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被尊奉為蠶神，是中國蠶桑絲綢業的開山鼻祖。史書中記載她發明了養蠶繅絲技術，并在民間推廣這一技術，受到后世的愛戴。嫘祖真正被尊為蠶神是北周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雖然《淮南子》中也曾提到過“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即為先蠶。”可漢代祭祀的蠶神為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嫘祖為蠶神的地位沒有得到普遍承認，直到北周嫘祖才做為蠶神被人們祭祀。那么，嫘祖為什么會被尊為蠶神？而且還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同？

    我國是蠶桑繅絲業的發源地，有著悠久的養蠶治絲傳統，桑蠶在中國古代農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國很早就有關于蠶神的記載，《史記·黃帝內傳》載：“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纴之功。”商代甲骨文中更是發現明確的關于祭祀蠶神的卜辭，如武丁時占卜求年于蠶神，祖庚祖甲時以蠶神與其他神并祭，以蠶神與祖先上甲微并祭，廩辛康丁時依然祭祀蠶神。這些卜辭證明殷代蠶有蠶神，稱蠶示，與其他神或自己祖先同祭，被崇拜為遠古神靈之一。 [ 1 ] 相傳周代王后每年春天都要到北郊祭祀先蠶，而漢代皇后也要用少牢祭祀蠶神，祭祀的蠶神已經有了明確的記載即菀窳婦人、寓氏公主。《晉書·禮志上》中說：“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于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后漢書·禮儀志上》稱：“祠先蠶，禮以少牢”劉昭注引《漢舊儀》：“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干寶《搜神記》卷十四載：“漢禮，皇后親采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兒者，是古之遺言也。”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齊以黃帝為蠶神祭祀，《隋書·禮儀志二》說：“后齊……每歲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于壇上，無配，如祀先農。”北周則首次正式將嫘祖和蠶神稱號聯系起來，將嫘祖奉為蠶神祭祀，《隋書·禮儀志二》記載：“后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 �� 、御媛、御婉、三 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此后，嫘祖為蠶神的說法得到廣泛認可，南宋羅泌的《路史·后紀》說：“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倮祖，以其始蠶，故又祀之先蠶。”《通鑒外紀》載：“西陵氏之女，為黃帝元妃，始教民養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后世祀為先蠶。”元代王禎《農書》稱：“嘗謂天驅為蠶精，元妃西陵氏始蠶，實為典要。”《清史稿·志五十八》載：“乾隆七年，始敕議親蠶典禮……是歲定皇后饗先蠶禮，立蠶室，豫奉先蠶西陵氏神位。”清代吳乘權的《綱鑒易知錄》也說：“西陵氏女嫘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后世祀為先蠶。”

    嫘祖之所以被尊為蠶神，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嫘祖與考古所見養蠶治絲業的起源基本上處于同一時代。 許順湛先生認為黃帝時代約在公元前 4420 ～ 2900 年之間，如與考古學文化相對應，則黃帝時代相當于仰韶文化中晚期。 [ 2 ] 根據史料記載嫘祖為黃帝元妃，那么嫘祖所處的時代大致也應該在距今 6500 ～ 5000 年之間，而考古發掘證實距今 6500 ～ 5000 年恰好是中國蠶業生產的起源時期。 1921年，在遼寧省砂鍋屯仰韶文化遺址（距今約 5500年），曾發掘到一個長數厘米的大理石制作的蠶形飾。其上的蠶形被學者確認為蠶。 1926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的民居遺址（距今約 5600 ～ 6000 年）中，出土過一個半截蠶繭。此蠶繭殘長約 1.36厘米，最寬處約為 0.71厘米，曾被利刃所截。 1958年，在浙江省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 4700年左右）中，出土過一些紡織品。經鑒定，這些紡織品中有絲麻兩類。絲制品有綢片、絲線和絲帶，綢片尚未完全碳化，呈黃褐色，長 2.4厘米，寬 1厘米，屬長絲制品。絲纖維截面積為 40平方微米，絲素截面呈三角形，全部出于家蠶蛾科的蠶。 1960年，在山西省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遺址中，出土過一個長 1.8厘米，寬 0.8厘米，由 6個節體組成的陶制蠶蛹形裝飾。 1984年，在河南省滎陽縣青臺村一處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過一些絲、麻紡織品，其中絲織品除平紋織物外，還有組織十分稀疏的羅織物。上述出土文物說明：在距今 6000年之前，蠶即引起我們祖先的注意和觀察（甚至有可能已開始利用），在距今 5000年之前，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已有了蠶業生產，也就是說，我國蠶業的源頭，至少可以定在新時期時代晚期。 [ 3 ] 誠然，一千多年前的北周，人們還沒有辦法根據出土的考古材料考證中國蠶桑業的起源時代，但中國古代存在著一種祖先崇拜。 顧頡剛先生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認為“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 4 ] 恰好說明了這一問題。古時候的人們當他們不能對某種事物的起源發明做出合理的解釋時，他們更樂意把榮譽的光環放在古代圣賢身上。例如黃帝，古人將許多發明創造都與黃帝聯系起來，《周易·系辭》記載黃帝做杵臼，“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世本》載：“伯益作井。”孫馮冀注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 《呂氏春秋》中說：“黃帝有陶正。”《通鑒外紀》詳述說：“黃帝命寧封為陶正，以利器用。”《古史考》亦道：“黃帝時有釜甑。”《物原》則說：“軒轅作碗碟。”《稽古錄》說黃帝“始制軒冕，垂衣裳。”《史記·封禪書》中說：“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 髯 下迎黃帝。”《帝王世紀》稱：“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及至黃帝，為筑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軒轅本紀》記“黃帝筑城造五邑” 。《淮南子》說：“黃帝造車。”《古史考》稱：“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車。”《史記·歷書》載“ 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類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黃帝時代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發明時代、英雄時代，古人把 杵臼、碗碟、車等的發明都追溯到黃帝。 歷史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漸漸地把蠶神與黃帝時代聯系起來，在北齊以黃帝為蠶神來祭祀。而男耕女織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基本形態，將蠶神與黃帝時代的一位女性聯系起來似乎更為合乎情理，于是歷史選擇了嫘祖，嫘祖成為中國養蠶繅絲技術的發明者和蠶桑業的保護神。

    其次，嫘祖為黃帝元妃，將嫘祖奉為蠶神更有權威，更有影響力。《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通志·三皇紀第一》說：“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亦曰女節，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山海經·海內經》稱：“黃帝娶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 他將中華民族帶入文明階段，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受到后人極大的崇敬和愛戴，將黃帝的元妃嫘祖奉為蠶神，可以借助黃帝的光環，擴大蠶神的權威和影響力。反過來，將嫘祖奉為蠶神，又更能夠彰顯黃帝的英明。需要說明的是在我國古代女性是紡織業從業者的主體，將女性角色奉為蠶神更為適宜，漢代祭祀的蠶神菀窳婦人、寓氏公主以及嫘祖都為女性。《詩經·豳風·七月》記載了婦女們采桑的勞動場景：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考工記》中將婦功與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并列，合稱為“國之六職”，“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墨子·非樂》也稱：“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纴，多治麻絲葛緒捆布縿 ,此其分事也。”

    最后，嫘祖被尊奉為蠶神目的是為了促進蠶桑絲綢業的發展，進而促進紡織業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絲綢制品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公元 1世紀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公元 23 ～ 79 年）在其所著的《自然史》中寫道：“中國產絲，織成錦繡文綺，運至羅馬，……裁成衣服，光輝奪目，人工巧妙，達到極點。”并說：“中國或作塞里斯，在希臘古語里意思是絲。”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就是因其是東西方之間運送絲織物的主要通道而得名的。絲綢業在我國古代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農桑生產。《漢舊儀》云：漢代置“蠶官令丞”，為指導全國養蠶事業的專職官職。《四民月令》中記載了從養蠶到繅絲、織縑、擘綿、治絮、染色的全部生產過程，說明養蠶織帛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生產活動。《隋書·地理志》中記載：“豫章之俗，頗同吳中，一年四五熟，勤于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雞鳴布。”宋朝獎勵蠶織的詔令更是屢見不鮮，太祖建隆三年（公元 963年）“命官分詣諸道申勸課桑之令”，神宗熙寧二年（ 1069年）“分遣諸路常平官專領農田水利，民增種桑柘者，毋得加賦”，光宗紹熙三年（ 1192年）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理宗寶慶三年（ 1227年）三月庚戌“詔郡縣長吏勸農桑，抑末作，戒苛擾”。 [ 5 ] 明代下詔指出農桑為衣食之本，農桑成績是官吏考績的主要內容。除此之外，漢代以后統治者還通過“祀先蠶”的祭祀活動，以達到促進養蠶制絲業發展的目的。從北周開始嫘祖被奉為蠶神祭祀，統治者期望通過嫘祖的影響力和祭祀本身的示范作用，在全國形成重視蠶桑的局面，從而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嫘祖被抽象為養蠶繅絲技術的發明者，被尊為蠶神，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以嫘祖為象征推動蠶桑絲綢業的不斷進步和發展。

    嫘祖是中國蠶桑絲織的發明者和養蠶繅絲技術的代表，是中國紡織技術的象征。嫘祖發明絲織的傳說在中華文化史及科技史上均具有深遠的意義。

    注 釋：

    ［ 1 ］ 趙承澤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紡織卷》，科學出版社， 2002年。

    ［ 2 ］ 許順湛：《五帝時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 3 ］ 趙承澤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紡織卷》，科學出版社， 2002年。

    ［ 4 ］ 顧頡剛：《與 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 5 ］ 趙承澤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紡織卷》，科學出版社， 2002年。

    作者簡介：

    王星光，河南省獲嘉縣人， 歷史學博士，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科技史、先秦史的教學和研究。

    馬偉華，河南省澠池縣人，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科技史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