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看待嫘祖的傳說

    嫘祖故事的發生是和黃帝的傳說聯系在一起的。黃帝和嫘祖的傳說至遲在戰國、秦漢時期已在民間廣為流傳。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左傳》、《國語》、《竹書紀年》、《山海經》、《莊子》等著作中均有若干黃帝史事的記載，《山海經》、《世本》等著作中已有有關嫘祖史跡的部分記載。然而，囿于先秦時期文獻資料的極度貧乏和先秦時期史料固有的復雜性。加上當時人們歷史觀念的局限，有關黃帝和嫘祖的傳說，有爭議的地方甚夥。西漢時期杰出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依靠其所掌握的先秦文獻和大量傳說資料，并輔之以實地考察，第一次勉強拼湊出包括黃帝在內的傳說中的五帝時期的歷史，但在《五帝本紀》中，司馬遷仍一再強調“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在“書間有缺”的情況下，司馬遷撰著《五帝本紀》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為后人研究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歷史線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線索，供后人進一步作實事求是的研究。在這樣的著作背景下，司馬遷依據《山海經》、《世本》等先秦時期的文獻記載，也將嫘祖的傳說寫進了《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顯然，在《史記》成書前的先秦、秦漢時期，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嫘祖僅僅是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的“正妃”，而且在我們今天看來，以上材料中的“正妃”、“天下”均為人類文明時代的術語，將其置于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顯然并不符合史前社會的歷史實際。

    將嫘祖與教民養蠶相聯系，顯然是較晚的事。據現有的材料看，宋代羅泌《路史》中有關于嫘祖教民養蠶、以供衣服的傳說，內容較為豐富。《路史·后紀》說：“黃帝元妃西陵氏日倮祖，以其始蠶，故又祀之先蠶。”由此可見，至宋代，嫘祖教民養蠶、以供衣服的傳說方在民間廣泛傳布。嫘祖的傳說從開始發生到內容不斷豐富并最后定型大致經歷了長達千年的歷史。嫘祖傳說的形成過程正和三皇五帝的傳說一樣，是“層累地造成的”。既然如此，我們認為，將不同時期流傳于各個地區的有關嫘祖的傳說一概視為信史，顯然是從根本上無法站住腳的。

    20世紀的中國古史研究曾先后受到信古、疑古辨偽再到“走出疑古時代”等學術思潮的影響，中國古史研究也在此學術背景下不斷走向深入。尤其近年來新石器時代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新的考古學資料為古史研究提供了日漸豐富的第一手實物資料。中國古史研究不斷向著縱深方向發展。在我們今天看來，嫘祖的傳說似乎也絕非后人有意的向壁虛構，其中必然有若干可信的史實為基礎。《愙齋集古錄》、《攟古錄》收錄金文有“*[女+疊]妃”、“*[女+疊]妊”名稱，孫詒讓《古籀馀論》以為，“*[女+疊]字為嫘祖二字合文”。陳直先生據此推測：“傳說之黃帝元妃嫘祖，事或有征。”(《史記新證》，中華書局，2006，1頁)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曾講道：“黃帝傳說是非常重要的，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樣，也是一個包含著神話文明的素地。它既有神話，也有史實，不可一筆勾銷。”他又強調指出：“傳說就是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歷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李學勤《黃帝傳說一定有歷史的“素地”——<黃帝故里故都歷代文獻匯典>》，《光明日報》2005年4月19日)考古學家鄭杰祥先生也曾講道：“傳說中顯然會有一些夸張的地方，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原始人總把自己的首領歌頌為半人半神的人物，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所有原始首領人物的一般特征，黃帝等歷史人物也是如此。對于傳說時代人物的事跡，我們固然不可全信，但也不應完全否定。”(鄭杰祥《黃帝與嫘祖》，張德軒主編《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論集》，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6)以上兩位先生的精辟論述，對于我們正確看待嫘祖的傳說無疑頗有幫助。

    有關文獻和考古學資料表明，嫘祖與黃帝傳說的發生應有著相似的歷史背景。早在四五千年前，興起于黃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經展現了華夏民族的祖先從漁獵向農耕生產過渡的歷史風貌，中華農耕文明在氣候適宜、土壤肥沃的黃河中游地區開始形成。與此同時，長江流域的屈家嶺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也都顯示了稻作農業開始出現，中華民族先民在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時代痕跡。夏、商、周時期，農耕業已成為華夏民族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戰國、秦漢以后，以男耕女織為特征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開始在中國古代以農業為主體的復合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黃帝和嫘祖的傳說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經過先秦、秦漢時期學者的綜合、概括、整理和加工而逐步形成。嫘祖的傳說首先應有諸多先秦、秦漢以來流傳于民間的不同舊說作為基礎，而這些流傳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舊說中必然應包含有若干可信的歷史素材和大量有價值的歷史線索。如果我們對流傳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嫘祖的傳說很好地進行一番整理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則不難發現這些流傳已久的傳說中似應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嫘祖來自傳說中的西陵氏集團，西陵氏集團與傳說中的黃帝集團在共同的地域范圍內結成胞族，互為婚姻，生息繁衍。

    2．降居江水、若水的青陽、昌意集團顯然應為黃帝和嫘祖所在西陵氏兩族結合而形成的胞族不斷增殖裂變的結果。

3．以黃帝和嫘祖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先民共同開啟了農耕文明，蠶桑和絲綢文化構成嫘祖文化的核心內容。

    二  蠶桑、絲織業起源的考古學考察

    田野考古學資料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國是世界最早發明蠶桑、繅絲、織綢的國家。目前已知最早的蠶繭是1926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半個蠶繭。1928年經美SMITH- SONION學院鑒定，確認它是蠶繭。盡管有的學者曾經對此提出過疑義，稱“這個發現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東西”，“我們不能根據這個靠不住的孤證來斷定仰韶文化已有養蠶業”(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考古》1972年第2期)，但迄今為止，更多的學者則傾向于西陰村的發現是可靠的，并非仰韶文化中的“孤證”(唐云明《我國育蠶織綢起源時代初探》，《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近年來的考古資料對后者不斷給予重要的支持。1980年和1981年，河北正定南陽莊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兩件陶蠶蛹，其中一件經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昆蟲室鑒定，系家蠶蠶蛹(唐云明《淺述河北紡織業上的幾項考古發現》，《中國紡織科技史資料》第5輯，北京紡織科學研究所出版，1981)。此外，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出土有陶蠶(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崗》，文物出版社，1989)，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的彩陶中也有蠶形圖案(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滎陽青臺仰韶文化遺址甕棺發現的紡織品標本，經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紡織研究室鑒定，不僅有用麻織的布。還有用蠶絲織的帛和羅(張松林《滎陽青臺遺址出土紡織物的報告》，《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以上材料表明，中原地區蠶桑業的起源是很早的。

    在祖國南方地區，中國先民將野蠶馴化為家蠶至今也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了。目前發現的較早的絲織品是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絲織品殘片。該殘片中的絹片尚未炭化，但已變質，長2．1厘米，寬l厘米(汪濟英、牟永抗《關于吳興錢山漾遺址的發掘》，《考古》1980年第4期)。1979年有關單位對殘絹片作進一步鑒定，“確認為長絲產品，經緯向絲線至少是由20多個繭繅制而成，沒有加捻。股線平均直徑為167微米，絲縷平直。絹片是平紋組織，表面細致、平整、光潔。經密52.7根／厘米，緯密48根／厘米”(陳維稷主編《中國古代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科學出版社，1984)。根據C14的年代測定，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絲織品的年代至少不會晚于2630BC±140年，所以，學術界公認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絹片和絲帶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絲織品。此后，在江蘇吳江梅堰(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江蘇吳江梅堰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3年第6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出土的器物上均曾發現有蠶紋圖案。以上材料表明，長江流域似乎亦有可能為我國蠶桑、絲織業的起源地之一。

    正因為蠶桑、絲織業是在我國許多地方先后開始的，所以有關嫘祖的傳說在全國各地流傳頗為廣泛。僅劉守華先生所舉學術界所言嫘祖故里。即有湖北宜昌、四川綿陽、山西夏縣、山東費縣和浙江杭州等說(劉守華《嫘祖傳說考辨》，《中華民族之母嫘祖》，中國三峽出版社，1995)。馬世之先生所舉另有湖北黃岡、湖北浠水、四川茂陵、四川鹽亭、河南西平諸說(馬世之《嫘祖故里新探》，張德軒主編《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論集》，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6)。以上各種說法分別在不同地區長時期流傳，應該說皆非空穴來風，它們均有或多或少的歷史依據，不能一概否定。

    三  嫘祖文化流變管見

    值得注意的是，嫘祖的傳說一開始就與黃帝的傳說緊密相連，所以．馬世之先生稱嫘祖文化為炎黃文化的亞文化(馬世之《嫘祖故里新探》，張德軒主編《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論集》，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6)。黃帝的傳說雖然流傳地域頗為廣泛，但目前絕大多數古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均贊同傳說中的黃帝一系屬于中原文化系統。2006年5月18日，河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在鄭州召開嫘祖文化研討會，與會專家分別就嫘祖文化的研究和開發充分發表了個人意見。2006年10月15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河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和西平縣委、縣政府在西平再次召開嫘祖文化學術研討會。經過論證，大家取得共識，一致認為嫘祖故里在西平。正如與會專家所論，嫘祖故里在西平的說法有文獻記載、考古學資料和大量風物傳說材料作為支持，其他諸說均缺乏一定的說服力。以上認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值得重視。在此，筆者對以上意見，略作補充，以期求教于歷史學和考古學方面的大家。

    筆者以為，嫘祖里籍的諸多說法實際上反映了遠古時期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交流與吸收的背景。考古學資料均表明，中原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流域很早就是華夏族群先民生息、繁衍的地方。與此同時，黃河上游、長江流域、東南沿海、西南地區、北方地區均發現有不少新石器文化遺存和不同文化類型，它們的文化內涵各自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但又或多或少地與相鄰文化或中原文化相互滲透。嫘祖的傳說在全國各地廣為流傳，正說明嫘祖文化的源頭應該是多個而不是一個。但應該強調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惟有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廣泛吸收了長江流域、黃河上游、山東半島、江淮流域和北方地區等各族文化中的先進因素的基礎上，一脈相承，繼續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中原地區以外的諸多種新石器文化卻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出止步不前乃至倒退的跡象。中華文明在中原地區得到了最充分的發育，中原地區也因而最先進入文明時代。應該說，嫘祖的傳說應該是中原地區的華夏族群在融合了周邊地區各族流傳已久的有關嫘祖的傳說的基礎上，加以綜合、概括、整理和加工而逐步形成，并最終融合于中原地區炎黃文化系統。

    嫘祖文化在中原地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深深地根植于中原文化系統。夏、商、周三代及秦漢時期，中原地區所在黃河流域無論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遠比長江流域重要，在此后長達數千年，中原地區一直居于中華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經過古代學者的改造和統一．最終定型后的嫘祖傳說在中原地區尤其是在稱為天中地區的西平一帶廣為傳頌，應該說是無足為怪的。（周書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