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第一高峰，是漢民族、漢文化正式形成、并成熟發(fā)展的穩(wěn)固基石，也是中華姓氏承上啟下、發(fā)展定型的歷史時期。

 

    中華姓氏源于上古、延續(xù)至當代。在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中華姓氏發(fā)展演變、延續(xù)傳承，形成了一個內涵豐富，體例完備，超越歷史時空，跨越地域界限，包容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體系。并以其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世代傳承的連續(xù)性、兼容并包的統(tǒng)一性，博大精深的系統(tǒng)性，縱貫了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就是不同姓氏的宗族群體，在各個歷史時期繁衍生息、播遷交融、興衰更替的總匯。因而中華姓氏成為傳承文明，解讀歷史，剖析社會的獨特視角和微觀窗口。由中華劉氏創(chuàng)建的大漢王朝，正是中華姓氏發(fā)展史上承上啟下、凝煉升華、成熟定型、并沿用至今的關鍵時期。

 

    劉漢王朝對中華姓氏形成和發(fā)展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現了由“姓氏雙軌”到“姓氏合一”的歷史性轉變，形成當今中華姓氏的基本模式。

 

   “姓氏雙軌”是指先秦時期姓、氏并存，內涵各異，功用不同，界定明確，不得混用的古代姓氏體系；“姓氏合一”則是自西漢以來，姓氏合一，姓氏不分，功用相通，姓氏混用的新型姓氏體系。這是中華姓氏一個重要的發(fā)展演變過程，是古、今姓氏的重大區(qū)別，是中華姓氏體系成熟、定型，并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標志。

 

    先秦時期，“姓”、“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婦人稱姓，男子稱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別婚姻，氏明貴賤”。姓是氏的源頭，氏是姓的分支。姓是血緣傳承的譜系，氏是社會地位的標志。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周時的封建宗法制度，由姬姓周天子封邦建國、“胙土命氏”的大小諸侯達數十個之多，而這些大小諸侯以國、以邑為氏，形成了姬姓分支的新的氏族。

 

    及至春秋戰(zhàn)國之際，諸侯兼并，長期戰(zhàn)亂，“禮樂崩毀，社會失序”，“姓氏雙軌”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日益崩潰。首先是周天子權威下降，不再具備“胙土命氏”的實力，諸侯僭越稱位，自立王侯者時有所聞，亡國失氏者屢見不鮮。特別是秦末大起義中，一些社會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市井小民，乘勢而起，使植根于封建宗法的“命氏”制度受到毀滅性打擊。如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就發(fā)出了“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呼聲。一批平民百姓，甚至刑奴屠夫涌入了農民起義軍的行列，成為推翻暴秦統(tǒng)治、建立西漢王朝的主力和元勛。如漢高祖劉邦原為泗水亭亭長，漢丞相蕭何為沛縣小吏，梁王彭越原為漁戶，舞陽侯樊噲乃殺狗屠夫，統(tǒng)軍大將淮陰侯韓信則是流浪街頭、乞食于漂母的市井小民，淮南王英布原為被黥刑、刺面的刑奴。這些推翻暴秦、創(chuàng)建漢朝的新貴，均出身寒微，沒有顯貴的家世，自然而然擯棄了原先那種標志社會身份地位、以“氏明貴賤”的姓氏制度，對原有的貴族世家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掃除。據史書記載，西漢初年，為消滅各地豪強勢力，抑制六國舊族試圖復國的苗頭，先后將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后裔和豪門大族十多萬人，強行遷徙到關中諸陵。如齊國公族田氏，因族大人多、遷徙時即按照其居住的宅第，分為八門、八氏，田登為第一氏，田祭為第二氏，田癸為第三氏，田英為第八氏。堂堂一國王族，國破家亡后，不僅淪為庶人、罪民，其姓氏也遭到踐踏，由國姓公族改為毫無意義的序號作為姓氏。

 

    漢代對姓氏制度有重大影響的另一措施，就是實行“編戶齊民”，對每家每戶進行人口登記，標明居處、姓氏，便于征納賦稅，進行管理。這樣，就使全國百姓，家家戶戶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是中華姓氏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大措施。

 

    鑒于漢代姓氏制度的重大變革，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首次使用了“姓氏合一”的記述方法。在《史記·本紀》中，于秦始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曰：“姓劉氏”。所以清代大學者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說：“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明確點出了“姓氏合一”始于西漢這一重要的歷史史實。清代另一學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yǎng)新錄·姓氏篇》中也說：“戰(zhàn)國紛爭，氏族之學久廢不講。秦滅六雄，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議貴之律，匹夫編戶，知有氏而不知有姓久矣。漢高祖起于布衣，……亦不言何姓，以氏為姓”。因而自漢代以后，姓氏合一，“遂為一代之制。”

 

    “姓氏合一”，是中華姓氏史上一個重要轉折，是姓氏史上的一大飛躍。其意義在于：

 

     一是姓與氏二者可以通稱共用，姓即氏，氏即姓，姓氏已失去文化內涵和功用上的區(qū)別，使先秦時數量龐大、來源多端的“氏”融入了姓的范疇，極大地豐富了中華姓氏。二是每一個宗族、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子孫孫世代相承，不必像先秦那樣變來變去，使中華姓氏具備了世代傳承的持續(xù)性和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三是取消了姓氏專屬貴族階層的特權，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姓氏，不再像先秦那樣，貴族有姓有氏，平民有名無氏。使姓氏成為社會個體與生俱來的第一標志，日常生活和社會場合通用的信息符號。極大地拓展了姓氏的使用功能和實用范圍。四是“姓氏合一”有利中華姓氏的延續(xù)傳承，正常發(fā)展，故而留傳至今，永葆青春。中華姓氏至此形成了完整文化體系。劉漢王朝為我們留下的這份珍貴遺產，既是漢文化的珍品，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二、拓展了中華姓氏的領域，豐富了姓氏文化內涵。

 

    縱觀中華姓氏起源、發(fā)展、演變、形成的歷史軌跡，可以看出中華姓氏具有姓源廣博，包羅萬象，持續(xù)傳承，縱貫古今，多元一體，兼容并包，分類科學，自成體系等鮮明特色，是一個系統(tǒng)完整的人文科學體系。而劉漢王朝正是這一學科體系的奠基時期。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自古至今，究竟有多少姓氏，尚無確切統(tǒng)計。據明代學者顧炎武統(tǒng)計，上古三皇五帝時只有22個姓氏，加上五帝以外的其它姓氏大約50個左右，漢代史游所著《姓氏急就篇》僅列130個姓氏。經漢魏六朝八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唐代林寶撰修《元和姓纂》時，收錄姓氏達到1232個，宋代鄭樵《通志·氏族略》著錄姓氏為2255個。今人杜若甫、袁義達編著的《中華姓氏大辭典》收錄的古今姓氏達到11996個，是我們常用漢字的三倍之多。由此可見中華姓氏是一個不斷豐富、發(fā)展的文化體系。

 

    在上述眾多的古今姓氏中，那些來源于兩漢時期，已無法統(tǒng)計，但劉漢王朝確實在拓展中華姓源的譜系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1、開創(chuàng)了因功賜姓，賞賜國姓的歷史先河。

 

    先秦時期，“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是姓氏產生的主要渠道，受封的國君、卿大夫往往以所賜封國、食邑立族命氏，形成新的姓氏。但因功賜姓，并賜以皇室國姓，則始于漢代。據《史記》、《漢書》等史書所載，漢高祖劉邦即位之后，因項伯在鴻門宴上護駕有功，遂賜以國姓，為劉氏；婁敬也因進獻奪取關中、先定三秦之策，被漢高祖賜以國姓劉氏。此風一開，后代歷朝帝王紛紛仿效。如李唐王朝先后就賜予十六位有功大臣、十個歸附的少數民族、部族為國姓李氏。朱明王朝為褒獎鄭成功的豐功偉績，賜以大明國姓(朱姓)，因而鄭成功有“國姓爺”之稱。賞賜國姓，固然是酬勞功臣，籠絡附屬的政治策略，但相沿成習，成為中華姓氏的一個文化內涵。

 

    2、推行了嚴格的避諱制度，開創(chuàng)了避諱改姓的風氣。 

 

    避諱改姓發(fā)端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但形成制度則在兩漢時期，如“邦”氏本是孔子弟子邦選的后代，但在西漢初期，因漢高祖名劉邦，“邦氏”被迫改為“國氏”。又因漢惠帝名劉盈，盈氏、贏氏被改作“滿氏”。 

 

    東漢初年有高士莊子陵與漢光武帝劉秀為布衣之交，及至劉秀稱帝，傳位于漢明帝時，因明帝名莊，莊氏遂避諱改為嚴氏(莊、嚴為近義詞)。此外，如漢文帝名啟，啟氏即改為開氏，漢武帝名徹，徹氏改為通氏，漢宣帝名詢，荀氏改為孫氏，…… 

 

    避諱改姓，顯示了皇家的尊嚴，此后歷代王朝也紛紛仿效，如敬氏改為恭氏或茍氏、文氏，賀氏改為慶氏……等等，不僅為中華姓氏增加了新的姓源譜系，也為我們學習和研究中華姓氏增添了一份情趣。

 

    3、創(chuàng)立了“胡姓漢化”的楷模，奠定了中華姓氏“多元一體化”的格局。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家庭，中華姓氏是一種“多元一體化”的文化體系。“胡姓漢化”，民族交融，是中華姓氏的一大特色，也是姓氏發(fā)展、壯大的歷史潮流。兩漢王朝正是漢族、漢姓形成的歷史時期，是“胡、漢”稱謂的淵源所自，也是“胡姓漢化”的發(fā)端，因而“胡姓漢化”成為歷代民族交融、姓氏一體化的總稱。顯示了大漢王朝的赫赫威儀，也體現了少數民族對漢文化的仰慕之情。

 

   兩漢時期，為了平息外患，休養(yǎng)國力，奉行了和親政策，多次下嫁王室公主予匈奴單于，因而不少匈奴后裔依照“從母為姓”的習俗，改姓劉氏。如劉氏二十五望中的東郡劉氏、雕陰劉氏、河南劉氏，多系匈奴后裔。“五胡亂華”時的劉淵、劉聰，也是匈奴后裔。在漢初四大姓氏“金、張、許、史”中的金氏始祖金日磾，也是匈奴屠休王的后代，入使?jié)h室，留居京城后，因謹慎從事，忠于職守，深得漢武帝喜愛，便依據匈奴人有祭祀金人的習俗，賜姓金氏。其子孫后代繁榮昌盛，連續(xù)七世，位居高官，成為西漢初期四大姓氏之首，以致西晉文學家左思在其著名的《詠史》詩中，發(fā)出了“金張籍舊習，七葉珥漢貂”的感嘆。

 

    由劉漢王朝開創(chuàng)的“胡姓漢化”的先例，不僅是中華姓氏發(fā)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族交融的典范，對兩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朝歷代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北魏孝文帝實行改革時，首先從胡姓漢化入手，從鮮卑皇室拓跋氏開始，實行漢化，改姓元氏，其次王公貴族、文武百官，共計144個鮮卑姓氏全部改為漢姓。其后李唐王朝、朱明王朝乃至于清末民初都有不少“胡姓漢化”的例證。在當今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中，就有四十多個民族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漢族姓氏。“胡姓漢化”已成為傳統(tǒng)文化中“多元一體化”的鮮明特色，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生命力最旺、感召力最大、普及面最廣、凝聚力最強的人文情結，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橋梁紐帶，是各族人民認同中華文明的基石。

 

    三、創(chuàng)立了姓氏研究的多個學科，奠定了中華姓氏學的學科體系。

 

    姓氏學是專門研究姓氏起源、發(fā)展、類別、演變及其文化內涵和社會功能的傳統(tǒng)學科，也是與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人口學、倫理學、譜牒學多種學科相互交叉的綜合學科。由于它是關乎到血緣傳承、宗法繼嗣的頭等大事，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先秦時期，歷朝歷代，諸侯各國，都有“奠世系、掌譜系”的專職機構，世家大族、庶民百姓也十分注重“別婚姻、明繼嗣”的宗法禮儀，因而姓氏文化的積淀非常豐厚。兩漢時期對這一豐厚的歷史遺產進行了認真總結，形成了一個學人眾多，著述頗豐的文化現象，開創(chuàng)了姓氏學中的“族系類”、“地望類”、“考源類”、“考辨類”、“通俗類”及姓氏分類學多個門類，奠定了中華姓氏學的學科體系。

 

   1、開創(chuàng)了姓氏學中“族系類”的編纂體系。

 

   其中問世最早，影響最大的是《世本》一書。《世本》是中國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統(tǒng)性的姓氏譜牒學著作。關于《世本》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為戰(zhàn)國時期，史官所作，托名為左丘明所撰。一說成書于西漢初年。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正史篇》中說：“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系，終于秦末，號曰‘世本’”。因當時《世本》原書尚存，劉知幾為著名史學家，可能得見原書全貌，該書中所記姓氏“終于秦末”，其成書年代當在西漢初年。

 

   《世本》一書記述了上起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戰(zhàn)國，迄于秦末的歷代帝王諸侯、卿大夫的姓氏、族系的起源，世系傳承，分支衍派，遷居本末，生前創(chuàng)制，死后名號，以及其它事跡，集各家、各代分散的世系于一書，是我國古代王侯顯貴家族世系、姓氏譜牒的總結性著作。太史公司馬遷纂修《史記》時，就曾大量地引用了《世本》一書的文獻資料。因此，《世本》一書既是我國先秦史的文獻寶庫，也是漢代以來從事姓氏譜牒學研究所必備的開山之作，在我國姓氏譜牒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奠基作用和示范作用，是姓氏學中“族系類”的典型代表。

 

    2、開啟了“姓標郡望”的歷史先河，創(chuàng)立了“以地望論氏”的學術體系。

 

   “郡望”一詞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內涵和專用名詞，是州郡名門望族的習慣稱謂，它是先秦“胙土命氏”、“氏明貴賤”的傳承演變，也是漢魏以來區(qū)分姓氏等級、門第高低的重要標志。我國的郡縣制度發(fā)端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漢承秦制，以州郡作為行政建制。中華姓氏中的州郡地望多冠以秦漢地名，蓋源于此。

 

    先是劉漢皇室為顯示其姓氏血統(tǒng)高貴，自稱為帝堯后裔，定劉氏為“國姓”，高居諸姓之上。繼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于州郡各地，世襲王、侯爵位，據《漢書》所載，西漢時期先后所封同姓諸王63位，同姓諸侯407位。為區(qū)分庶嫡，識別親疏，早在漢高祖七年(前200年)，便“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對龐大的皇室宗支登錄管理。這些王侯、貴胄，世襲蔭封，久居封國，各冠以郡、國地望。如沛郡劉氏、彭城劉氏、梁郡劉氏、長沙劉氏、中山劉氏……形成劉氏“二十五望”。

 

    東漢時，“以地論氏”、“姓標郡望”的風氣更加盛行。如漢明帝永平年間，樊、郭、陰、馬四大外戚相繼專權，“南陽樊氏”、  “中山郭氏”、“新野陰氏”、“扶風馬氏”被稱為“永平四姓”。太尉楊震、司徒袁安等名公巨卿，也以“四世三公”的顯赫門第，被稱為“弘農楊氏”、“汝南袁氏”……漢獻帝元康元年(220年，即魏王曹丕代漢的同年)，頒布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國家政令的形式，將門第閥閱、姓氏郡望作為選用官吏、婚姻嫁娶的首要條件，形成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門閥士族制度。世家大族的子孫后裔即使遷居它鄉(xiāng)異地或朝代更迭，也仍以其原籍所在或發(fā)祥地的“郡望”作為標志，自詡門第，相互標榜。

 

    隋唐以后，雖然廢除了州郡建置，實行開科取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權，但以州郡地望區(qū)分姓氏等級和門第高下的風氣仍根深蒂固，以“地望論氏”的姓氏學著述也應運而生，形成一大學術體系。如晉代賈氏的《百家譜》、《魏書·官氏志》、南梁劉孝標的《世說新語》、唐代的《氏族志》、《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乃至于宋、明兩代的《百家姓》讀本，多以姓氏郡望進行編排，成為中華姓氏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和傳承體系，也是當今海內外炎黃子孫尋根問祖，聯(lián)宗續(xù)譜的重要依據。

 

    3、出現了一批考辨姓氏源流及姓氏分類的學術專著。

 

    東漢以后，隨著門閥制度的形成，一批世家大族應運而生，操縱了當時的社會政局。為適應這一社會需求，由班固等編撰的《白虎通義》、王符撰寫的《潛夫論·志氏姓》、應劭編撰的《風俗通·姓氏篇》等姓氏學專著應運而生，記述了門閥世族的血緣譜系，考辨其源流支派，收錄了當時流行的數百個姓氏，并依據其得姓受氏的來源，將其分為九大類型：

 

    氏于號、氏于爵、氏于居、氏于謚、氏于官、氏于國、氏于事、氏于序、氏于職。宋代鄭樵的《通志·氏族略》即在此基礎上又細劃為三十二個門類。 

 

    這是我國首次對姓氏進行的科學分類，標志著中國的姓氏研究已進入了專業(yè)的學術階段，也標志著中華姓氏文化體系在兩漢時期已初步形成“族系類”、“考源類”、“地望類”、“考辨類”、“通俗類”及姓氏分類學等學科，奠定了中華姓氏學的學科體系。

 

    4、首次運用統(tǒng)計學原理載錄當朝姓氏，開創(chuàng)了“通俗類”姓氏學的先例。

 

    為適應社會各界對姓氏文化的需求，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又編寫了姓氏《急就篇》。全書共三十二章，以“三言詩”的形式將漢代的130個姓氏予以編排：“宋延年、鄭子方、衛(wèi)益壽、史步昌……”，堪稱中國第一部姓名“三字經”，對宋代《百家姓》有很大影響，是姓氏學中“通俗類”的開山之作。 

 

    以上所述，僅是中華姓氏在兩漢時期發(fā)展、演變、成熟、定型的幾個側面，但也足以看出，兩漢時期在中華姓氏發(fā)展史上的重大作用和深遠影響，也體現了姓氏文化從漢文化中吸取營養(yǎng)、成熟發(fā)展的依存關系。漢文化培育了姓氏文化，姓氏文化豐富了兩漢文化，劉漢王朝既是漢民族、漢文化正式形成，并成熟發(fā)展的歷史時期，也是中華姓氏文化發(fā)展、定型的重要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