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水坡蚌砌“中華第一龍”出土后，立即轟動了海內外，并引發了對龍文化精神實質的探討。西水坡蚌龍遺跡有三點被學者們關注：一是蚌龍的時代和地域。蚌龍發現于歷來被稱為中華民族搖籃的黃河下游、古史傳說中“顓頊之墟”（春秋時被稱為帝丘），而且，碳十四科學測定其年代為仰韶時代早期距今6460＋-135年；在這一時期，全國各地也相繼出現了不同造型的“龍紋”。二是西水坡蚌圖第一組出土于墓葬中，而且作為隨葬品龍虎相伴隨。第三組又有人騎龍形象。三是在塑造蚌龍的時代，這里氣候濕熱，水域廣闊，水草茂盛，有所謂雷夏澤、大野澤、菏澤，最適合鱷的生存。而“雷澤”即傳說中華肯履大跡孕伏素之處。以上三點充分說明，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起源的早期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之根，黃河流域仍然是最先進、最發達的地區，仍然是中華民族的主根之一。中華民族被稱為“龍的傳人”，在西水坡找到了最為有力的注腳。“中華第一龍”在濮陽出土并非偶然，是這一古代文明勝地所應有的杰出作品。有的學者，從濮陽龍產生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這一獨特視角，比較了商代龍與濮陽龍造型上傳承關系，認為“‘濮陽龍，與鱷的‘親緣’關系以及濮陽龍作為后世‘中國龍’的直系祖先的觀點，可以從商王朝禮器上已趨于定型的龍紋中得到證據”。“以濮陽龍為主根系，在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吸收各區系‘龍’的‘神’與‘形’，融合而成的‘商代龍’是為中國龍的祖型。在其后，特別是在秦漢帝國建立之后的兩千多年中，中國龍的‘精’、‘氣’、‘神’及龍的造型不斷深化與豐富，而使龍具有了騰云駕霧，翻江倒海，呼風喚雨，氣貫長虹的無窮神通，它充滿活力，成為無與倫比、無可替代的中華民族的族徽，成為中華全民族精神上的血緣紐帶。而龍一度曾被賦予的皇權象征的特質，在歷史的長河中只不過是瞬間變異而已。”④為什么許多中華人文始祖如伏羲、黃帝、顓頊都和龍有關系，從這里也可以得到科學的說明。蚌龍出土之所以在海內外引起偌大的轟動，在濮陽一時也到處出現了眾多帶“龍”字的商店、賓館，并引以為自豪，其原因就是在幾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這一文化傳統的核心就是“大團結”、“大統一”、“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有的學者將其概括為義利觀文化——華夏民族對人的本質的認識）。這一觀念產生一股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炎黃子孫共同為祖國繁榮富強而奮斗。

    三、蚌圖遺跡的含義

    史前先民對自然、社會的認識形式是宗教的形式，這種在當時唯一可以稱為人文的東西，是在人們改造自然、認識自我的最初生產實踐中產生的，而這一認識成果只有在生產力獲得初步發展并進入農耕定居社會的前提下，才能給予比較完整清晰的表達，因此，在原始宗教的表現形式中，常常包含著與農業文明有關的科學內容。例如先民為安排農業生產進行天象觀測所形成的“北斗、二十八宿”天文學體系就是這樣。在先民的心目中，日月星辰、寒暑四季的變化規律由大的意志主宰，尊重自然規律，就是尊重天的意志。

    西水坡M45中龍虎陳設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中國傳統天文學四象體系。順著這一思路，一些學者⑤試圖用天文學的觀點對M45進行解釋。他們依據考古和文獻資料進行比較準確的天象推算，發現M45所有跡象和M45時代的真實天象完全吻合。“四象”中只有“兩象”是和當時只有冷暖兩個季節相適應的，從而大膽地得出結論，M45是中國最早的天象圖，這樣就把我國傳統天文學“四象”體系的起源提前了近4000年。

    西水坡M45這一天文學內涵深深包裹在原始宗教的思維方式之中，即既體現了宗教觀念，又包含著科學認識。其宗教內涵的實質，就是以龍虎圖案作為墓主人死后靈魂升天的媒介和天人對話的工具。天文學中“四象”（蒼龍、白虎、朱雀、玄虎）也被稱為“四靈”或“四神”，本身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從美術史角度把這種充滿神話色彩的藝術構思稱為“人獸母題”。從神話中黃帝騎龍升天、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到漢代墓葬中出土的帛畫、壁畫、畫像石等遺物上各種騎龍升天形象，都是這一題材的生動體現。而第三組人騎龍擺砌圖案，更生動地說明史前神話題材所包含的真實歷史素地。

    在中國哲學的思維模式中，“人文”和“天文”是兩個十分重要、內涵十分豐富的概念，結合“人文”研究“天文”，往往是破譯考古之謎的一把鑰匙。所謂“天文”，就是“天象”，即帶有意志的天體變化；所謂“人文”，即人對自然的認識。在古人的眼里，天體與人間可相互感應，天象的變化乃是上天對人間禍福的預示。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天象崇拜信念合乎邏輯的發展。西水坡M45號墓把自己骨骸和龍虎埋葬在一起的做法，就是天人合一這一思維方式最早最生動的圖解。

    濮陽是上古五帝之一顓頊及其部落的活動中心。顓頊的主要功績，是對“夫人作享，家為巫史”時代原始宗教所進行的改革。史書所載“絕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⑥，是其改革的主要內容。這里所說的神，或許已如徐旭生在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對帝顓頊宗教改革所做的分析那樣，濮陽西水坡M45的時代，已完成了“絕地天通”的偉業。

    四、蚌圖遺跡發現的考古學意義

    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的重要性在于發現了四組蚌圖遺跡，而要科學地說明它的性質，必須結合出土的所有遺物和其他遺跡。從出土器物分析，其文化面貌屬于仰韶文化后崗類型，而且明顯受到北辛文化的影響。從地域上講，濮陽處在文獻所載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的接合部，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可以相互印證，四組蚌圖遺跡應該是兩種文化的不斷交往的結果。然而，由于蚌圖在中原仰韶文化考古史上乃首次發現，學者們在興奮之余，對其牽涉的中國文明起源，仰韶社會性質等問題的討論，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

    不可否認，四組蚌圖是仰韶先民祭祝活動的產物，即吳汝祚先生所說的“禮制建筑”（7）。如果冀南豫北地區磁山——裴李崗、后崗一期、后崗二期（河南龍山文化）這一文化發展序列定位不錯的話，那么西水坡蚌圖“禮制建筑”應是在磁山遺址原始祭壇遺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在蚌砌水平上所體現的高超技藝表明，沒有訓練有素的專業巫師難以達到如此水平。巫師在當時不僅從事宗教活動，又是天文、醫學等科學知識和藝術文化的掌握者，所以巫師的作品常常體現著社會分工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的文明程度。蘇秉琦先生在蚌圖出土后不久就在一文中對這一“藝術神器”的文明因素作了充分的肯定。（8）雖然對西水坡M45周圍幾具“殉人”的性質看法不一，但考慮到M45的高超水平，“文明曙光”的結論是不過分的。

    關于中國文明的起源，多年來一直是多學科共同關心的課題。80年代中期紅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廟址的發現，為學者們向前追溯中國文明起源提供了希望。而這種規模宏大禮制建筑的突然出現，使學者們意識到，中國文明起源可能更早。時隔不久，在1987年發現了西水坡遺址，四組蚌圖祭祀遺跡在布局上與女神廟以壇、廟為中心，兩側為積石冢這種布列方式是有相似之處的，這使人想起了蘇秉琦先生對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兩種文化交往的路線所作的論述：“從關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黃河，經汾水通過山西全境，在晉北，向西與內蒙古河套地區連接，向東北往桑干河與冀西北，再向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連接。”（9）雖然豫北仰韶文化如何向北發展與紅山文化相交匯，還沒有更多的資料證明，但紅山文化受到豫北仰韶文化的強烈影響是沒有疑問的。如此看來，吳汝祚先生提出的西水坡蚌圖是中國禮制建筑源頭這一觀點是十分有見地的。（10）

    濮陽是中國歷史上的勝地，文獻記載中的中華民族的祖庭圣地、祖塋圣地和龍源圣地，在西水坡遺址發現以前，這里的考古工作做的不多。第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就有如此驚人的發現，使人們看到了前途和希望。我們相信，隨著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進行，濮陽地區一定會對中國的考古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注釋：

    （1）《濮陽縣西水坡仰韶文化蚌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9年），第174頁。

    （2）《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現場會發言摘要》，《華夏考古》1988年第4期。

    （3）同（2）。

    （4）邵望平、高廣仁：《“濮陽龍”產生的環境條件與社會背景》，《‘95濮陽“龍文化與 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5）李學勤：《西水坡“龍虎墓”與四象起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8 年第5期；伊世同：《星象考源·中國星象的原始和演變》，《中國科學技術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陳美東、林文照、周嘉華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6）《國語·楚語·觀射父問絕地天通》。

    （7）吳汝祚：《西水坡遺址發掘的意義》，《’95濮陽“龍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部曲與三模式》，三聯書店1999年版。

    （9）蘇秉琦：《中華文明的新曙光》，《東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0）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