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和畫畫行為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書畫藝術和書畫家的出現，只有當寫字畫畫行為由自發階段到自覺階段，對美有了主觀的追求后才產生書畫藝術和書畫家，同時也產生了書畫美的樸素標準，進而出現書畫鑒藏活動，有了書畫鑒藏活動才會產生書畫交易和市場，有了對同時期書畫家作品的鑒藏和市場交易后才會出現職業書畫家。

　　書法發展到漢代已有藝術自覺的萌芽，東漢是隸書發展的鼎盛時期，千碑千面，出現了很多被后世奉為經典的書作。章草也受到書寫者的追捧，東漢趙壹的《非草書》中就很好地描述了當時人們學習草書的狂熱狀態。同時期也出現了為社會認可的書法家，如杜度、崔瑗、張芝、蔡邕等，還有第一篇書法理論文章《草書勢》的出現。此時期并沒有出現書法收藏，也就沒有書法交易，更談不上書法市場了。到魏晉時期，由于出現了人的自覺而產生了藝術的自覺。另外字體的演變業已完成，至此中國書法中篆、隸、楷、行、草都發展完備，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尤其是書圣王羲之的行、草書風貌更是為后世書法樹立了典范，影響至遠。

　　據文獻記載，東晉王羲之時代已有書法作偽牟利現象，而此風大盛卻應自劉宋始。宋明帝泰始六年虞龢《論書表》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偽混雜。”宋文帝時新渝惠侯劉義宗“愛重”羲之書，“懸金招買，不計貴賤”，孝武帝劉駿“纂集佳書”，從虞龢《表》中可知，所集乃前世名跡，不限于二王。

　　有了收藏需求便有了書法市場，市場需求大，名家書作供求矛盾突出，所以就出現偽作。六朝時期皇家貴族為代表的士族階層好古、好名以及當時書法盛行，好書者眾而學書法帖時有短缺，所以貴族收集前人書法名跡也形成風氣。這時期收藏者收藏對象主要是以前代名家書法作品。市場的出現并沒有導致產生以賣字為生的職業書法家，而善書者都是當時貴族自我對書寫美和文字美的追求，是在從政或從文之余的“游戲”，更沒有文學的地位高。此時的書法行為也是建立在文字記錄、文化傳播等實用功能基礎之上，但是有了藝術的自覺和意識。

　　而繪畫的地位則在卷軸畫出現之前，特別是士大夫階層親自參與創作之前，繪畫者的地位十分低下，也就是“百工”之一的匠人，繪畫的用途也就是用于記錄、裝飾、宣教，比如壁畫，漆畫、器物裝飾，宮殿裝飾，繪畫所使用的材料也有異于后世的絹素、宣紙，繪畫技巧也較低，更不會體現筆墨情趣。此時期繪畫的實用性是主要的，到了魏晉六朝時卷軸畫的出現，有文化的貴族參與到繪畫中來，出現了以宣教功能為主，兼顧到文化性和審美性的卷軸書畫作品，繪畫材料主要是貴重的絹。到此時繪畫才發展到藝術自覺時期，比書法藝術自覺時期出現的要晚。

　　比如東晉顧愷之出身高門士族，多才藝，工詩詞文賦，尤精繪畫。顧愷之在繪畫理論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晉勝流畫贊》、《論畫》、《畫云臺山記》三篇畫論。顧氏傳世摹本畫作如《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主要是出于封建禮教宣傳，作為文字宣教作用的圖像補充，并且圖畫中還節錄原文獻文字。而《洛神賦圖》則是為文學作品而創作，繪畫作品中融入了文學元素。而梁元帝蕭繹傳世摹本《職貢圖》則是以人物繪畫的形式記錄下到中原進貢的各國使臣。身后楷書榜題，疏注國名及山川道路、風土人情、與梁朝的關系、納貢物品等。職貢圖對不同人物的描繪，必須要求繪畫者對繪畫造型能力和寫實能力有一定的水平。此圖以圖像記錄、保存文獻以達到政治宣傳作用，以補文字記錄和傳播之不足。

　　此時的繪畫作品鑒藏情況鮮見文獻記載，并且此時期繪畫在藝術地位和參與人數上要遠遠少于書法藝術。此時期卷軸畫的鑒藏也應該和法書作品鑒藏差不多，主要集中在皇家貴族和士大夫之間。總的來說當時書畫市場非常小，收藏群體也非常窄，書畫作品的易手主要是上層社會以交換、饋贈、進貢、賞賜、查抄、戰爭掠奪等形式為主，以金錢交易為特征的市場行為作為補充。

　　到了隋唐時期，公私書畫收藏蔚為大觀，以御府收藏為主，私家以王公大臣收藏為輔。隋煬帝在東都洛陽觀文殿后的東面建“妙楷臺”，庋藏法書，西面建“寶跡臺”收儲名畫。書法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唐太宗時期詔京官弟子“有性愛學書者，聽于(弘文)館內學書....。。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接著國子監恢復書學，設置書學博士教授書法。唐太宗推崇二王書法，廣為收羅。唐代公私書畫收藏興盛，書畫作偽日趨普遍，名畫作偽始作俑者是武后朝張易之，以臨摹偽作換出內府收藏前代名畫真跡。書法作偽有太宗時文林館待詔李懷琳“善為偽跡”。

　　書畫市場此時也得到長足發展，出現專門出售書畫的市場和書畫商人。杜甫詩曰：“憶昔咸陽都市會，山水之圖張賣時”。唐宣宗時張彥遠在討論名畫價格時指出：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子畫，屏風一扇價值兩萬金，其次者亦一萬五千金。記錄了唐以前畫家及唐初畫家作品價格，沒有列舉同時期畫家價格。可見隋唐時期書畫市場交易主要是前代名家或是本朝已故名家書畫作品。

　　書法家和畫家身份基本都是士大夫，且都是兼職書畫家，如大書法家虞世南、歐陽詢都是以學識著稱而同為弘文館學士，身居高位，閻立本官右相，韓滉官節度使封晉國公，李思訓、李昭道父子為唐宗室。《歷代名畫記》中記載，閻立本位居高位，善丹青，皇帝常召他作畫，使他感到受辱，遂言：“吾少好讀書屬詞，今獨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由此可見當時畫家社會地位并不高，連畫家本人也覺得繪畫旁門左道，學問詞章的地位遠比繪畫地位高。

　　市場上并沒有出現職業書畫家，更沒有當時書畫家出售自己書畫作品的現象。而有一些以書畫見長的職業書手、畫工，則是為皇家、官府或貴族服務的，地位很低，沒有創作自由，以服務對象的好惡為標準。這些宮廷畫師們有的有一定品級，大多沒有品級，拿著微薄的俸祿為統治階級服務，其中傳名畫史的并不多，如張萱為開元間史館畫直，韓干、尉遲乙僧也是以畫名供奉內廷，為宮廷畫師中少數彪炳畫史的大家。

　　這一狀況在五代兩宋時得到改觀，官方設有畫院，西蜀孟昶明德二年在宮廷機構翰林院下設“翰林圖畫院”，此乃中國繪畫史上正式設宮廷畫院之始。南唐、兩宋延續其制設翰林圖畫院，培養宮廷需要的繪畫人才，可見官方對繪畫的重視。至宋徽宗時最為繁盛，畫家進入畫院需經人舉薦或經考試考核，并設立“畫學”，在畫院中培養畫學生，以宮中收藏歷代名作為學習對象，并且宋徽宗本人親自參與書畫創作。此時畫家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得到空前提高。兩宋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繪畫發展的高峰。宋時文人士大夫參與繪畫，與宮廷畫院畫家工細華麗的風格不同，追求筆墨情趣，以文同、蘇軾、米芾為代表。皇家貴族喜好丹青者以宋徽宗、趙伯駒、趙伯骕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