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代易學

    清代是復興漢易的時代。清人解易著作十分豐富，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其中內容和傾向都很復雜。清代易學主要有兩派，一派以惠棟和張惠言為代表，倡導漢易。一派以焦循為代表，力圖會通百家。惠棟著有《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周易古義》等書，篤守漢易，不敢發揮，并且注重卦象的形成和變化，淡化《周易》的哲學價值。張惠言則專攻虞翻易學，著有《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書，企圖全面恢復虞氏易學。焦循則不然，他一方面依漢人解易的精神，注重象數文字訓詁，另一方面又獨辟蹊徑，以建立新的易學體系。著有《易學三書》，即《易章句》、《易通釋》和《易圖略》，成為清代漢學易學的殿軍。

    對《河圖》與八卦關系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康熙年間的學者江永研易從朱熹之說，在《河洛精蘊》一書中對《河圖》與八卦關系作出了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從總體傾向來看，清代易學缺乏對哲學問題的探討，對易學哲學的建樹甚少，理論思維很薄弱，是古代易學哲學的衰落時期。

   (六)近現代易學

    20世紀初至70年代，《周易》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歸納起來大致有四個方面。

    第一，注重對《周易》經傳文字的注釋。代表著作有沈竹初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學》和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周易大傳今注》。其中以高亨注釋的《周易》水平最高。他將經與傳分開，認為經是卜筮之書，傳是哲學著作。不講象數，并且將“元亨利貞”解為大祭和利于占問，不以為是四種德行，發前人之所未發。

    第二，重視考證，并從歷史的角度去理解《周易》卦爻辭中的事件。代表著作有：于省吾的《雙劍讠多 易經新證》，聞一多的《周易義證類纂》，余永梁的《易經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時代》、《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顧頡剛的《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及《易系辭傳觀象制器的故事》，李鏡池的《周易探源》，胡樸安的《周易古史觀》，屈萬里的《周易卦爻辭中的習俗》。

    第三，注重對易學史上的著作加以評述而寓己見于其中。如民國初杭辛齋集古今易書達620余種，著有《易楔》、《學易筆談》。周善培著《周易雜卦證解》，專以“雜”字解，自成一家之言。還有朱謙之的《周易哲學》，高亨的《周易卦爻辭的文學價值》、《易大傳的哲學思想》，金景芳的《易通》等書，使易學研究出現了新面貌。

    第四，用現代科學證《易》。本世紀30年代沈仲濤著有《易與科學》(英文本)，主要論述《周易》與西方科學的暗合之處。沈氏之后，又有薛學潛著《易與物質波量子力學》及《超相對論》二書，丁超五的《科學的易》。這 些科學易的特點是以科學比附《周易》，還未能以《周易》的思維方式去推動科學，或在其思維啟發下進行科學發明創造。

    80年代后，國內易學研究十分活躍，嚴肅的學術研究與民間易學都十分火熱。從學術研究來看，呈現出多元化特點，有易學史研究，“易”之義理研究，“易”與文化史研究，還有《周易》與中國古典美學、文學之關系，《周易》與現代管理，易與醫、易與養生學等研究。更為突出的是，周易研究同自然科學領域找到了《周易》超越時空的價值，出現了“科學易”。各種規模的學術討論會十分活躍。不同層次的學術團體、研究院、學校相繼建立。不同專業類型的刊物、報紙也先后面世，如《周易研究》、《周易報》等，而且逐漸形成《周易》研究中心，如河南安陽《周易》研究中心，倍受國內外易學界的重視。民間易學更是五花八門，尤其是《周易》與算卦，《周易》與氣功，《周易》與古代堪輿(風水)，《周易》與預測等。

    海外周易研究

    亞洲國家接觸易經最早。日本在唐武后長安二年（702年），就曾頒布“大寶令”，要求學生通曉一兩部經書，其中就包括《周易》。日本歷史上不斷涌現出有影響的易學家和《易著》。

    西方最早讀《周易》的人是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明末（1582年）利馬竇傳教到中國，在華生活28年，翻譯和撰寫了許多著作，使孔子思想在16世紀就傳入意大利。

   《易經》第一部西方語譯本是法國傳教士金尼閣（Nielas TriBauit）于杭州譯出，為拉丁文本，揭開了易學走向世界的序幕。金尼閣曾于1610年、1620年兩次來華傳教，同時悉心研究《周易》，他譯的拉丁文版《易經》是世界上第一部西文譯本，因此被稱為西方易學上的哥倫布。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f）1659年到中國，在上海、蘇州、鎮江、淮安等地傳教23年，他同恩理格、殷鐸澤等人把《大學》、《中庸》、《論語》和《周易》翻譯成《西文四書直講》，書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之意義，1687年在巴黎出版。法國傳教士雷孝思所譯拉丁文《易經》，書名叫《中國最古的書》，于 19世紀30年代出版。

   《易經》第一本英文版是英國傳教士麥格基（R·C· mcciatchie）于1876年譯出，由于該書杜撰成分過大，被西方某些評論家評論為敗筆之作。由英國傳教士利雅各翻譯，1882年于牛津出版的英文版《易經》，盡管冗長、呆板，但是當時在西歐被認為是最理想、最有影響的譯本。1963年美國紐約大學又將其再版。美國貝恩斯（Baynes）根據衛禮賢譯本轉譯成英文的《易經》，1950年在紐約出版，這本書勝過所有據中文原著翻譯的英譯本，成為當今西方英語國家所通用的“標準譯本”，一再被翻印。當代歐洲心理學權威、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在英文《易經》的序言中說：“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有頗多相同的地方。”對《易經》給予極高的評價。

    最早的《易經》法文本出版于1750年，由法國傳教士宋君榮（Antonius Goubil）譯。后又有法國霍道生的譯本。而影響最大的是比利時人哈雷茲譯于1889年在布魯塞爾出版的《易經》，成為當今西方通用的法文本。

   《周易》傳到西方后，立即引起西方學者的濃厚興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科學家、大代數與微積分的發明者萊布尼茲，在1679年靠自己的聰慧發明了“二元算術”之后，因為不能應用而無實用意義，不敢公布于世。后來，他從在華的傳教士白晉的來信中知道了中國的《易經》和易圖。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中得到了有系統、有條理、有邏輯的科學方法，發現伏羲六十四卦與他發明的“二元算術”完全一致。他在給白晉的信中說：“人們都知道伏羲是中國古代的君主、世界著名的哲學家、中華帝國東洋科學的創立者，這個易圖可以算現在科學之最古老的紀念物。然而這種科學，依我所見，雖然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數千年來沒有人了解它的意義，這是不可思議的。它和我的新算術完全一致。當大師正在努力理解這個符號的時候，我依大函便能給它以恰當的解答。我可以自白：要是我沒有發明二元算術，則此六十四卦的體系，即為伏羲易圖，耗費了許多時間，也不會明白吧” 。他還說:“將伏羲的文字再延展出去,發明一種新的文字。易六十四卦給與‘普遍文字’的發明以重大的暗示，使思想與數發生關系。對于思想計算上非常有利。這個發明，對于人類精神作用的完成及道德與宗教真理的進步，更有興趣，而眼界也拓展了。”他意想不到其得意之發明早在中國伏羲六十四卦中就有表達，欽佩之余寫信給康熙皇帝要求加入中國籍，并在法蘭克福創立起一所中國學院（此學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被毀）。萊氏之舉，引起了世界各國對《易經》的普遍重視。

    19世紀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憑借中國《易經》取得了偉大成就。他在自傳中說，他的著名的正反合的辯證邏輯定律，是受中國《易經》啟發而完成的。并且說：“《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是有絕對權威的”。

    量子力學的創始人、諾貝爾獎獲得者、丹麥物理學家玻爾依據陰陽學說提出并協原理（亦稱“互補原理” ）時，總覺得語言敘述不能充分表達原意。1937年應周培源教授邀請來中國，先后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講學，游覽了長城、十三陵、六和塔等，在孔廟看到了太極圖。他看到陰陽魚構成的太極圖時大為驚訝，認為太極圖是他的思想最恰當的表現，因此選中了太極圖作他的族徵，象征著中西文化的融合。玻爾曾與泡利很有興趣地專門研究過《易經》。我國唯一在玻爾指導下工作過的學者冼鼎昌回憶說：“聽他（玻爾）講東方哲學與物理認識論的關系，我驚嘆于他對中國古典哲學的深入了解，開始懂得他以中國陰陽太極圖為其族徵中圖案的道理了。”

    最早的德文版《易經》于 1924年在法國耶拿出版 ，由德國傳教士衛禮賢(Richard Wilheln)譯。衛禮賢精通漢語，1899年來華傳教，在華居住達25年之久，曾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在華期間，對《易經》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向中國的易學家、京師大學堂校長勞乃宣和胡適請教。他曾在北京大學和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舉辦《周易》講座。1913年開始將《易經》翻譯成德文，譯筆簡潔流暢，忠實可信，成為利雅各之后影響最大的西方譯本。衛禮賢之子衛德明，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于1943年向駐北京的德國人作學習《易經》的輔導報告，1944年將輔導材料整理成書，書名為《周易八論》，成為今天西方人學習《周易》的指南。1960年貝恩斯又將其譯成英文。

    1987年美國海軍天文臺的羅伯特·合林頓宣布：太陽系存在第10顆行星，這是客觀存在、毋庸置疑的。這一宣布使人類有可能解開兩個玄妙的宇宙之迷：一是 19世紀天王星的運行軌道為什么會“失常”；二是26000年前地球上的恐龍為什么會滅絕。但是最早預測太陽系第10顆行星的不是美國人，而是中國旅法學者劉子華于1940年在巴黎用《易經》八卦原理推算出來的，并且計算出第10顆行星的密度為0.424（水＝1），軌道運行速度為1.689公里╱秒，對太陽平均距離為74億公里，以179年為周期繞太陽旋轉。他的《八卦宇宙論與現代天文》的論文使世界震驚。巴黎大學哲學系主任、論文審查委員會主席愛米爾卜勒耶說：“他費了許多考證和智慧顯示出現代科學與純直覺的知識構成的中國古代科學有深奧的吻合。”法國仆爾日天文臺臺長摩爾稱：“其博士論文為我們指出了中國古圣賢的宇宙科學，竟如此與最近四個世紀中若干代學者耗盡艱辛所得的結果相吻合。”

    物理學家卡普拉從許多方面比較了現代物理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以《易經》為核心的東方傳統思想的相似處。他認為：現代物理學與《易經》都把事物的變化看成自然界的本質，而由變化產生的結構及對稱性只是第二位的。《易經》具有通過變化產生的動態模式的觀念，可能與現代物理中的S矩陣理論最為接近，八卦圖同強子八重對稱性類似。他的論著問世后，對世界產生了極大影響。

    美籍華人楊振寧、李政道從《易經》的陰陽消長的原理中受到啟發，提出“原子能態二組的奇偶性雖是不滅的，但不是不變的，而且存在著盛衰消長的變化。”這一重大發現使他們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楊振寧博士說他之所以懷疑到德國舒氏的奇偶性不滅定律，與他在西南聯大時讀《易經》有關。美國地學家特奇根據八卦歸類、推理的系統結構，撰寫出專著《地球構造圖》。他把地球劃分為八塊，以此來論述地震和各種礦床分布。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田新亞認為，八卦可以比擬于元素的八族，它們彼此之間的內涵性質有多處是可以對應的符號。易卦排列能和組成物質的元素內在組織上的周期性適應。此外，尚有特具的顯示功能，是已有元素周期表所不能表達的。按《易經》原理推斷，化學元素決非現在的107種，應該更多，現在已被科學所證實。

   《易經》蘊涵著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廣泛的科學知識，其內容可以說包羅萬象。就數學而言，它蘊含了全部近代數學，它不僅包括二進位、十進位數學，而且還包括勾股定律、黃金分割律、排列組合、求極大極小率、概率、大衍求一術、二項式定律、余數定理等。物理學方面如宇稱不守恒定律、測不準原則、相對論、原子學說、電子理論、夸克理論等都可以從《易經》中找到聯系。被稱為現代化學之淵源的煉金術，是憑借《易經》的陰陽學說才得以發展。生理學中雙螺旋理論（即DNA缺氧核酸）的發現，是因DNA中的64種核酸數，與《易經》中的六十四卦數和卦爻結構相符合。當代最為人們所關注的生態學問題，其本質可以從《易經》中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聯系。

   《易經》的博大內涵，對現代語言學也發生了巨大影響。美國布法羅紐約洲立大學教授荷夫，運用《易經》八卦來分析英語中的單詞。他將每個單詞的形、聲、義用八卦中的爻來表示，相同者為陽“    ”，相異者為陰“－ －”，把所有的英語單詞歸于八種結合。聲、義，對于各國的語言文字研究開拓了一條新路，具有深遠的意義。

    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管理易”，把《易經》思想運用于管理科學，推進了管理科學的發展。國際易經研究會主席、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教授、美國遠東高級研究院院長成中英，吸取中國《易經》文化而提出管理新理論，即“C”理論，他說：“中國的易經有兩個作用：一為察微知變，就是透過細微的東西，作為判斷；一為變通入神，在變通當中，了解對方的心理。這些都是管理的軟件”。有人認為日本管理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就在于對中國文化的應用。日本在60年代研究《孫子兵法》，70年代研究《三國演義》，80年代研究《易經》。許多科學家認為，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趨勢正在由近代分析潮流為主的階段轉向以整體綜合潮流為主的階段，中國的《易經》中一些哲學范疇、思維模式，更加符合現代科學所揭示的宇宙圖景，特別是《易經》的天、地、人的自然界一體理論，獨特的象、數、理思維方法，是啟迪科學家解決當今世界重大難題的思想體系，對現代科學發展具有巨大的潛在作用。

    近幾十年來，歐洲、美洲、東南亞、日本等國的學者相繼成立了易經研究組織，并在大學設立了易學專業，研究范圍已由純理論走向應用科學的領域，涉及數、理、兵、醫、藝術等多種學科，出現了“人文易”、“科學易”、“管理易”、“藝術易”等學術門類。《易經》先后被譯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鮮文、俄文、荷蘭文等十多種文字。臺灣易經學會主辦的《易學月刊》發至世界各地。近幾年來，在武漢、北京、濟南、安陽等地多次舉辦國際性的《易經》學術討論會。安陽舉辦的《周易與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每年一屆，有美國、日本、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香港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百名學者參加交流。有關研究《易經》方面的成果和著述層出不窮，僅日本在近時期就出版了200多種。其中主要有1943年出版的武內義雄著《易與中庸》，1958年出版的諸橋轍次著《易經講話》（五卷本）。1958年后，先后出版了高田真治著《易經譯注》、《易的思想》，宋井宇三郞著《宋代易學研究》、鈴木由次郞著《漢易研究》、《易經譯注》、《易與人生》、《伏羲八卦方圓圖與萊布尼茲二進法算術》，戶田豐三郎著《易經注釋史綱》，赤冢忠著《易經釋注》，本田濟著《易譯注》、《易學－－它的形成與發展》等。

    朝鮮是最早接受《周易》的亞洲國家之一，李朝時期的易學家李滉（1501～1570）曾精心研究《周易》，他繼承朱子易學思想，經過改造、修正、闡發，使《周易》更適合朝鮮國情，為《周易》研究奠定了基礎。韓國（南朝鮮）把太極圖作為國旗圖案，已大大超越科學研究的范圍，足見其國家對《易經》的重視程度。

    據統計，從本世紀60年代以來，聞名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有14項，其中有多項與《易經》的理論有較密切的關系。這些項目是：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分形幾何理論，一元數學理論，物元分析理論，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質構造呂德斯線，地球經絡穴位結構理論，地震自然節律，自然同期可分度理論，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論等。如今，世界上許多學科的科學家都在從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領域、不同層次對《易經》進行研究和探索。

    安陽周易研究

    安陽是《周易》的發源地，得天獨厚的條件，為易學研究提供了方便。安陽易學研究歷史悠久，代代相傳，能人輩出，出現了一些在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易學名家和易學著作。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曾于湯陰的西河與魏文侯討論易學，鬼谷子曾在這里演練兵法。西漢時期，易學研究出現了極盛時期。據《滑縣志》載，“京氏”易學的開創者京房就出生這里。

    京房（前77～前37），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為京氏。學易于焦延壽，以通變說易，好講災異。元帝初元四年，以教廉為郎，后立為博士。屢次上疏，以災異推論時政得失。因劾秦中書令石顯等專權，出為魏郡太守，治郡有政績。不久，石顯誣陷京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朝政，歸惡皇上，斬于街市。京房是西漢著名的易學家，他把《周易》看作是占算吉兇的典籍，從而創造了許多占算的體例，以講占候之術而聞名。在占算體例的解釋中，進一步發揮了孟喜的卦氣說，并吸收了當時的陰陽五行說，對易學的發展影響較大。京房易學的主要成就是：（1）八宮卦說，包括世應說和飛伏說。即將八經卦的重卦稱為八宮，按乾、震、坎、艮、坤、巽、離、兌順序排列，把六十四卦分別納入八宮。（2）納甲說。用八宮卦配以十天干，各爻分別配以十二地支，甲為十天干之首，故稱之為“納甲”；配以十二地支，亦稱之為“納支”。（3）五行說。以五行學說解釋卦爻象和卦爻辭的吉兇。此說包括五星配卦說，五行爻位說，五行生克說，八卦休王說等。以五行說解《周易》，始于京房。（4）卦氣說。有與孟喜卦氣說相同的地方，比如以坎卦主冬至，離卦主夏至，每卦六爻各配6個月份，表示氣候的變化。也有與孟喜卦氣說不同的地方，比如將坎離震巽四正卦納入一年的日數之中。孟喜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之日數，而京房則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一年之日數。跟孟喜之卦氣說相比，他于四正卦以外，又增加了巽艮兩卦，主管二十四節氣。卦氣說以講災異、災變為其特征之一。（5）陰陽二氣說。以陰陽二氣的變易，解釋卦爻象的變易，以此說明“易”就是陰陽二氣的升降變易而永無休止。京氏易學，不僅講占法，而且通過對占法的解釋，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用來解釋自然和社會，形成漢代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著作有《京氏易傳》三卷，其他皆已失傳。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易京氏章句》，黃奭《漢學堂叢書》、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等書中也有輯錄。

    三國后期，曹操都鄴，鄴下文人中多有研易人士。

    唐宋時期，研究《周易》者，既有本籍人士，也有客籍人士。本籍人士中以崔良佐和邵雍為代表。

    崔良佐，唐代滑州靈昌人。歷任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主簿之職。后因母喪，遂不仕，隱居共北白鹿山。著有《尚書演范》、《周易忘象》等書，撰寫《渾天》等數十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