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謝溫墓志》、《虞道育墓志》、《謝球墓志》、《蔡冰墓志》、《黃天墓志》、《王德光墓志》、《何氏墓志》等等。在這些墓志中，相比較而言，書刻工整者大都具有一定隸意，書刻隨意者則明顯帶有一定的行書筆意。
   
    隸意稍重者如《高崧墓志》、《謝溫墓志》，這些算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字體方整，結構謹嚴，運筆圓熟疏放。其字體間架結構雖屬楷書，但在形態上仍然保留著隸書的一些特質。從這些墓志的絕大多數字來看，結構上已經是純粹的楷書，用筆方面，如橫畫的起筆斜截入，收筆改上挑為下頓，豎畫多作懸針或垂露狀，豎鉤處改隸書的彎弧為趯挑，以及撇畫的出鋒，捺畫的一波三折等，也顯示出相當成熟的楷書法度。《謝溫墓志》中的“夫人會稽謝氏”六字，與傳刻的鍾繇小楷或王羲之臨鍾繇小楷書，幾乎很難區別。而《高崧墓志》中的“年、廿、十、一”等字的長橫畫，起筆斜截而入，收筆向下頓按，中間輕提而過，已經儼然是唐代成熟的楷法。
   
    行書筆意稍重者如《顏謙婦劉氏墓志》、《夏金虎墓志》、《王仚之墓志》、《劉媚子墓志》、《孟府君墓志》等。這類行書筆意較重的墓志都是磚刻，書刻都比較隨意，大多是在磚燒前的軟泥坯上書刻而成，筆畫不加修飾，中間粗而首尾尖細，結構上隸楷雜陳，整體風格類似于王羲之《姨母帖》那樣早期行書，如其中《孟府君墓志》共有五快，從書法風格上看，似乎是由不同達到兩個人書刻而成的。字形大小參差，似信手鐫刻，毫無矯揉造作之態，但書法卻率真質樸，別具一番風味。雖楷化程度較重，而一些筆畫又略具行書筆意，同時某些筆畫似仍具有一定隸意。還有一塊《謝球墓志》，書刻極為粗糙，有點類似于后世印章上隨意刀刻的行書邊款。
   
    由于一塊墓志之中往往含有不同的書體，甚至一個字體竟存在不同筆意，因此對六朝墓志書體的分類只能是相對的，尤其是第二類墓志，它們之間只存在隸意、楷意孰強孰弱的問題，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嚴格界限。綜而言之，同一時期東晉墓志往往多種書體共存發展。如永初二年（421年）的《晉恭帝玄宮志》書體為森嚴峻整的隸書，而于此同年的《謝珫墓志》和晚此四年的《宋乞墓志》則已為略具隸意的楷書。顯然，這種同一時期墓志書體和書風的差異，應與書體演進沒有多大關系，而更有可能與書、刻者書技的優劣和對某一書體的偏愛有關。這種情況在東晉時期家族墓志書法中表現得更加突出，例如在呂家山出土的李氏家族的墓志就與在象山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在書法風格上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應該與兩個家族墓志書寫者的審美意趣密切相關。此外，同一時期東晉墓志書體的差異可能還與書丹和刊刻情況有關。大體而言，凡未經過書丹或刊刻隨意者，其書法多保留一定手寫行書的筆意。反之，則書法刻板工整，少見行草筆意。
   
    總而言之，從宏觀上看，東晉墓志書法又是沿著大體一致的軌跡發展演進的。依據墓志書體風格特征的變化，大致可以將東晉墓志書體的演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東晉早期，主要流行第一類隸書墓志。這一時期墓志數量雖然不多，但書體卻整齊劃一，除《張鎮墓志》的書體微具些許楷意韻之外，其余皆為波挑明顯的隸書，如《謝鯤墓志》、《溫嶠墓志》、等。第二階段從東晉中期到末期，主要流行楷隸相雜的墓志。這一時期墓志數量大大增加，書體復雜多樣，既有《李緝墓志》、《王建之墓志》一類以隸為主略具楷書或篆書筆意的書法，又有《謝球墓志》、《謝溫墓志》一類以楷為主略具隸書、行書筆意的書法。不過，這些只是對東晉墓志書體簡單的、相對的劃分，書體演進的實際情況是十分復雜的，它不是一種除舊布新的過程，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新舊并存的狀態。一種新書體產生后，舊書體并未消亡，而完全有可能因書者個人喜好長期使用。  

    論西晉的隸書

    隸書是古代漢字書體之一，是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的第二大書體，隸書之名最早見于東漢。但隸書究竟起源于何時，的確很難斷言。班固《漢書．藝文志》云：“（秦）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茍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云：“秦始皇初兼天下，……大發隸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相傳隸書有程邈所創，漢代蔡邕在《圣皇篇》云：“程邈刪古文隸書。”后人有以為隸書出于大篆者 ，亦有認為隸書來源于小篆者 。諸說盡管不一，但早期隸書多有篆書筆意這是不可否認的。有篆書到隸書是漢字演變史上重要的變革，它是篆書的變體，又是楷書的前身，上繼周秦，下開魏晉。隸書大致有如下風格特征：其一是在筆法上，在隸書中出現了折筆和出鋒兩大新法，解放了筆鋒，運筆則強調了輕重緩急。在筆畫形態上，點畫亦有粗細變化，變圓為方、變曲為直、調整筆畫斷連、省減筆畫結構等，各種點畫錯落有致，顯得空前的豐富多彩；其二是在結構上，由于隸書的筆勢明顯地帶有左掠右波的趨向，而筆勢又與結體相互影響，所以左右開張的筆勢則促成了隸書字形趨于扁平、結體偏于橫勢。這樣，左右分馳的筆勢，與扁平的結構，互為因果，相輔相成，造成了隸書特有的風貌。由于隸書筆法和結體上的特點，隸書在布局章法上也形成了與其他書體迥然異趣的特色，即每個字的中心分布雖然大致均勻，但因為筆勢向兩側伸展，字形扁形，故字與字間的距離大于行與行間的距離。隸書突破了六書的造字原則，奠定了楷書的基礎，標志著古文字時代的結束，開創了今文字的新階段。
   
    西晉隸書具備隸書的基本特點，但也不乏特點時代的獨特個性。
   
    西晉時期，雖然楷書和行書已經逐步興起，但在莊重嚴肅、正式規范的場合仍然實用隸書，尤其是在碑碣上仍以隸書為正體。今天能見到的西晉隸書書跡大致有《張光磚志》（泰始元年，265年）、《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潘宗伯閣道題名》（泰始六年，270年）、《太上玄元道德經》（泰始六年，270年）、《任城太守孫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皇帝三臨辟雍碑》（咸寧四年，278年）、《魯詮墓表》（太康三年，282年）、《馮恭石槨題字》（太康三年，282年）、《楊紹買冢地券》（太康五年，284年）、《和國仁墓碑》（太康五年，284年）、《王君殘墓志》（太康八年，287年）等三十余種，此外還有一些墓磚和建筑用磚。西晉隸書書跡的數量遠遠多于同一時期的篆書，而且這些隸書書跡的品種非常豐富，包括碑刻、神道題字、墓志、墓門題記、石槨題記、石柱題字，它們大多見于當年喪葬的遺物上。綜觀這些隸書書跡，大致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隸書的整體風貌。它們不但具有大致相同的時代、地域、民族風格，而且它們各自在字形、結構、章法上又不乏個性特點。

    一  西晉的碑刻隸書
   
    西晉歷時僅僅半個世紀，隸書仍然是這一時期的正體文字，所以碑刻亦多為隸書，書法風格雖然上承曹魏傳統，但程式化更為嚴重。因為西晉明令禁止立碑，所以流傳今天的豐碑巨碣甚少。比較著名的碑刻有：《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此碑隸書具有風姿古樸，康有為認為此碑書法“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與魏碑之《靈廟》、《鞠彥云》皆在隸楷之間，可以考見變體源流”；《任城太守孫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此碑書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