紹人和本人姓名，在所供奉的“靈”字前，將紙條焚化即算入道。

  1986年，蘇成章的女兒蘇靜方回憶道：“1933年一個冬夜，幾個土匪模樣的人將父親綁架。留下‘拿錢贖人’紙條。”然而，她并不相信是土匪綁票詐財，其父親不過是個窮道士，更重要的是綁匪“何以不留地址？錢送何處去？交與何人收？”蘇成章的下落，成為一個謎。

  張學良將東北中學遷往雞公山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西安事變，然而，事變前的風云際會，恐怕就鮮有人知道了。隨著張學良來到雞公山，隨著河南大學遷雞公山教學的中共最早領導人羅章龍、隨東北中學來雞公山的中共紅色間諜王化一等風云人物的到來，給雞公山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

  1934年，張學良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剿匪”副總司令，其前敵指揮部就設在雞公山頤廬。1935年《何梅協定》簽訂后，日軍不容抗日和愛國力量存在，張學良將東北中學遷往雞公山，校本部設在頤廬。當年11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張學良任副總司令。

  張學良為東北中學董事長，高崇民、閻寶航、車向忱、王化一等為校董，他們為張學良的親密幕僚。自“九一八事變”后，王化一、閻寶航等多次力勸張學良抗戰未果。

  1936年西安事變前的三個月，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從雞公山到陜西找張學良請愿。據東北中學學生、原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劍白回憶，學生代表見到東北大學學生會代表、張學良的秘書宋黎（中共地下黨員）時，正趕上國民黨特務秘密抓捕宋黎、馬紹周等人。由于宋黎的機智，消息很快被張學良知道。張大怒：“捉人居然捉到我頭上來了！”隨即派衛隊查抄了國民黨陜西省黨部，救出宋黎等人。因為這天按舊時韻目排列為“艷”字，所以此事被稱作西安事變導火索的“艷晚事件”。

  東北軍“圍剿”紅軍連連失利，蔣介石要對兩師的番號予以撤消。這使得張學良及其親信幕僚王化一等人從擁蔣迷夢中醒悟過來。

  對“抗日救亡七杰”有深入研究的雞公山管理區旅游文化局局長何軍說，西安事變前，王化一同高崇民、閻寶航等人商討后一致認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斷送了東北、華北，東北軍被命令參加“剿共”是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同時也是消滅東北軍的一箭雙雕政策。東北人要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就必須停止內戰，保存實力，一致抗日。否則，東北軍就有被消滅的危險，復土還鄉則毫無希望了。

  于是，大家聯名給張學良寫了一封措詞誠懇、情緒沉痛的信，勸其醒悟，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這封信由高崇民親交張學良，并進行說服。張學良收到信后，極為重視，經常找高崇民交談看法。同時，王化一也多次參加說服張學良的會議。所有這些，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起到了推動作用。

  中共早期創始人之一羅章龍2005年寫的回憶錄，也透露了西安事變之前的一些活動。

  1935年，張學良開始悄悄接觸共產黨人，4月25日他借到開封檢軍之名，秘密會見了羅章龍，雙方談到了“打開目前政治僵局的問題，并為今后雙方合作奠定基礎”。

  1936年，到青島的羅章龍“偶遇”李渤海。這個曾當過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李渤海，此時化名黎天才，為張學良倚重的心腹謀士。黎天才說，張學良“夢寐不忘北大營，但不知計將安出”。羅章龍要他告訴謀士們：“選定好一個大題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來。”

  很快，羅章龍以河大經濟系畢業生參觀實習為名，率學生30多人奔赴西安。張學良邀請羅章龍為他出謀劃策。黎天才等20余個“非委”成員，“著重提出一個改變當前時局的建議和實行方案。這就是當時所稱的兵諫方案”。對此，羅章龍深表贊同，并鼓勵說：“希望他們拿出巨鹿作戰的精神，把西安的阿房宮付之楚人一炬！”羅章龍還打算辭去教職，來西安“共起爐灶，共策進行”。

  正當羅章龍履約前去西安“做大文章”前，“突患胃炎，臥病不起。突然間傳張學良已舉兵變。”羅章龍事后回憶說，張學良“舉棋不定，坐失機宜，遂失去進攻的機會。結果矢來無向，致轉勝為敗，陷于俘囚，人謀不成，可堪浩嘆！”

  何軍說，西安事變如讓羅章龍參與其中，結局如何還真未可知。（原標題：新國保“雞公山近代建筑群”系列之四 辛亥革命首義功勛隱居雞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