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先生邊騎邊講，記者邊看邊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披荊上高，斬棘下低，看瓷窯遺址，觀窯洞古房，如此這般，總算初步明白了一些東西——其實還是搞不清山谷里的東西南北。

　　寺河、西河（河西、河東兩條溝合流后稱西河）、東河3條河溝約略自西向東，匯入約略自北而南的甕澗河（焦先生說：你千萬別把東西南北當回事兒，這只是我們村里的叫法）；在4條河5條溝中，寺河、西河（河西、河東）、甕澗河皆有古窯遺址與瓷片堆積，東河無窯無瓷，只有煤炭；其中寺河之北坐落著圓融寺，當陽峪村在河西、河東與河東、東河夾峙的山丘上。而寺河、西河、東河夾峙的丘岡，寬在200~400米之間——這約略就是當陽峪瓷窯遺址的架構。

　　卡爾貝爾先生所稱的“瓷谷”，當是“河東”；他的“瓷谷”，只是揭開了當陽峪窯的冰山一角。

　　拋卻“瓷谷”

　　“現在的當陽峪村，不是從前的當陽峪村。”當陽峪村黨支部副書記郭玉良說，“過去，河西、河東、寺河3條溝里都是當陽峪村村民，住的都是窯洞，下了雨河水一漲，就往窯洞里灌水，直接威脅著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1984年新農村建設，才搬到了河西、河東、東河夾峙的山岡上，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當陽峪村。”

　　“村民從窯洞里出來了，盜賊進去了，他們租窯洞，挖古窯——

　　窯洞兩旁，都是古窯，他們在窯洞里，都把活干了。”焦作市文物考古隊前隊長楊貴金先生說，“有的盜賊剛起步，沒錢租窯洞，就在夜間干——2000多名村民頓然搬離3條偌大的‘瓷谷’，‘瓷谷’失去往日的熱鬧，死一般的沉寂，那盜賊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了？！”

　　1990年前后的這次盜掘，對當陽峪窯是一次致命的毀滅。

　　“好在在此之際，焦作興起了一批熱愛當陽峪窯的收藏家。”楊貴金先生說，“以我目前了解的情況，此次盜掘出來的東西，包括好的瓷片，現在大都還在焦作。收藏者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會出手自己手里的東西。好的東西，也大多留在了焦作。”

　　出現這一“景象”，當然與中國經濟崛起密切相關，甚至盜掘與收藏，也是互為因果的。

　　1951年，陳萬里先生曾經感嘆：“可是到今天，要想見到幾件真實的物品，極不容易，因為有好些寶貴的材料，都被帝國主義者盜去了。”——其實帝國主義者盜去，與中國當時的境況，何嘗不是互為因果。

　　司瓦洛、卡爾貝爾“盜去”的，也許不乏精品；但在偌大的當陽峪窯遺址面前，他們“盜去”的不過是九牛一毛。

　　“一毛”撬動了整個西方世界乃至日本對當陽峪窯的研究，乃至某些收藏家的狼子野心；當然，也撬動起北京、上海等地古玩界對當陽峪窯的覬覦——很多人其意甚至不在收藏，而在把東西倒到國外。

　　1934年的中國，內憂外患俱在；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京津失陷，中原失陷……

　　談起刨古瓷的事兒，當陽峪村村民王有州先生說：

　　我家居住在當陽峪村，世代為農，1943年，我4歲，天災人禍大荒年，家里十幾口人都給餓死了，就剩下伯父、父親、哥哥與我，逃荒要飯度日如年。伯父、父親講，村里人迫于生計，到地里挖古瓷、瓷片賣。聽說有人賣過一個透花瓷瓶（絞胎瓷瓶），三十大洋；人家轉賣到北京，聽說就五十大洋了。據說村里的韓清和在家里刨出了透花瓷碗，兩個好的、一個爛的，賣到上海，好的每個二十大洋，爛的那個還賣了十個大洋。

　　都說為挖古瓷，1949年前，當陽峪的土地就被翻了個底朝天——只要能讓百姓活命，就是翻它1000個底朝天，有何不可？！

　　其實，地里的東西也不是誰想刨就能刨出來的——不然，王老先生家也不會餓死十幾口人了。

　　大地厚愛著當陽峪窯，1949年后還在不斷發現精品瓷器，王先生說：

　　有個小孩兒在地里干活時，就刨出個透花瓷碗，焦作市博物館收走了，獎給他10元錢。1973年前后，在村小學（校舍就是圓融寺），一個小學生鏟地，鏟出個罐，罐里兩只白碗，還有小哨等小玩意兒。碗白得透明，跟玻璃似的，倒進水，從外邊能看到水位；對著太陽看，里外透亮，真是好東西。當時老師孟戰給收起來了，后來聽當時的村黨支部書記講，省里來人，給拿走了。

　　兩件事，都發生在小孩兒身上。

　　也許孩子還沒有學會欺天騙地……□首席記者于茂世文圖【原標題：“不似官窯，勝似官窯——當陽峪窯”系列之二　千劫千問當陽峪】