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這個少年決定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他前去投奔著名學者荀子，與韓非同學，"學帝王之術"。在當時荀子諸多學生中，李斯和韓非最為著名，而"斯自以為不如非"。被視為儒家的荀子，最好的兩個學生都成了法家，只能說明那個時代需要法家；數十年后，漢代創立，天下和平，儒家才獲得"獨尊"的地位。

　　李斯學成之后，認為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沒有足以建功立業者，因此決定西入秦國。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也就是韓國間諜鄭國前往秦國的那一年，李斯來到了秦國。他先投靠相國呂不韋做門客，若干年后找到機會向秦王陳詞:如今六國皆弱，秦國獨強，這是萬世難逢的機會，當"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如若不抓住機會，待"諸侯復強"，"雖有黃帝之賢，不足并也"。這番陳詞，獲得了嬴政的嘉許。不久，嬴政用他的計策，任用他為秦國間諜頭兒，暗中派遣大批間諜前往六國，這些間諜攜帶重金，收買各國名士大臣，能賄賂的"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間君臣之后，借各國內亂，再派良將領兵攻打。

　　大概工作成績很出色，秦王"拜斯為客卿"。

　　正當干得順風順水時，鄭國案發，秦國宗室"請一切逐客"，李斯也不能幸免，"倉鼠"眼看做不成了。在這個歷史將發生重大變故的關頭，李斯寫作了《諫逐客書》。

　　這篇文章理足辭勝，雄辯滔滔，顯示了李斯過人的見識和才華，更顯示了他作為政治家的成熟和功利。李斯以秦國國家利益作為判斷逐客利弊的標準，他先列舉秦國四位最著名國君重用客卿的往事，以事實說明客卿在秦國強大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反問道:"客何負于秦哉？"然后指出秦王嬴政廣泛接納外國寶物，而驅逐外國人才，對人對物持雙重標準，重物而輕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最后，他論述"棄黔首以資敵國"的錯誤和荒謬，指出"今逐客以資敵國"的危殆。全文層層深入，無可辯駁，令秦王嬴政看得一腦門子汗珠，他當即收回成命，挽留客卿，并重用李斯為廷尉，使李斯有了更廣闊的舞臺。

　　如此一來，鄭國的案件也有了轉機。嬴政重審此案，鄭國趁機申告:"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嬴政洞察這個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因此赦免鄭國，令他繼續修筑此渠。數年后，水渠完工，被命名為"鄭國渠"。

　　當年嬴政不殺鄭國，實在是明智之舉。一旦殺掉此人，秦國沒有人可替代鄭國，此渠必然半途而廢。據現代測量，鄭國渠平均坡降為0.64％，反映出鄭國測量技術之高超，而此渠跨過河流的"橫絕"技術，以及在渠首采用避免泥沙堵塞的橫向環流技術，都堪稱高明。

　　鄭國渠開閘放水，李斯獲得重用，這些因素使秦國更加強大富足；而日益衰落的韓國，卻放著超級人才韓非不用，這不能不說是兩千多年前的咄咄怪事。

　　超級人才遭韓國冷遇

　　在今天看來，韓國派水工鄭國做間諜，無疑飲鴆止渴。不過，客觀地說，在一定時間內，這個笨主意也確實消耗了秦國國力，拖住了他們東征的步伐。如果韓國能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選賢任能，整頓內政，變法圖強，這個計策或許就"漏勺"變"高招"了。可惜，韓國本擁有才能不遜李悝商鞅的韓非，卻不能加以信用，白白糟蹋了鄭國的努力。

　　韓非的世系，史書記載不詳，只說他是"韓之諸公子"。有小說家說他在諸公子中，身份十分尊貴，是韓王安的堂叔，桓惠王的親侄子，說他本來有王位繼承權，所以兩代韓王寧愿國力日衰，也不重用這位出類拔萃的人才。

　　小說家并非沒有根據。當年韓襄王的太子嬰英年早逝，他的兩個弟弟公子咎、公子蟣虱都有希望成為太子。公子咎用蘇代之計，花了一年多時間排擠掉公子蟣虱，自己當上了太子，數年后即位當了韓王，就是長眠在胡莊大墓的桓惠王。小說家的推測或許很有道理，只有如此，才能解釋為何超級人才韓非悲鳴韓國，不得其用。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這是《史記》中純客觀的表述。

　　韓非洞察韓國弊政，深知圖強要領，卻英雄無用武之地，內心的郁憤可想而知。對懷才不遇的韓非，司馬遷有著深刻的同情，他飽蘸濃墨，書寫了此時的韓非:

　　韓非痛恨治理國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憑借君王的權勢來管理部下，不能任用賢能之士富國強兵，反而任用夸夸其談、對國家有害的文學游說之士，并且讓他們

　　的地位高于講求功利實效的人，由此令韓國弊政叢生。無奈的韓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

　　這些著述，集法家之大成，其卓越的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戰國時期，法家從道家、儒家分離出來，適應時代需要，勃然而興。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都既有理論，又有卓有成效的實踐。那個年代，變法往往如變魔術般，很短時間就能興利除弊，令一個國家生機迸發，活力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