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時我是槍不離身。槍法不是吹，瞄哪兒能打哪兒！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槍法退步，一旦戰爭發生，我這個當司令的應付不過來，就靠打獵練槍法！所以，什么運動，誰提意見我也不聽！一直到現在，我隨身都帶著槍！”
      
    許世友、鐵瑛和“鐵姑娘” 
      
    “實事求是”是一條有靈魂的紅線
       
    去年建軍節前夕，我被邀請參觀在東莞舉辦的百位將軍書畫展。站在一幅“實事求是”的長軸面前，我很久不能移動腳步。不是字寫得特別出眾，是落款“許世友”三個字讓我吃驚，震動。因為我采訪過許世友的許多下級，都說許世友很少寫字，看完文件、批件，往往只用粗大的紅鉛筆龍飛鳳舞地寫上一個“許”字。 
       
    “鐵大姐，意外吧？”南京芳草園書畫院院長蔡志芳在我身后說，“許世友將軍的夫人和如今已當將軍的兒子看后也驚嘆地對我說：‘他十年不寫一幅字啊！你能找到他的字還真不容易！’”我真想好好擁抱一下蔡志芳院長，感謝她的真情與執著！一個從醫院退休的普通職工，在物欲橫流的時代，自掏路費，四處奔波，吃盡千辛萬苦，搜集元帥、將軍們的近２００幅字畫！身邊說她太傻、太癡狂的人一大把。因為之前一位港商，愿出３００萬元港幣收購她的將軍字畫，她竟把頭搖成撥浪鼓，執著自己的志向：百名將軍的字畫，在全國各大城市公益展出１００場后，將全部捐給國家。
       
    我真心贊美她的癡狂。如果她賣了字畫，不說大處，我與許世友的這幅字便無緣相遇。只一瞬間，許世友親筆寫下的“實事求是”四個字，像一條有靈魂的紅線，把我多年前的親身經歷，及近年來采訪的許世友的許多生動但略顯零散的材料，完全串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過去的一年中，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一塊心病啊！ 
       
    頓時，心潮起伏，難忘的１９７４年，又引出了難忘的１９６６年和難忘的１９６７年。許多事情，仿佛只有成為歷史，拉開一段距離后，才能知道真實的背景，也才能知道真實的意義所在。 
       
    “鐵姑娘來了嗎？！” 
        
    多少年來，不管誰提到許世友的名字，我耳邊就立即響起那個粗獷有力的聲音：“鐵姑娘來了嗎？！”我眼前就會走過來那位黝黑臉膛，一身軍裝，鐵塔般的結實身材，腳踏一雙布條編的草鞋，步履堅實，開口講話，嘴里有一顆金牙在閃亮的人。 
      
    １９７４年夏天，廣州軍區常委會在廣州軍區小島賓館召開，從南京軍區調到廣州軍區擔任司令員的許世友大步走進會場，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   “鐵姑娘來了嗎？！”
     
    我當時的身份是北京《解放軍報》派往廣州軍區的一位２６歲的女記者。
      
    六年的兵沒白當，我“騰”地起立，抬頭挺胸，雙腳并攏，大聲回答：“到！” 
     
    “好，你坐下！”許世友向我揮揮手，一邊落座，一邊大聲威嚴地說：“要記住，每次軍區常委會研究批林批孔運動問題，一定要通知記者。封鎖記者，就是封鎖中央！”
       
    會后我得知，也許是許世友的秘書向他介紹了《解放軍報》來的女記者鐵竹偉，是他的老部下，當時在浙江省委當第二書記的鐵瑛的女兒，所以他才會徑直叫了“鐵姑娘”吧。說實話，當時坐下的我，臉紅心跳，全身溫暖。當然不是因為抓人眼球，也不是因為虛榮心得到滿足，只是感動于許世友對記者、對我的那份信任！
       
    “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我在解放軍報社已經不被信任。我原來在情況小組工作，專門編寫各軍區記者向中央發來的情況。運動一開始，立刻被限時調離！后來是報社工廠排字師傅悄悄告訴我：有記者反映你在浙江當省委第二書記的父親鐵瑛看不起江青，故意不去參加江青親自命名某連的活動。記者處領導可能是為了保護我的積極性或是為了別的什么，就派我從北京出差到廣州軍區，參加《解放軍報》駐廣州軍區記者組的工作。主要任務不是下部隊采訪，而是參加廣州軍區黨委常委“批林批孔”運動的會議，并寫出情況簡報。
         
    會議并不是一帆風順。起初是許世友反復提出一個問題：“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為什么林彪要南逃廣州？”當然，軍區有一批領導被追問。誰知不久，中央來了通知暫停會議，特別指定廣西壯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也來參加會議，仿佛是在糾偏。于是，原先被追問的一批軍區領導反過來揭發，當然不會連許世友都批，只是每次發言都強調一句：許司令你剛調來，你不了解情況！
        
    總之，我看得出來，對剛調到廣州軍區不久的許世友來說，面對的局面很復雜。
        
    記得會議暫告一段落，我將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位身材高大、膀大腰圓的軍人找到賓館我的房間，操一口地道的山東話：
       
    “鐵記者，我是許司令的警衛員，首長請你到他家里去一下！”
       
    “好！”那時年輕的我，從基層部隊調到《解放軍報》還不到一年，思想非常單純，既沒有親不親線上分的“站隊”概念，也沒有打小報告拉關系的打算，只是覺得多一次看望長輩的機會，就爽快地答應了，放下手中的報紙，戴上軍帽，立即出門。
        
    路并不遠，走過一座不長的小橋，大院深處套著的一個小院，就是許世友的家。
       
    “許伯伯，您好！”我進門立即行軍禮。
       
    “好！坐！”許世友伸手一握，指指沙發，自己一邊坐，一邊急切地問：“鐵姑娘，你爸爸好吧？他最近在干什么？” 
       
    這個問題白天也有人問過一次。
       
    記得中午軍區宴請韋國清、趙紫陽兩位領導吃飯，也請《解放軍報》記者參加，許世友招手把我叫到主桌坐，親自對趙紫陽介紹：這個軍報記者鐵姑娘，是浙省委第二書記鐵瑛的女兒，鐵瑛也是河南人，你老鄉嘛！ 
       
    趙紫陽與我握握手，微笑著問：哦，小老鄉，你爸爸好嗎？
       
    那種場合，我只能點點頭，勉強地說：好。
       
    此時，只面對許世友，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還能干什么，在大小會上挨批斗唄！他右胳膊都被造反派拉傷了，至今抬不起來。” 
       
    “斗他干什么？鐵瑛是個好同志嘛！”許世友的聲音一下提高了。
      
    “說他是許世友的人，是林彪線上的人！要用１５噸大吊車吊他下賊船！”
      
    “胡說八道！”許世友用力拍打了一下沙發扶手，“我是誰的人？我是毛主席的人！你對你爸爸說，我把他調到我這來！” 
        
    一直在報社看別人懷疑目光的我，聽許世友堅定不移的信任口吻，真覺得心在快樂地飛翔！當時２６歲的我，還太年輕，一點不了解上層斗爭的復雜性，真希望爸爸能被調來，能在一個信任自己的領導手下工作，就不會再被大會批斗，無故受冤枉。如果能這樣，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時，我在賓館還能用軍線和爸爸通電話，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